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现代舞团，存在的价值

镜：现代舞在中国

“这些零星的画面显示现代舞在中国终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个多月前，《纽约时报》刊登报道《现代舞在中国蓬勃发展自己的语言》，作者Sheila Melvin夹杂着欣喜、忧虑与期许，向西方读者介绍着现代舞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现状。

百余年前，伴随着对古希腊与神秘东方文化的向往，对社会与自我的发声，对自由与个性的追求，现代舞（Modern Dance）以“离经叛道”的面貌诞生于西方世界。舞者们秉着“去偶像、去权威”的观念，让现代舞在一个多世纪内激烈变化，至今千姿百态，流派纷呈，难以归纳于定义。若非问它是什么，“现代舞之母”依莎多拉·邓肯的一句话或许最具代表性：最自由的身体蕴藏最高的智慧。

当下，现代舞最为活跃的城市纽约长年保持着200多个以Modern Dance为名的团体（其中一部分仅有几位甚至一位舞者）。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内地诞生了10余个能持续发声的现代舞团，从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到小剧场里，从首都北京到二、三线城市，在各类艺术节与商业演出中，中国观众们能够接触到现代舞的机会日益增多。

以舞台上的现代舞而言，它一直是小众艺术，但因个性所致，它恰如一面镜子，能映照出周遭的艺术生态，亦像一颗细微但珍贵的钻石，可标示出当地的艺术高度。也因此，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曹诚渊、刑亮、文慧、陶冶、方美昂、旷为立、陈丹苗等近十位中国现代舞发展道路上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并尽可能地搜寻历史与当下的鲜活细节，用于呼应Sheila Melvin的欣喜、忧虑与期许。

本报记者 谢培 发自广州

2012年3月末，美国驻穗领事馆文化处举办了一场现代舞讲座，听众们从会议厅一直挤到了入口处。来自美国的演讲人方美昂给讲座起的名字叫做《不要看不懂：如何欣赏与理解现代舞》，它面对的是如今大多数中国观众的困惑：“我知道现代舞，但是看不懂。”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问，美国现在也有人问，”在广州一家新派早茶店里，方美昂对记者说，“中国的现代舞观众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10年前他们问现代舞是不是蹦迪，如今已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和我聊皮娜·鲍什了。”

类似的话，方美昂今年也对Sheila Melvin和《中国日报》的记者说过。外文媒体想要了解中国现代舞近10年的发展，第一个总会想到她。10年前方美昂从美国布朗大学毕业拿着研究奖学金来中国调研现代舞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多少是个奇怪的选择），一直保持着和中国有限的几个现代舞团的密切关系，她在北京现代舞团进修、授课、任职，也和独立舞团“生活舞蹈工作室”合作，还将美国的现代舞团作品引进中国。去年开始，方美昂又多了一个角色，担任起“陶身体剧场”（以下简称“陶身体” ）的国际拓展人。

陶身体剧场：

不去国外演出，很难存活

“市场应该像一个森林，不能全部都是大树，也需要小草和小动物，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方美昂说。尽管陶身体至今还没有在中国官方注册，但已经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发展空间。2008年创立，2009年开始出国演出，到了2011年，仅11月陶身体已经在美国纽约、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伯明翰和伦敦有了四场演出。多能获得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与赞誉。和同处北京的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相比，它还是一棵小草，但对于其他中国的民间现代舞团体而言，它已经有了大树的样子。

“其实，中国以独立的舞团和个人能在国外表演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少，作品、身体技术和国外资源的局限性都是问题。”陶身体剧场的创始人、艺术总监、唯一编舞者陶冶在电话那头对记者说。

陶冶毕业于重庆舞蹈学校舞蹈专业，“在舞校只是练身体，”陶冶说。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几乎都配有类似的中专学制舞校，它们向各个舞团团体输送人才，陶冶的去向是武警政治文工团，在这里，他通过师兄接触到了现代舞。2003年陶冶加入金星舞蹈团，尽管“演出很少，市场很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排练厅内”，但他还是欣喜地发现“身体被唤醒，可以跳自己想跳的舞蹈了”，待了3年后不满足感再度强烈，“在舞团内能得到的东西越来越有限，所以我觉得必须独立”。

2008年，陶身体成立。开始的两年多时间内，陶冶和搭档奔波于北京周边的几十个可以排练的空间内。官方排练厅太贵租不起，便宜的排练厅又很远，其中最远的需要每天乘坐5个小时的大巴来回。“但我感觉很好很幸福”，陶冶说，他们一边接着时尚杂志发布会之类的商业演出，一边创作作品。“我乐在其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是坚持，而是享受。”

方美昂的加入无疑拓宽了陶身体的生存空间。去年9月他们终于赢来了实体的“陶身体剧场”，这间位于北京朝阳区崔各庄某艺术区内的工作室上下两层，共280平方米，但要去往北京城中央“至少要换乘三次地铁和一次公交车”。现在，国外艺术节邀请演出的经费，基本可以负担每月几万元的租金、演员工资和舞团运作费用。“我更加得心应手了，刚刚新招了两个演员，今年年底会再招一个演员。我们严格按照舞团的作息时间，每天上午10点开始练功，下午1点开始排练，每周有休息日。”

2009年的时候，陶身体征战于北京、上海和广州，而2011年的演出列表上已经看不到国内的城市，接下来已确定等待他们的是悉尼和加拿大。“让外国观众最吃惊的是我们作品表达的理念，我的作品没有主题，这种抽象的概念必须建立在非常强烈的视觉方面才能达到。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不到我的情感，但能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情感。全世界也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作品。陶身体的几个舞者非常有能力和经验，我们的身体技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个人出发，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年轻的陶冶不仅自信，还直言批评“森林中的大树”：“对中国舞蹈影响最大的是学院和舞团，但是‘个人’在这两个地方都被磨灭掉了。学院里所有人跳舞都是一个样子。舞团到现在还是最早广州现代舞团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一代人的跳舞方式，一直没有进步。他们的发展都有局限性。”

陶身体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或者说这就是现代舞本身的局限性。如果不去国外演出，它也很难在北京存活下来。“即使在演出市场最为繁荣的北京，现代舞也是极其小众的，”陶冶说。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创始人曹诚渊对记者说：“香港有700多万人口，固定的现代舞观众不超过3000人”，他估计常住人口2000万（2011年数据）的北京城愿意买票的现代舞观众也是这个数目。曹诚渊同时也是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创始人，他笑着说：“可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还轮不到现代舞。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政府能给一些政策支持，例如票款免税和企业赞助抵税。”

生活舞蹈工作室：

等待和祈求没有任何意义

谈到中国内地的独立现代舞者，方美昂第一个提到的便是文慧。在曹诚渊所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舞》一文的附录中，文慧和吴文光1994年创办的“生活舞蹈工作室”列在中国内地独立现代舞团队之首。

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时，文慧从一些来访的国外专家那里接触到现代舞，毕业后担任东方歌舞团编导，1993年参加过金星的工作坊再次接触现代舞。1994年，她直接去了纽约。“在美国学习现代舞，极大地改变了我对舞蹈的观念”，文慧对记者说：“去之前我很困惑，很困顿。我想做自己的舞蹈，但感觉不具备客观条件。纽约为我打开了另外一道门，发现只要你想做（舞蹈作品）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在公共汽车上、在大桥上，在地下铁，都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它对你非常重要，你真的想做。”

文慧说，“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创立，是“稀里糊涂”的。工作室的第一个演出，翻版自文慧在美国期间创作的“一个跟女人和水有关的舞蹈”《100个动词》的北京版，演出地点是找朋友借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舞蹈教室，她邀请了很多东方歌舞团的编导朋友来看。“他们问我在搞什么名堂？好像我做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文慧说：“作品内容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过去舞台上的舞蹈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是盆景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假的，他们觉得《100个动词》很可怕。这些生活琐事怎么能出现在舞台上呢？有人说这根本不是舞蹈。”专业人士反响不佳，学生的反应倒是支持居多。

“真实的生活最有力量。”文慧说。这之后她创作了《生育报告》，不考虑舞蹈形体和内容，一切从寻找“对我有吸引力”的采访对象开始。《生育报告》成为了文慧标志性的作品，在亚、欧洲巡回演出了10年。对这个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关注，也成为了文慧作品的标志，它从《身体报告》、《37度8报告》、《和民工跳舞》、《时间空间》一路延续而来。

“生活舞蹈工作室”所有作品坚持在国内剧场首演。“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没有对独立舞团的资助，大多数靠国外演出生存。我们做这个的意义何在？你是对谁说话？我们要面对的是自己的观众，”文慧对记者说，“国外像花园一样美，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有关的是肮脏的环境与现实，它带给你反弹的力量。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现实，反对没有意义，等待和祈求也没有任何意义。”

2002年，文化部颁布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慧尝试着将作品《身体报告》送进北京的七色光剧场商演：“有许多误打误撞进来的观众，有一些十分钟不到就走了，有一些后来成为了我的朋友。”但票房并不是特别理想，这之后文慧就没有再动过商演的念头。“近些年好一些了，可供演出的空间越来越多。虽然对于北京这个城市而言算少的，但自己和自己比较，已经好多了。去年我去看林怀民的《流浪者之歌》，剧场坐满观众，访谈的时候还有许多人留下。那天让我很吃惊，不少年轻人在讨论皮娜·鲍什。”

“现代的独立舞蹈团比我们那个时代的道路更清晰，这是好事情。现在的独立舞者，有更多出国演出的机会，有的是在国外转了一圈再回来的，”文慧特别提到了“陶身体”的段妮，后者历经杨美琦创办的广东亚视演艺学院舞蹈系现代舞专业、上海金星舞蹈团、伦敦阿库汉姆舞蹈团、纽约沈伟舞蹈艺术，最终选择回到国内参加民间独立舞蹈团。

段妮并非是一个个例。方美昂说：“10年前，现代舞艺术家最想出国发展，10年后很多人选择了回来。”

从未想过要离开的文慧依旧在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尽管当2008年她长达8个小时的作品《回忆》在欧洲各地演出后，关于她的新闻好像少了一些。文慧说自己在做一些更紧迫、更需要留住的创作。例如《民间记忆》计划。“我上个月在农村和一个84岁的老人一起跳舞，打破了界限，舞台更广阔，在现实生活里面，她给我很大的精神力量，”文慧对记者说。伴随着这个老人的生活，文慧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半，在不破坏她日常的生活的同时，又和她有一些交流。除了文慧，还有很多参与计划的年轻人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里采访老人，用影像记录下来，回到剧场再成为剧场作品。

“如果不是你采访，我都想不起来‘生活舞蹈工作室’已经18年了”，文慧笑着说，“我们现在真是生活舞蹈。一睁开眼就跳，有时候凌晨一二点还在跳。”她形容自己当下的生活是“乱睡乱起，乱吃乱喝。想排练就排练，想跳就跳”：“我们没有日程，包括对驻站（草场地工作站）和半驻站的艺术家们也没有要求。我们要培养年轻人的自觉意识、责任感。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每天早上的日常训练，没有规定，由自己决定。他们的气质和现在在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的气质完全不一样，我不认为他们是演员，而是创作者。让更多的年轻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空间让他们发表，这是最重要的。”文慧顿了顿，加了一句：“但这不是等来的。”

“谷舞社”：“业余”现代舞团

“是这些所有专业舞团、小型独立舞团、专业学院、大专院校共同凝聚成今日的中国现代舞蹈，并绽放出一种开放、包容、各显风姿的中国现代舞面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舞》一文的末尾，“中国现代舞之父”曹诚渊这样写道。他最后特别列了一个“2008年间相对活跃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小型独立现代舞团队名单”，共计53个。其中最早的（香港东边现代舞团）已经有20年历史，也有“在去年才刚刚成立的，以个人为单位的舞蹈团”。

时隔4年，名单上的这些“小型独立现代舞团”有新出现了的，有解散的，也有消失不见的。在广州现代舞团采访曹诚渊时，他特别向记者提到了在江西南宁的民间独立现代舞团“谷舞社”和“点典走廊”，“他们看了现代舞，喜欢了，就回到自己家乡开始做了。如今他们做得很棒”，这些在职业之余钟情现代舞的年轻人在曹诚渊看来作出了不少成绩，他笑着说：“我如今常说，中国的现代舞城市继广州、北京之后，不是上海，而是南宁。”

“点典走廊”编导、艺术总监黄纯军现在是南宁创艺艺术学校舞蹈教师，曾经是地方歌舞团的专业编导，算是舞蹈出身。而“谷舞社”编导、艺术总监黄磊，大学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1999年毕业后便开始策划编导了现代舞演出，对于历届现代舞周展演，他和他的“谷舞社”是舞台上的常客。2005年，黄磊干脆一头扎进了北京舞蹈学院，读了编导系研究生，现在在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当教师。当上舞蹈老师之后，虽然“谷舞社”依旧是他教师职业之外的“业余”活动，但比起以往，总算是工作与舞团之间平衡的最好的状态。

“坚持创作上的独立姿态，游走在传统体制与主流趣味之外，善于融合不同剧场元素，作品风格奇诡多变。目前开始着手民间舞蹈资源当代化呈现研究。”这是来自“谷舞社”自己的介绍。记者在2009年第六届广东现代舞周上，看到了一个日益成熟的“谷舞社”，他们带来的《刘三姐们的前世与今声》让观众倍感惊喜，介绍词写得精炼：以闻名全国的广西壮族的“歌墟代表”刘三姐切入作品，“探寻典籍传说，冷眼解构世相，收古贩今，亦舞亦戏，为你揭开刘三姐的迷离身世—凝视历史的深处，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用现代舞周总监旷为立的话来说，《刘三姐们的前世与今声》是那一年让他最惊喜的作品。更加难得的是，从2006年的作品《孝》开始到现在，“谷舞社”保证着一年一部作品的创作速度，创作内容一直与他们所处的土地—壮族息息相关，并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风格。

如今黄磊的想法更大更多，他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僚人歌》，所谓“僚人”，指的是“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及越南北方的壮族、布依族和岱-侬族”，因“共性大于个性”普遍自称“布僚”（我们的人）。《僚人歌》希望经过案头搜集、田野调查、素材提纯、演员训练、创作积累等环节，在期间和期末推出作品，最终完成一部“书写关于僚人历史文化情怀的身体史诗”。

领跑中国现代舞发展，开一时风气之先，广东现代舞团：激情二十年

本报记者 谢培

“20年前，那是1986年，中国文化艺术界发生了什么样具有标志性的大事件呢？”在迄今为止唯一一本完整记录了中国现代舞当代发展历程（1987年-2006年）的著作《飞舞大地》卷首，作者、资深媒体人陈丹苗这样问自己。她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一无所有》，二是“广东舞蹈界乃至中国舞蹈界正酝酿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杨美琦的眼泪

1986年夏，时任广东舞蹈学校校长的杨美琦参加了被称作“世界现代舞的麦加”的美国舞蹈节，她被惊呆了，还给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唐瑜写信：“这次出访完全出乎意料，收获很大，回来后才跟你谈，要深深地谈，希望得到你的理解。”

杨美琦想法是：在广东，先办现代舞培训班然后建现代舞团。她取得了美国舞蹈节愿意给予师资和经费支持的允诺，也面临着对于“什么是现代舞”一头雾水的领导们的沉默。写报告，动用私人关系……省里都知道杨美琦想办现代舞团。1987年2月，唐瑜决定对杨美琦说不，“一来省领导的态度并不明朗；二来有前车之鉴：几年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曾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建议广东组建芭蕾舞团，几年都没有回音”。

杨美琦在唐瑜的办公室里哭了，这刺激了唐瑜，他决定支持杨美琦先把培训班办起来。当省财厅的经费迟迟不能到位，杨美琦在电话里喊着“现在钱没有了，我要从人民大厦跳下去了”时，唐瑜还从文化厅内部经费里挤出一点。事后，唐瑜对陈丹苗坦承，当时适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办现代舞班冒有一定政治风险，于是他指示在现代舞前加入“实验”二字—这个可进可退的帽子，让现代舞团一戴十多年。

事情本身远比文字能够记录的复杂曲折，但无论如何，1987年9月14日，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专业实验班正式开学了。

中国现代舞第一金

“为发展中国现代舞而奋斗”，排练室内的镜墙上方，挂着这样的一条标语，一个女孩，穿运动裤和背心，将左腿向前高高举起，双手前合，目向天花板。这是当年现代舞班首批学员乔扬留下的练功照。

现代舞班学院每月60元的生活补贴，让乔扬不得不在头两年像自己的同学一样，去城外的大酒店为宴席伴舞。首批实验班学生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导师曹诚渊和前后来此教学的二十多名国际现代舞专家的养分—如何“用脑子”跳舞，成为“有思想”的舞者。1990年，乔扬和搭档秦立明获得法国巴黎第四届国际舞蹈大赛双人舞金奖，这是中国现代舞第一金。6万法郎的奖金，一多半归国家，两个搭档一人分得1.1万元，总算结束了吃方便面排舞的艰苦日子。

正是这枚金奖让领导们下了决心。1992年4月10日，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下达了“关于成立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批复”文件。2004年，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以下简称“广现” ）再次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试点：中国文艺演出团体中的第一个粤港合资企业，广东现代舞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诞生了。

烧钱的曹诚渊

1992年“广现”建团之初已规定，3年后“断奶”，舞团与演员实行“一年一签合同”，双向选择，打破传统文艺团体的“铁饭碗”。既是合作伙伴、又被邀请担任艺术总指导的曹诚渊每年拿出30万元的赞助经费，让每位演员在600元人民币的工资外可得到1000多港币的补贴。

称曹诚渊为“中国现代舞之父”颇为形象。对中国现代舞而言，他既要育人（教学、排舞），又得养家（补贴、运营）。曹诚渊为中国现代舞“烧钱”，一烧三十多年。从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开始（以下简称“香港当代” ）自掏六年腰包后终获香港政府资助，到之后的广现舞蹈班、广现舞团，直至北上接手北京现代舞团（以下简称“北现” ），曹诚渊不计回报的“烧钱”之路一直没有停止。广东现代舞团前任艺术总监，现为驻团艺术家的刘琦说：“每到发工资的时候，他就从香港拎着一个装满港币的书包回团给财务。”

时至今日，曹诚渊对于中国现代舞的意义，远要比烧钱深远得多。“我第一次来内地演出现代舞是1981年，在广东省歌舞团一打开满是灰尘的剧场里进行内部交流演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广州路上的灯都不算太多。演出的时候大家很冷静，我以为他们不喜欢，结束后一个年轻编导偷偷摸进我住的驻外酒店找我交流。”坐在广现小剧场外的咖啡厅内，曹诚渊笑着回忆：“两年后由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办，我们来广东巡演，从香港出发不久，就接到电话说广州友谊剧院的两场演出票已经卖光，我同意临时加演一场。车没开出两个小时，第三场的票又卖光了，于是又去中国大酒店加演一场。在广州3块、5块、7块的票，在中山卖到了20。我说怎么这么贵？一看宣传语是‘机关布景、美女如云’！”

1992年成立的广现，依旧是团长（杨美琦）负责制，应邀担任艺术总指导的曹诚渊提了一个要求：“政策的问题你告诉我就可以，我愿意妥协。但是艺术方面要我说了算。”得益于曹诚渊的香港人身份和不断争取的个性，文化厅的领导们给予了广现更多的创作空间。关于创作空间的问题，曹诚渊感触更深：“北京的规矩比广东多多了。” 但北京成为了现代舞空间的福地。据新华网和《中国日报》“国际在线”报道，北京现代舞团曾在2004年陪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巴西参加“感知中国”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曹诚渊说：“当时是因为巴西方面希望中国能够带去一个现代艺术团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找来找去只找到了我们。当时北现还挂靠在北京市文化局下，没有自己的演出证，因为这次陪同出访，演出证一下子就解决了。”在这之后，北现几乎每年都作为代表参加美国、西班牙、北欧三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中国艺术节”。曹诚渊说：“现代舞在中国拥有了国家级的影响力，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邢亮“回归”

2012年4月，时隔数年，邢亮回到了他曾无比熟悉的广东现代舞团排练厅，受邀担任广现新作《神马来了》的编舞。下午6点，工作结束，他踩着拖鞋，来不及冲凉，一边抹汗一边走进广东现代舞团小剧场里的咖啡室。

《飞舞大地》写道：“邢亮几乎是中国舞者‘完美’的象征，在上世纪90年代的舞台上，只要出现他的名字和舞姿，就会引起现代舞迷热烈追捧的尖叫。”

12岁时，邢亮被父亲送往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表演系学习，原本没有兴趣的他很快找到了乐趣—拿奖。接触现代舞之前，他已经夺得了全国第二、三届舞蹈院校“桃李杯”中国古典舞少年组、青年组第一名。从北京舞蹈学院的师兄那里接触到荷兰舞蹈剧场80年代的现代舞录像之后，邢亮的舞蹈世界从此打开一道广阔的大门。

1993年，邢亮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来到刚刚成立半年的广东实验现代舞团。1994年11月，邢亮在两年一度的巴黎国际舞蹈比赛中，获得男子独舞一等奖：“1993年-1997年那段日子是舞团最火、最活跃的日子，舞团和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演出很多。”1993年-1998年，邢亮和桑吉佳一起，成为广现最美好年代的代表人物。

1995年的首届中国现代舞大赛，呈现出广现与北京舞蹈学校一南一北的竞赛，间接催生了北现的成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欧建平等人的呼吁声中，当年10月，以北京舞院现代舞大专班不到10个学员为基本班底的北现组建了，他们邀请离开广现出国学习又回到北京的金星担任艺术总监。1998年初，金星突然离团，曹诚渊受邀北上，邢亮和桑吉佳则去了香港当代。2000年8月，杨美琦从广现离任，广现的发展速度缓慢了下来。2003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北现越发活跃。2005年，北现一分为二，曹诚渊结束了与张长城（北现团长）六年的合作，另外成立新舞团“北京雷动天下”。

前后20年，一些老人离开了。例如广现第一批学员沈伟，1995年赴美留学，后来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纽约舞团；另有新鲜的血液加进来，但像刑亮、桑吉佳这样的标志性人物却鲜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0月，沈伟带着自己的舞团，在肯尼迪文化中心的“中国文化周”里，与北现、广现和香港当代三个舞团相遇。这仿佛是宿命，又像某种寓言。

伦敦奥运表演节目《平行线》中国首演，残疾人展现别样之美：

为与生活较量，他们需要清楚地了解身体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英国坎多克舞蹈团的中国处女秀，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交接仪式上代表英国出演的伦敦8分钟。近日，这支由顶尖舞者和残疾舞者共组的英国现代舞领军者再次亮相国内，4月17日在中国最早的欧式剧场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坎多克无极限》后，转战北京国家大剧院。

坎多克舞蹈团此次演出《坎多克无极限》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艺述英国”—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英国艺术节—的重头节目之一。《坎多克无极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其中上部《平行线》是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特别创作的作品，中国首演后将返回伦敦参加奥运会演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平行线》的配乐是迈克尔?格拉索创作的，他也是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和《花样年华》的作曲者。

坎多克舞蹈团艺术总监佩德罗·马查多在上海演出彩排期间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针对国内有关坎多克舞蹈团将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再次表演的传闻，他向记者澄清：“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跟北京奥运会不太一样，我们对北京奥运会精彩绝伦的开幕表演记忆犹新，伦敦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城市，届时许多文化、艺术活动都会在整个奥运会举办期间展开，坎多克舞蹈团被特邀在‘文化奥林匹亚’中表演两个舞蹈，总共30分钟，其中一个就是《平行线》。”

平行线：以何区分，以何相连

《平行线》的表演始终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整个剧场除了舞台，哪里都是黑暗。然而未必寂静，所有的观众都在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

舞台上的演员，动作大体一致，被编排好的内容通过形态各异的身体一一讲述给观众；然而他们又保持着各自的特殊，动作相同却不相随，没有军事化的整齐划一，也没有芭蕾舞中的引领，一个人先行，另一个人平行。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姑娘纤细的假肢，带着金属特有的光泽，而手掌几乎无法找到；观众也可以清楚地比较一个男孩双臂长度不一，在动作里显出差距；而当坐着轮椅的舞者上台，轻盈地在队友们中间穿梭，用盘旋的方式表达自我，一切的差异，在不同的肤色、形体之间，在健全与残疾之间，消失殆尽。

“我们委托编舞马克·布鲁创作《平行线》时，他首先提出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舞者共同来完成作品的想法。所以参与演出的12位演员中，有5位是来自巴西、中国和伦敦的客座演员，其用意就是将本届、上届和下届奥运会的主办地伦敦、北京和里约热内卢联系起来。” 艺术总监佩德罗·马查多向记者讲述了该舞蹈的创作过程。

与名字“平行线”直接相关的是对舞台上“线条”的理解。“创作之初，马克在地图上画各种线条，然后开始思考：我们旅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穿越边界线。旅行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在一起，但边界线却把人们区分开来。这是他在舞台上使用绳子作为道具的想法来源。他想让观看舞蹈的人们思考，什么让人们彼此区分，什么又让人们彼此相连。” 佩德罗·马查多说。

这个创立于1991年的舞蹈团向艺术发出了“何为舞蹈、谁能舞蹈”的叩问，创始人彻莱斯特?丹科尔因颈部受伤造成身体左侧腰部以下瘫痪。舞蹈团对普通舞者和残疾舞者的标准相同，即使残疾舞者可能没有经过正规的舞蹈训练。马查多说：“我们的舞者需要的是力量、柔韧性、好奇心，还需要大度，以及一颗热爱艺术的心，与（残疾舞者）共事的美妙之处在于，他们为了与生活较量，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体，这一点也许是你我都无法做到的。”

“想在大背景下探讨人与文化的差异性”

因车祸而导致下身瘫痪的前芭蕾舞演员马克·布鲁，如今已然属于现代舞编舞大师行列，正是他编排了《平行线》。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帮助下，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到了身在伦敦的马克?布鲁。他与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了编排《平行线》以及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伦敦八分钟”的感受。

时代周报：创作《平行线》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坎多克舞蹈团。能否谈谈回到坎多克、并被邀请为伦敦奥运会创作表演节目的经过？

马克·布鲁：当时舞蹈团找到我和克莱尔·坎宁安来共同完成整个舞团在“文化奥林匹亚”的表演编排，我们两位都是残疾人编舞，我的《平行线》是上半部分，坎宁安完成下半部分，遗憾的是她的作品未能在上海先与大家见面。

《平行线》能够成为伦敦“文化奥林匹亚”表演节目之一，对我来说实在是巨大的荣耀。我的整个创作过程大约经历了5个星期，一共邀请了12位演员来参与表演，我们整个舞蹈团队多元化的背景，演员具有天赋和创造力的演出，都让我自豪地觉得，我们的节目展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我十分期待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来观看我为伦敦奥运会创作的新作品《平行线》。

时代周报：在采访坎多克舞蹈团艺术总监佩德罗?马查多时，他向我们讲述了《平行线》的创作灵感。作为舞蹈的编舞本人，你是否有属于自己特殊的诠释？

马克·布鲁：通过将本届、上届和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联系在一起，将奥运会与残奥会联系在一起，我的作品是想在奥运会的大背景下探讨人与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将舞者区分开的同时，也由他们通过动作的交流、协调，统一在了一起。

我最为感兴趣的是零散和不规则的动作，在我的舞蹈中会给演员一定的自由度自我表现，也因此我能够在其中找到限制之下的动作创作的可能性。我的工作就是通过舞蹈的敏感、精确和质感来展现人类运动之美。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代表中国的两名香港舞者的表演？

马克·布鲁：与两位香港舞者关可琪和黄铭熙合作的经历非常愉快，两位都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现代舞专业，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们在工作上非常努力，对待同事彬彬有礼，这可能与亚洲人的性格特质有关系，同时他们还保持了开放的心态，并且有很好的幽默感。

时代周报：《平行线》返回伦敦的表演具体会在什么时侯？形式上是否有所变化？

马克·布鲁：《坎多克无极限：新作品之夜》将会在2012年9月6日晚在位于伦敦南岸的伊丽莎白女王大厅演出。届时当今世界顶级的残疾人舞者将会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精彩表演，而观众的规模也将空前。

盛潇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