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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机床

来源:商界 2015-08-07 13: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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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刘 醒 摄影记者 雷 辉

套上那件在德国买的墨蓝色T恤,把大圆领口扯到前胸,关锡友在一把Lakewood古典吉他上,弹了一首名为《思念》的小曲。曲子是他自己写的,四三拍,循环着几个小调和弦,结尾是一个明亮的装饰音。简单的旋律里,关锡友怀念着二十多年前当工人时的日子。

算起来,从工人到车间主任,从分厂总经理到集团总经理,最终带领一个机床制造企业走向全球第一,关锡友在沈阳机床干了整整27年。

刚来时,他是上世纪80年代末留着长发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兼摇滚青年。现在,自己剪的莫西干发型上,一绺白发已爬上发际。关锡友说,家里没人有白发,90多岁的母亲都是一头乌黑。

——关锡友和那些沿用了30多年未有人质疑的技术参数、据说连垄断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都攻克不了的技术难题、束缚创新的企业制度一一较劲:这事儿不对啊!

然而,机床却是寂寞的行业,人们不知道关锡友在较什么劲。毕竟,与炙手可热的IT、金融相比,机床是躲在行业背后的行业。作为“工业母机”,机床是负责制造机器的机器。小至手机壳、螺丝钉,大到列车轨道、航天飞机,最初的起点都是一台台机床,车出零件,流水线上组装拼接成型。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机床业发展水平,代表了其工业水平。

于是,关锡友和沈阳机床的命运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合承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沈阳机床面对的,一直是国际最顶尖的制造企业;其需要攻克的,一直是世界最前沿的技术难题。在一次次对垒与突破中,关锡友带领着公司从名不见经传走向世界首位:2011年,沈阳机床销售额达27.83亿美元。

时代的风口又来了。正值德国提出“工业4.0”,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在近代工业200年历史中缺位的中国,第一次与竞争对手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所有的企业,都是时代的企业;所有的企业家,都是时代的企业家。

关锡友和沈阳机床会是那个折腾出历史的角色吗?

关锡友反问,为什么不呢?

中国离世界有多远?

关锡友常常想起21年前去日本培训的事。

1994年,作为技术骨干,关锡友同另外9人被派往日本OKUMA公司,接受国家重点引进项目的技术培训。日方安排他们住宿,每人一间房,房价折合人民币每天640元。那时,这些技术人员的工资不过每个月50多元,住一天要花掉1年工资!关是这些人的队长,大家委托他去和日本人谈判:能不能4人住一间房,省下的钱还给我们?日本人的答复是:一男一女能同住,两个男人不行。

第二天,日方安排早餐,折合人民币每顿78元。他们又傻眼了,吃个鸡蛋要花掉一个月工资!关锡友再次被委托同日方谈判:能不能不吃早餐,省下的钱还给我们?日本人回复:你可以不吃早餐,但钱不能还。

后来日本人烦了:你们是不是没别的事儿要关心?

关锡友也烦了,召集大伙儿开会反思:咱之前的思想是不是错了?从几个鸡蛋里到底能省出多少钱?如果大家学成归国,又能创造多大的财富和价值?

例如他们正在学习的大型龙门五轴加工中心机床,是一种专门用来生产超大型零件、特种零件的机床,是汽车、机车、航空航天、国防工业等大型工程项目的必要装备。机床是“工业母机”,最能代表其形象的,就是龙门五轴加工中心机床。若能制造这种机床,就足以让中国工业、国防、装备制造等上一个台阶。一只鸡蛋又怎能与之相提并论?

其实,震惊他们的不是一只昂贵的鸡蛋,而是中国工业水平、消费水平与世界的差距。来日本前,关锡友们甚至一度觉得,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然而真实情况是,1994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8.55倍。当时,数控机床已成为国外的通用装备,国内许多院校仍然在教学生们如何使用锉刀。

要赶上这个差距,关锡友用了20年时间。带着有些屈辱的“刻骨铭心”,关锡友和沈阳机床追赶着世界的脚步。关锡友真正希望的,是在下一场较量中,沈阳机床成为世界追赶和挑战的目标。

“散打”厂长

“这事儿不对啊”是关锡友的口头禅。质疑的对象包括自己、旁人,以及既定的一些“常识”。

应该说,在同济大学读机械制造专业的时候,他就是个“刺头”学生,留着披肩长发、听摇滚。

有一次主修科目考试,关锡友得了58分——不及格。补考前,老师发现他在打麻将,非常生气:“打麻将能及格?”关锡友不服气,考试的时候掐着60分答卷,完事甩给老师问:够不够60分?老师一算:嗯,刚好够!他立马走人。

到1988年毕业了,关锡友进入中捷友谊厂工作。

别的大学生都留在了办公室,“坐办公室的才有出息”。关锡友偏不,埋头当了5年技术工人。

彼时,正值沈阳机床的辉煌时期。作为诞生于国家“一五”时期的“机床十八罗汉”,沈阳机床可称得上共和国的长子。“十八罗汉”,即中国计划经济时期18家国有机床企业。后来组成沈阳机床集团的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等,都位列“十八罗汉”之中。从沈阳机床,曾诞生新中国的第一台普通机床、第一台摇臂钻床、第一台数控车床。

当工人期间,关锡友发现大家有个习惯:每做完某个工件,都要再磨上一刀。没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30年来每一代师傅就是这样教的,而且不磨工件就不好使。关锡友觉得这事儿蹊跷,经过计算,他惊讶地发现,程序设计有错误!他的师傅也大吃一惊,30年来怎么就没人发现?

之后,关锡友当上了21号车间的车间主任。组成21号车间的工人,是其他车间调来的最调皮捣蛋的一群人。上班时间,喝酒、打扑克、翘班,是家常便饭。关锡友就和他们“干仗”,“我练过散打啊,天天削他们。”后来,他发现“这事儿不对啊”,总是和工人打架,啥问题也没解决。

一天中午,工人们又偷偷聚在工厂附近的树林里打牌,关锡友跑过去:“咱打个赌,你们要是打扑克能赢我,我以后天天陪你们玩。你们要是打不过,就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工人们乐了,平时也没见过关锡友打扑克,估计就是说几句硬话吓唬人。不料,几个回合下来,扑克高手全部败北!事实上,关锡友在大学时就是桥牌高手 ,工人们这下服气了。

关锡友擅长用不一样方式把事儿办成,一路做到中捷厂厂长。关锡友这个厂长当得怎样?曾经与之合作上海磁悬浮高速列车轨道加工设备项目的项目方,曾突袭考察过中捷厂,对三个细节记忆犹新:厂区没有一扇玻璃破碎,走路地上没有油污,厂里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项目验收时,检验方连续测量了10根中捷厂生产出的轨道横梁,误差全部为零。

2002年,关锡友因在中捷厂的出色表现,被提拔为沈阳机床集团总经理。国内机床业也迎来一场长达10年的黄金发展期。

彼时,国家实施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将发展大型、精密、高速数控装备和数控系统及功能部件列为16个重点振兴领域之一。国家政策支持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致使机床产品需求旺盛。

订单纷至沓来,在沈阳机床的车间里,生产线上的机床还未成型就被买走,提货的车堵满机床厂的大路。这倒逼着沈阳机床扩大产能,关锡友用一组数据描述剧变:年产300台的普通机床,现在要年产3600台;年产220台的摇臂钻床,现在要年产2800台;年产200台的镗床,现在一个月要产200台。这样跨越式的产能提升,要如何实现?

所有的问题,最根本的在于人。

曾经,因长期依赖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技术装备、产品研发的落后导致了沈阳机床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低谷,而每况愈下的效益导致的最致命问题就是技术人才大量流失。

关锡友建立了新的薪酬体系,这在当时科层严密、上下级森严的国企,不可谓不是一个突破。薪酬改革结果公布那天,关锡友找了个借口跑到了外地出差。过了几天,他向厂里打听,有人闹事没?厂里反馈:啥事也没有。关锡友自己憋不住,跑回来问在改革中没捞到“好处”的员工:为啥没闹事?对方回答:改革过程非常透明,我全程参与,没啥意见。

接下来,关锡友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样通过改革,效益奖励改革。这意味着工人活儿干得越多越好,奖金越高。老国企一下子被激活了,工人们甚至自动取消轮班倒,所有人没日没夜地待在车间干活。有段时间,关锡友甚至发不起奖金,不得不拉闸限电防止工人加班。但“锁大门都没用,他们跳窗户进来,还让送饭的老婆帮手!”

对内改革完成,对外部市场,关锡友也一改国企的迟钝反应。

受汽车4S店启发,沈阳机床也破天荒地在全国建立起机床4S店,为客户提供从产品展示、销售到配件、技术等一系列服务。到2011年,仅青岛4S店的销售额就达到5.5亿元,合同全额8.5亿元。

2002年关锡友进入沈阳机床时,其销售收入不过13亿元,世界排名第36位。5年后其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都突破100亿元,世界排名第9位。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机床行业出现30%~50%下滑,在国家“4万亿”投资刺激下,沈阳机床销售额仍然逆势增长7%。最终,2011年,沈阳机床销售额达27.83亿美元,登上世界巅峰,排在其后的分别是业界著名的日本企业马扎克和德国企业通快。

跛脚的巨人

2012年的芝加哥展会上,沈阳机床入驻A厅,旁边是日本发那科、德国西门子等国际一线机床品牌。这让关锡友感慨万千。

他想起了12年前,同是这个被称为世界工业最顶级舞台的展会,在展厅里,关锡友怎么也找不到沈阳机床的展位。问工作人员,才知道被安排在了地下室。关锡友想换到大厅,对方回答:“你们没这资格,给钱也不行。”

关锡友跑去地下室一看,只见一个红底白字的条幅上用英文写着“中国第一大机床制造商”。他马上让展商摘掉了条幅。这个第一太窝囊、太可怜。关锡友发誓再也不参加这个展会,除非沈阳机床能站在这个“世界工业最顶级舞台”的中央。

关锡友做到了。然而,他同样知道,在国际机床市场的链条上,国内机床品牌一直处于中低档。精度是机床的生命,日本及欧洲产机床的精确度平均是中国产品的5倍。“为什么中国没有佳能、尼康?因为中国机床的精度不够。”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缺失,高端失守、低端混战,是中国机床制造商的日常。

沈阳机床已经做大,接下来需要做强。怎样才算“强”?关锡友渴望开发数控机床系统。

数控机床被称为“现代工业之父”,是一种通过程序控制的自动化机床。人们只需要按照图纸输入相关指令,数控机床就能够自动将零件加工出来,从而较好地解决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的零件加工问题。它的核心技术是运动控制系统,该技术一直被掌握在日本发那科和德国西门子两家公司手中。

那时,国内生产数控机床的普遍做法是:自己造一个机壳,然后高价购买数控系统。关锡友说:“一台售价35万元左右的数控机床,进口数控系统时,对方开价最高达到28万元。”

更让人尴尬的是,每卖出一台数控机床就帮德国和日本公司卖出了一套数控系统,后续维修服务都由这两家公司来承担,他们因此又赚取了20%的高额利润。关锡友发现,一切销售的成功都是别人的胜利,中国机床企业成了德、日企业在中国最大的免费经销商。

关锡友决定带领沈阳机床突围。

他们曾试图模仿。但数控系统看不见、摸不着,不掌握源代码,即使拆开设备进行分析和仿制,做成的也是“脑残”产品。一次参观一家国外机床厂,关锡友对机床图纸爱不释手。对方说:“你喜欢就送给你,你研究图纸也没有用,核心技术是看不到的。”

他们又试图引进。沈阳机床曾并购德国著名机床制造商希斯公司,又收购了一个研究院进行技术融合,项目做到一半却被该国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叫停。理由是该项目所产生的技术,将会为出口国(即中国)带来可用于军工的尖端制造技术。

关锡友已经意识到,技术的背后,已经是国家之间对于未来制造业话语权的争夺。那么,就更不能输!

而回到企业层面,正如一位专家所说,核心技术上依赖于别人,企业做得再大也如同一个跛脚的巨人,无法阔步前行。

绝对理论的“黑匣子”

关锡友下定决心做核心系统时,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李英杰对他说了三个要点:“建团队,打基础,产业化。”关锡友回忆,这正是沈阳机床自主研发的三个步骤。

关锡友又面临找人的问题。团队技术负责人朱志浩,还是关锡友从母校同济大学教师岗位上特聘的兼职。 “非专家权威”朱志浩也是个怪人,不热衷写论文、评职称,任教20年才勉强混了个“副高级”,唯一的乐趣就是躲在实验室研发数控技术。

研发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时,关锡友要求朱志浩当年就要出一定成果。朱志浩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弄个玩意糊弄你说是阶段性成果,也不可能!”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轮到领队的朱志浩为搭建团队犯愁了。他几乎探访了国内数控系统研究领域的每一角落,但没人相信中国人能自己做成这件事,也没有“熟手”有成功攻关经验。怎么办?关锡友拍板,向社会广撒“英雄帖”,寻找同道中人。只问对方:在这个领域你做错了啥,准备怎么改进?最终,技术团队聚集了一批80后、90后年轻人,其中甚至有大学没毕业的实习生、中专学历的热效率分析技术人才。比如i5团队中伺服热系统分析专家梁志勇,只有中专学历,却在i5研发中攻克了元器件热量产生和散热分析难题,将误差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些年轻人不愿意远赴沈阳。关锡友再次拍板,研发中心就设在上海。

团队到位了,然而,数控系统底层技术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匣子”,包含着电子、计算机软件、伺服驱动等一系列运动控制技术。尽管理论及公式都在书本上,但一碰实际就BUG不断。

到底有多难?以手机来类比:智能数控机床系统研发相当于在诺基亚塞班时代,从0到1地研发出iPhone的ios系统,而且所使用的每一个代码、每一串字符规则都要先自己建模设定。那一个个技术难关、理论死结是如何攻克的?有的是靠专业知识死磕,有的是靠改变思维方法论突破。

有一次,关锡友探访上海团队。年轻人们刚完成了制造某个零件的车床编程,车出了几个新零件。关锡友拿过来一看,在这几个零件的相同位置,都有一道一模一样的细微划痕。原来,机床负责运动控制的X、Y、Z坐标,存在数值同时为0的时候,高速运转的机床刀具,就会在零件上划下多余的一刀。

虽然这道划痕非常细微,但在以微米、纳米尺度评判产品合格与否的机床行业,这极有可能是生与死的鸿沟。但绝对理论就在那里,总有一个时刻,X、Y、Z同时为0。

关锡友先脱口一句:“这事儿不对啊!”然后启发大家:我们无法更改理论,但假如将其中一个坐标值人为设定为与0极为接近的0.0001,是否就在不妨碍全局的情况下,避免这一瑕疵?小伙子们当场试验,划痕真的消失了。现场一片欢腾。

在技术攻关的过程中,年轻人们在折磨与惊喜中摸索着出路。但对于坐镇沈阳机床总部的关锡友,只有无穷尽的压力和折磨。“每年砸进去几个亿,但我到上海研发基地,看到的只是一群年轻人和几十台电脑,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功。”

非议和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关锡友为朱志浩顶住了所有压力,他说,鼓励创新必备宽容之心,所有骂娘到我为止。每到年底,集团决策层都会十分纠结,到底还给不给钱?甚至有一次关锡友把钱批给上海的研究院了,企业有关部门又给要了回来。最后是关锡友亲自把钱追回。

2012年是日子最艰难的时候,连续投入11亿元的技术没搞出来,关锡友在德国宾馆楼顶上站了一夜,跳楼的心都有了。

创新太艰难了。5年时间,研发团队修正更新了1917个大小版本,累计了1032条测试用例,原创数控系统CNC运动控制技术、数字伺服驱动技术、总线技术等数控核心技术,拥有整体代码20余万行,拿下9项发明专利、20余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和11项软件著作权……

当朱志浩终于打来电话,报告智能机床系统研发成功时,关锡友自己都不敢相信:“你再说一遍!”回首来时路,他也有点后怕:“如果再来一次,我恐怕绝没有胆量干这事。”

后来,关锡友到上海开庆功宴,研发团队的年轻技术人员向他敬酒表示感谢,他开玩笑说:“我啥也没管,有啥功劳啊?”对方回答:“正因为你啥也没管,我们才获得了成功!”关锡友说对对对,你们看沈阳机床的logo——SYMG,意思就是“啥也没管”。

中国机床的Windows时代

朱志浩团队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机床系统被名为i5,即5个“i”: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它迥异于一度垄断全球市场多年的两大数控机床流派——日本发那科和德国西门子。

据关锡友介绍,日德数控机床的底层系统是DOS系统,而i5使用的是Linux系统。这相当于电脑经历过的DOS时代与Windows时代的区别。在DOS时代,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打开一篇文档,都要使用复杂的代码命令。而在Windows时代,再复杂的动作都无外乎鼠标几个简单的点击。

i5的智能之处在于能够独立“思考”。以零件加工举例。以前加工新零件,需要经历画设计图、再编程、输入机床等复杂流程,每个流程还需要不同专业技术人员操作。i5不一样,只要把设计图用U盘插入机床,编程、输入全部自动完成。用户惊叹:“进口的名牌机床也没这个功能。”

精度是机床的生命,对于i5,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了,但质量如何?宁波惠丰模具总经理邵黎明开始时也是将信将疑。试用i5机床时,他亲自“操刀”,连续加工了100个零件,反复比较、测试,确认加工精度小于5微米,他一口气买了32台:“谁要不信,就上我车间来看,超过5微米,来回路费我全给报销。”5微米精度是一个通用标准,但邵黎明深深知道:达到同一精度,用i5的价格,绝对买不起任何一个国外品牌。

2014年,i5机床仅一个系列的产品就销售了2000台,回头客重复购买率达到64%,这是机床行业新品上市从未有过的现象。今年3月份,i5系列智能机床市场再次出现“小井喷”,订单达302台,是去年月平均订单的200%以上。

全生命周期式经营

2014年2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数控机床展上,i5系列智能机床首次亮相。很快,沈阳机床1425平方米的展位引来人群围观。

一对父子惊讶地看到:工作人员轻轻滑动手机屏幕,就能对7台庞大的机床进行精准的实时操作、管理和监控,忍不住向站在一旁的关锡友打探售价。其实i5尚未进行定价,因为关锡友不知道怎么定价。

对于缺少资本、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生产线改造是不可承受之重。东莞正在推行的机器换人是一个明显的案例,超过190多家企业因为资金缺乏不得不中止了更换自动化设备的努力。对于刚刚面世、尚籍籍无名的i5智能机床,怎样的定价才能给予用户足够的动力?

关锡友在思考,机床单纯的买卖模式或许已经走到瓶颈,但客户买的其实不是机床,而是机床创造的价值,那么我们能不能直接面向最终价值收费,而无需理会机床的价格?

于是关锡友说:“你们愿意给多少钱都行,你们说了算!”对方以为他在开玩笑:“ 1块钱你卖吗?”关锡友一本正经:“卖!1块钱给我,机床你们拉走。”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平均售价几十万元的数控机床卖1元钱,这把对方吓得转身就走。一旁的其他工作人员急了:“这是我们董事长,他说1元钱我们就卖1元。”结果,这对父子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最终没下订单。

生意没谈成,但关锡友想明白了i5的付费模式:按使用时间、按价值或按工件数量计费付费。

新模式倒逼沈阳机床进行流程改造。比如按惯例,晚上12点用户的机床坏了,维修员要等第二天上班以后才去维修。但现在,关锡友为每台i5机床配备服务小组,小组内包含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等,只有机床被使用时小组成员才有收入,大家可通过手机App查看实时薪酬变动。

利益捆绑后,根本就不需要用户打电话报修,机床一停产,服务小组就可能准备前往维修现场了。进一步,如果在上述考核机制中加入使用效率、产出价值等元素,那么沈阳机床的服务小组则直接升级成客户的私人顾问,为客户提供从产品设计到营销方案,从生产线改造到供应链优化的全套终极服务。

在这种创新收费模式上,关锡友尝试推出机床租赁服务。这意味着,在未来,购买机床不再成为生产企业的必须成本。在关锡友的计划表中,租赁业务与出售业务将各占50%的份额。

但租赁延长了回款时间,沈阳机床将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关锡友想的办法是开展基于机床租赁的金融业务。事实上,这在国外非常普遍,GE、西门子、德玛吉、IBM、卡特彼勒等同行都有自己的金融租赁公司。如此,既解决自身现金流问题,又可以进一步为i5用户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当下,沈阳机床旗下优尼斯工业服务公司已在试水这项业务。

对于已出售的i5机床,关锡友还设计出“超出用户预期”的服务:使用满5年,公司5折回购,此时生产企业的购置成本早已抵消。当然,关锡友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机床使用时间越久,磨合越到位,其性能越能得到优化。回购的二手机床经过系统升级,可以再次售卖。1台机床只需要卖出3次,其本身即可实现盈亏持平。

由此我们看到,关锡友的付费模式改革,带动了沈阳机床商业模式颠覆。这一新模式被关称为“全生命周期经营”。沈阳机床的业务版图也从最开始的机床制造,拓展至机床解决方案、机床融资租赁、二手机床回购、机床再制造、集成解决方案等领域,彻底由制造企业转型成工业服务企业。

未来云工厂

同一条流水线上,相邻生产的两个产品不会有区别。但在德国西门子安贝格制造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可说各具特色。无论工序有多复杂,装配设备不会混淆任何一个零件。

在这里,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工作量需要人工处理;工厂每年生产元件30亿个,每秒钟可生产出一个产品;接到订单后24小时内,工厂可向客户供货……客户不但可以实时查看产品制作进程,还能对工厂提出改进要求,并在24小时内得到满足。

德国提出的工业4.0时代,就这样一步步实现中,直至与大众生活发生直接关系。

在中国的海尔集团,类似的智能化生产也已实现,集中表现为一个名为“众创汇”的用户定制平台。在这里,用户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对一台冰箱的门、把手、颜色、尺寸等不同细节进行定制。无数承载不同需求的订单反馈至智能车间,在极短时间内,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出一台台模样全然不同的冰箱。

生产线智能化已成为全球工业发展的共识和未来趋势。i5正是关锡友与沈阳机床在世界“工业4.0”进程中不落伍的关键起点。

i5智能机床能通过互联网,实现人机互联、机机互联。操作人员只需要滑动手机屏幕,就可以通过一个名为WIS的智能车间管理系统,远程控制、监控、诊断车间里的每一台i5机床。

例如,管理人员想让工人A在机床B上生产某种零件,他只需把要求写成一个工单,提交到系统。工人A上岗接收工单后,机床B就会自动为其切换好所需程序并运行。

假如某个机床出现故障,工人甚至无需等待维修人员,他只需要通过一个仿真互界面,查看机床自诊断的故障所在,即可根据智能系统给出的建议,用螺丝刀和钳子修复小故障。

而当这些i5智能机床或整个智能车间、智能工厂联上一个名为“i平台”的“云端”,这台机床、这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的信息,就可共享给同一云端上的其他机床、车间和工厂。

假如有十几万台i5机床被允许入驻i平台,那么一个基于i5机床的共享型生态就诞生了。这就像iPhone手机,当iPhone销量较小时,它只是一个手机;当人手一部iPhone时代来临,iPhone就变成了人们链接“苹果生态”的入口。i5机床就类似终端的iPhone,i平台便是机床行业的App Store。

在i平台上的未来工厂是什么样子的?在关锡友的设定中,i平台上将链接与生产相关的一切:机床、技术人员、工厂、供应链、设计……这意味着,工业生产的共享时代来临。就像Uber将闲置的汽车变成共享交通工具,i平台也可以将上述资源变成共享生产资料。

想象一下,在万众创业时代,零成本创业是如此接近现实:租一台i5智能机床,通过共享得到厂房、工人、供应链等生产资料,在极短的时间内你的产品就可以上市了。在这整个过程中,你付出的最大成本,便是创意本身。

在沈阳机床的车间里,有个小展台上摆放了一个造型独特的烟灰缸。关锡友说,这是根据一个用户发来的一张照片制作的。这意味着,i5将生产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大幅缩短,任何一个拥有i5智能机床的厂家,都可以像海尔一样为消费者定制生产个性产品。

——代表未来生产、消费模式的大规模定制触手可及。

关锡友最近在研究世界机床制造史。世界范围内,机床制造中心以20年为周期发生着转移。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一中心出现在英国,60年代到80年代转移到美国,80年代到本世纪初又出现在德国和日本。整整200年间,不见中国人身影。但这一次,他指着i5说:看,这就是未来。

编 辑:唐 婷 romarin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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