心灵纯洁的人是有福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7-05-22 11: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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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磊

一个难忘的家

余生也晚,无缘见萧乾先生一面。但也不算太晚,还有机会结识文洁若——这位像萧乾一样成就巨大、极富人格魅力、了不起的女先生。

2017年4月10日,在北京百花盛开的季节里,我叩开了文洁若的家门,走进了这位我特别喜欢与敬佩的女先生的家。

90岁的文洁若还住在木樨地这套老房子里。从1983年搬过来,她和萧乾先生在这儿共同生活了16年。1999年,萧乾先生去世后,她一个人又在这儿住到现在,算起来已经34年了。

他们家可能是这个楼中唯一没有装防盗门的一户人家,她的家也是我见过的最凌乱的一个家:报纸、书籍、手稿、来不及扔的饮料瓶子、快递盒子,在几个屋子里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客厅的一张老旧木桌上,报纸、杂志和书籍更是堆得满满乱乱的。老太太说她每天就在这张桌上写东西,翻译文稿,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下笔的。“家里这么乱,怎么不清理一下啊?”我怕老人听不见,大声问道。“不用清理,不清理我的东西都找得到,一清理反而找不到了。家嘛,不脏就行了,没有味儿就行了。”老太太一边清理书桌旁的一张折叠椅给我坐,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我。语速极快,声音没有一丝苍老,仍然少女般清脆、甜润。

一个特别的人

“我什么都一个人干,身体也没问题,除了体检,好几年没上过医院了。”老太太指着刚刚清理出来的椅子给我坐,笑着对我说。

我打量着眼前这位老太太,比陈复礼先生拍摄的她和巴金、萧乾在一起的照片里的要娇小许多。可能陈先生当时是仰拍的,巴金和萧乾都坐着,她则站在两个老头儿中间,因而显得高大。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我读她写的作品,或者是别人写她的文章,因为心生敬佩而把她想象得高大了。

老太太已经整整90岁了,但好像一点也不衰老,一点也不落伍。眼不花,耳不聋,头脑灵光,只有额顶几根头发白了,说话极快,而且每天还要翻译上千字的文稿。她穿一件浅咖啡色的羊毛衫,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鼻梁上架着一副轻巧的圆框眼镜,小碎步走得挺利索。只是背有一些驼,告诉我,她确乎是一位老人了。

“您的脸色、皮肤真好啊,看上去也就六七十岁嘛。”我称赞老太太。

“我母亲很少说我好话,但是她夸我说‘小老五(文洁若排行老五),皮肤好。’”文老似乎很得意,学着她母亲的腔调,用贵州话笑着说。

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

听别人说,文洁若爱给人送书,一到她家,第一件事必是赠书。今天一见,果然如此。

“你给我带来了李老的书,我也要把我的书送给你和李老。”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走到里屋,拿出来一套精装的《尤利西斯》,那是她和萧乾合译的世界名着。

文洁若常常说,和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她虽毕业于清华英文系,但工作将近40年,除了之前给萧乾与他人合译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做过校订外,还没有正式翻译过英文作品。

1990年,译林出版社要出《尤利西斯》中文版,社长李景端登门拜访了诸多翻译名家,竟都无人敢接。钱锺书甚至说:“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

找到萧家,同样八十岁的萧乾也想打退堂鼓,尽管他在英国时曾啃过好几遍《尤利西斯》原版。反倒是63岁的文洁若跃跃欲试,带着一种“自我满足”式的心理说:“我在日文组、俄文组都待过,英文却一天也没用过,我觉得我们应该翻译。”

萧乾一开始只肯校订,等看到文洁若翻译的几章初稿还过得去,才同意“合译”。文洁若说,那时候两个人劲头十足,全力以赴,一天能翻译十几个小时,还有分工——“我管‘信’,他管‘达、雅’”。

四年后,这部巨着被译林出版社隆重推出,旋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

这个故事成了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

一次长长的题签

“李老现在身体怎么样?”“李老马上就过101岁生日了,他身体很好,昨天我还陪他去游泳呢,老头儿下水游了300米。”

“是吗?太棒了!请你转告李老,我很佩服他,他了不起。”

文洁若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写完了给李锐的赠书,盖过她和萧乾的印章,又给我写,仍然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的。

“你夫人叫什么名字,我也写上。”老太太问我。

我看老太太写字很慢,不忍心让她多费时间,就说:“就写我的名字就行了,我爱人的就不用写了。”

老太太放下笔,盯着我说:“怎么了,不尊重女性?”

我赶紧向老太太解释,并且在纸上写下我太太的名字。

“哎,这就对了嘛!”老太太又埋下头,在凌乱的桌上继续为我题签。

签完了《尤利西斯》和她刚刚翻译出版的渡边淳一的《魂断阿寒湖》,又签了我从家里带去的10年前所买的两本书:一本是她写巴金和萧乾的《俩老头儿》,一本是萧乾的《萧乾回忆录》。之后,老太太又进到里屋,翻箱倒柜找出两本绿皮的《水上勉选集》,对我说:“这是我1980年跟别人合译的水上勉,前一段托人买到两本,送你一本,来,你挑一本。”

两本书,一本书皮略略有些脏。我刚想伸手接过有些脏的这一本,老太太却把品相更好的那一本递到了我手上:“这一本,给你。”于是,又是签字、盖章。

一段愉快的聊天

等到这一切都做完了,老太太才好好坐下来,跟我聊了起来。“您被称为翻译日本文字最多的中国人,您觉得日本近、现代作家,哪个人的东西写得好?”我问文洁若。“我个人喜欢芥川龙之介,他的历史小说写得活灵活现的,我喜欢。”老太太说,“我现在正在翻的就是他的一部小说,叫作《窃贼》。”“萧乾和沈从文年轻时是好朋友,后来闹了矛盾,不来往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问文洁若。“萧乾1957年成了右派,沈从文就瞧不起萧乾了,怕沾包。”文洁若如是说。

文洁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沈从文在北京住得很差,萧乾是个热心肠,张罗着给沈从文找房子,但最后没有办成,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沈夫人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当即给萧乾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后来有一天在路上两人偶然相遇,萧乾还想解释,不料沈从文劈头就是一句:“房子的事你少管,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萧乾哑然,呆立良久,惊愕不已。两人从此不再来往。

周有光是文洁若晚年的榜样——不仅是精神上,也是身体上的。2016年,文洁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周有光不都活到111了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至少活到100岁。”

因此,我向文洁若讲了自己从周有光那里听到的另一种说法。“2011年,我在周有光老先生家里曾当面问过他沈从文和萧乾闹矛盾的事。当时周老想了一阵子,告诉我说,沈从文对萧乾也没有什么(意见),只记得沈从文说过一句话,说萧乾这个人用情不专,人品有问题。”

文洁若听了我的讲述,哈哈大笑。笑了好久才停下来,对我说:“沈从文说得对,萧乾年轻时爱过好几个人,可是没少吃苦头。”

一个“偷听”来的电话

和文洁若聊得正热络的时候,桌上压在报纸下面的电话机响起来,老太太拨开报纸,抄起电话。原来是她儿子从美国打过来的。

这个电话打了十来分钟。我在一米多远的地方“偷听”,心里直乐。

一上来,她儿子就提醒她不要轻信别人的话,千万不要被诈骗电话什么的骗了。老太太大声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受骗了(我由此推测老太太可能受过骗),他就是说要送给我英国女王的王冠我也不要!”

接下来,大概是儿子向老太太汇报孙女、孙子在美国读书成绩优异的事。老太太高兴地说:“真不简单,没白培养。”

然后,可能是儿子向老妈汇报说她的孙女18岁已经有人追求了,老太太发表了一番精彩的“讲话”。未经老太太本人同意,谨录于此。

文洁若笑着对着电话说:“哈哈,18岁就有人追求了,太早了,28岁再说,别让她分神了,等她拿了博士学位作了学者再说。30岁再结婚,不迟。”老太太继续说:“告诉她,别穿得花里胡哨的,朴素!朴素!朴素!穿点白的、黄的、素净的,别大红大绿的,招摇,太俗!”

通话结束后,文洁若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孙女今年18岁,要上大学了,“刚刚得了一个科学奖,真棒!”

一个由衷的祝福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上午11点30分,140分钟愉快的会面结束,我提出告辞的时候,老太太非让我把一袋黑木耳拿上。我说:“您一个人做饭,留着自己吃吧!”老太太不高兴地说:“怎么,你给我带了咖啡、红茶,我就不能给你点东西?!”于是,我只好双手接过,塞进装满了书的手提袋里。老太太笑了:“哎,这就对了嘛!”

离开文洁若家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客厅最显眼处的一张照片,那是这里的老主人。在橱柜高处,立着一幅萧乾1939年在剑桥时的半身黑白大照片。照片中的人青春无匹,穿着时髦的夹克,歪着脑袋,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笑嘻嘻地注视着自己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灿烂、帅气的笑容中带着可爱和淘气,像一束光,照耀着整个屋子。

“心灵纯洁的人是有福的”——这是文洁若在我带去的《俩老头儿》一书扉页顶端写下的一句话。

文洁若和萧乾一样,都是心灵纯洁的人。

祝福文洁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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