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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军:在公益方面,我和马云相互影响

2015-11-17 15:40:26 来源: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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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你提出的“共享价值”理念跟社会企业这一概念似乎有相同内核? 沈国军:对,其实核心内容是一样的,但它比社会企业那四个字更直观,更便于理解。你做一件事情,既做了公益,又做了商业,也就是说,既产生了社会效益,又收获经济效益,在未来,这一定是主流方向。

中国慈善家2015年第12期
中国慈善家2015年第12期

“共享价值”的主要表达方式是社会创新

《中国慈善家》:你提出的“共享价值”理念跟社会企业这一概念似乎有相同内核? 沈国军:对,其实核心内容是一样的,但它比社会企业那四个字更直观,更便于理解。你做一件事情,既做了公益,又做了商业,也就是说,既产生了社会效益,又收获经济效益,在未来,这一定是主流方向。 《中国慈善家》:是商业与公益某种适当的融合? 沈国军:的确。比如四川老河沟生态保护区,我们接手管理后,在当地发展生态农业,改变农民、农户的旧有谋生方式,让他们的谋生行为不再有悖于生态保护,而是赚钱的同时,有利于生态保护。

具体来说,这个项目创造了商业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公益价值。这个价值实际上就是可以共享的价值。过去赚钱会破坏环境,反过来,保护环境还需要再投入人力物力,这本身是种资源浪费,同时也增加了环保难度。但我们把价值共享带进去,不但更好地解决了问题,还节省了资源和成本。人性是趋利的,趋利并不是坏事,关键是如何把趋利引到更有意义的方向上。 《中国慈善家》:这是把商业手段引入公益,公益思维如何引入商业,同时又不出现“排异反应”? 沈国军:不是所有公益和商业的结合都能达到好的结果,这需要不断思考和创新,企业家最擅长创新。我跟马云接触多一点,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问题,如何在商业领域创造共享价值。

银泰方面的很多商业模式包括业务思考,都在这个理念下。菜鸟的模式和思路就与此相关,它是一个平台,物流跟快递的数据平台,所有快递公司都可以来共享,将来会提高整个行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社会资源也会得到很大节约,因此它会产生很大社会效益。但这个社会效益不用靠企业损失经济利益的方式来实现。它本身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社会效益是附加值,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商业追求共享价值的一个体现。 《中国慈善家》:如此看来,这一概念是用来探讨资源整合优化利用的问题,方法是以创新方式共享。 沈国军:一定是的,其实这个概念很宽泛。对于商业来说,它要有公益性,创造社会效益,对于公益来说,它要以商业思维、手段来提高效率,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创造出对社会有益的、可共享的价值。但这个理念不并限于狭义的商业或者公益慈善范畴,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是种价值追求,而主要表达方式是社会创新。 若环境变好,很多企业家会裸捐 《中国慈善家》:去年6月份,你跟马云、比尔盖茨、牛根生、任志强等人吃了一顿晚饭,听说席间一直讨论的是慈善话题? 沈国军:都是聊公益慈善,没有聊生意。当时我们也重点说了说银泰跟北大合作的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也邀请盖茨担任这个项目的荣誉教授,他答应了,北大也批了。 《中国慈善家》:你跟马云私交不错,公益方面应该有很多交流。 沈国军:他现在对公益方面关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也有相互影响。银泰很多公益投向:教育、环保,包括银泰在河北的农业扶贫项目,马云都会参与,很支持。做事情需要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他对这个事情不认同不理解,那没法合作推动。

我过两天飞美国,主要是为了“桃花源”的事,我们会去生态保护地两天。马云跟马化腾是“桃花源”的联席主席,实际上他们在商业上有竞争的,但我说,公益的事,你们两个人可以一块来合作,这也体现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开阔心胸。

企业家联合起来做创新公益,是很有意思的事。 《中国慈善家》:纵向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对财富的认知有怎样的变化? 沈国军:变化非常大。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七八十岁的不去说他了,他们还蛮传统的,我觉得有很多50后、60后以及更年轻的企业家,他们对财富的观念有重大的改变,越来越新,不会那么传统。

我的很多企业家朋友都在说,今后只要中国的公益慈善立法完善,管理先进,有公信力,跟国际接轨,很多企业家都会裸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环境还不够好,企业家辛辛苦苦挣一辈子钱,可以拿出来做公益,但他不想让别人把钱浪费了。如果真正能捐到他自己想要捐的地方,他很愿意。很多企业家没有那么传统,也没说一定要把财富都留给自己的后代,他可能留一部分就够了。

把钱都传给后代有什么用呢?从古至今,富过三代的又有多少?把那么多财富传给子女,弄不好反而害了他们。 《中国慈善家》:我们接触的企业家,多有类似表达。 沈国军:就是这样子,企业家如果没有不良嗜好,他用不完那么多钱。我一直说,做公益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你做很多公益慈善,内心会很充实。帮到别人,就是帮到自己。

说回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公益慈善的法律环境太不理想。我的很多朋友也有去做家族财产信托的,财产信托只能到国外去做,因为在那里受法律保护。但中国不行。 关注“未来的项目”

《中国慈善家》:你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会长,从整体上看,你觉得现在中国一些商会对公益的参与度如何? 沈国军:2004年,我被选为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第二届会长,第三届、第四届我是名誉会长,去年被选为第五届会长,算起来,也做了10年了。纯粹是当作公益来做的。

我们商会里也有公益捐款这类活动,但基本上还是以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灾区捐助为主。一般都是代表商会捐些善款,临时性的,不系统。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各商会普遍的情况。相较于民国时期,企业家在商会这种组织形式下,暂时对公益慈善的参与还不够。 《中国慈善家》:民国时期的商会捐款量非常大,对慈善的参与也非常积极。 沈国军:某种角度上看,当时社会的慈善氛围相对好一些,企业家对公益、慈善参与很多。杜月笙是当时商界最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本身是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也是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那时候公益机构里很多都是企业家。当年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宁波人,发动他们商会里的企业家和家族的公益机构为抗战捐了很多飞机。类似的例子有太多了。 《中国慈善家》:银泰基金会的成立,是你个人和银泰系统性做公益的起点么? 沈国军:我本人对公益理解其实很宽泛,倒不一定说有了基金会,或者是你参与某个具体的公益事业,这跟我提出的“共享价值”有根本联系,就是只要有公益的心态,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公益,产生公益的表现、表达,都可以的。只要是对社会进步有贡献,对解决社会问题有贡献,我认为就是公益。 《中国慈善家》:你更关注一些发展中的领域,比如美国很多机构都在做文化、艺术类公益项目,在这方面,银泰基金会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项目就很典型。 沈国军:没错。救贫救急这些基础慈善当然非常重要,但我觉得不能做滥,泛做,否则就是资源浪费。现在基础慈善大家都在做,实际上很多地方在浪费资源,效率很低。我作为企业家,那就发挥我的特长,主要关注一些新领域,发展中的领域,去做一些创新。 《中国慈善家》:早期应该也做了不少比较传统的公益项目。 沈国军:一开始确实如此,参与公益总有个过程的。从1997年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组建,一开始规模比较小,早期“撒胡椒面”式的公益我们也做过不少,很多都蛮传统的,这里捐一点,那里捐一点。有的捐对了,也有的效果并不理想,过程中有很多感悟。

随着企业的规模不断做大,在这方面投入也相应增加,我们就开始关注一些有价值、有意义,但还未得到发展和推动的项目,一些未来的项目。近现代史研究项目是其中之一。 《中国慈善家》:银泰公益涉足的环保、教育项目也有类似特点。 沈国军:生态保护属于环保领域,但我们是用创新的模式来做,把国内很少尝试甚至从无到有的模式地建立起来。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属于教育领域,很多人和机构在做教育,但我们实际上是在填补空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么一个专业,十个人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对吧?一百个人可能有点作用,假如一千个人甚至一万个人在公益慈善行业里工作,他们是经过非常系统的训练的,有更好的理念,有宽阔的视野,有更专业的能力,那会对整个行业水平有很大的改变和提升。这一点上,我相信比捐多少钱更有意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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