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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努力实现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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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目前,三亚市已经初步完成了全国首个地级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长期以来,三亚过多地依赖旅游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三亚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初衷,就是希望借此改变三亚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旧模式,努力实现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双增长”的新模式。

根据三亚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李柏青将三亚可能投资的项目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经济增长、自然资本负增长”项目;第二类是“经济与自然资本协同增长”项目;第三类是“自然资本增长较大但经济增长小”的项目。

“第一类项目是三亚所避免新上或者引进的,例如最近考虑到破坏当地自然环境的因素,我们就停掉了一个已经审批通过的地产项目;第二类项目是三亚欢迎的,在投资模式上会通过尝试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李柏青介绍,第三类项目是三亚市政府计划进一步加强的,这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李柏青透露,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和应用,还需要在政府内部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我们也在考虑能否出台有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政府文件,从政府决定上把它固定下来,从而推进三亚的绿色崛起和转型。”

重在计算价值量

《21世纪》: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现在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只需计算自然资源的物理量,另一种观点认为需要把自然资源的物理量折算成价值量。您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李柏青:如果只是计算自然资源的物理量的话,那么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就简化为一个自然资源的综合统计表,所以我更倾向于计算其价值量。

大家对环保的认识在逐步提高,环保不仅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过于强调追求GDP速度和规模,这种思维本质是一种“以物为本”、倾向于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它在工业化过程中不能正确反映一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福祉,并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和弊端:自然资源日趋枯竭、环境污染和破坏加剧,大江大河源区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水生态严重失衡,沙尘暴频发等。

因此,如果能够全面计算并挖掘出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那么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家底”,促使我们更好地选择发展路径,改变过去的发展方式,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即要求逐步摆脱单纯重视GDP的做法,开始把自然资本等财富纳入国民账户,强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

《21世纪》:如果是计算自然资源的价值量的话,不同的资源种类和能否以及如何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这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多争议。这也是之前国家统计局和环保部推行的绿色GDP遭到的一个重要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李柏青:我倒觉得在中国主要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科研方法问题,而是行政管理问题。如果这个概念在顶层设计层面达成了共识,那么技术上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就像我们三亚,只要政府在理念上接受了,专家们再做起来就很简单,无外乎就是加减乘除。

所以,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政府的统筹和社会共识的形成。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分散于环保、国土、林业、水利、农业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能否实现数据的共享、做决策时考虑有效协调和协同?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为什么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21世纪》:三亚尝试编制自然资产负债表,是自发的行为还是上级政府要求的试点行为?

李柏青: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当时考虑启动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还没有太多行政上要求,因此可以说七八成出于自发,我们的探索与国家的要求不谋而合。我们希望下一步这种融合可以更紧密一些。

《21世纪》:三亚的自然资源基础很好,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并不是特别突出,那么为什么三亚还会有动力去做这个探索?

李柏青:三亚的特点,用句玩笑话就是“不东不西”,既不属于东部经济高速发达的地区,也不是西部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的地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我们经济发展还不错,比西部地区要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环境的压力比东部地区要小一点。我们希望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避免重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老路。

三亚做这件事,最早的出发点仅仅考虑了自身需求,但是我们也发现三亚也可能无意中在给其他兄弟城市甚至给国家提供某种决策参考甚至是样板。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念把它做好的更大动力。

不再单纯发展房地产项目

《21世纪》:三亚做完的这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目前得出了哪些基本结论?

李柏青:我们的研究团队将自然资源资产分成两部分进行统计:自然资源存量与生态系统服务,前者包括森林、矿产等现有实体资源和海洋、农田等空间资源,而后者则指前述资源提供的服务功能,如食物生产、水源涵养、空气净化、碳汇、旅游等。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进行货币化计算,来摸清自然资源的家底,观察自然资源的动态变化。

经过近九个月的实地调研和数据提取,研究团队初步得到了三亚自然资源资产的总额数据,其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估值大约在2180亿元-3150亿元之间,大约是三亚现有GDP总额的5.8-8.5倍之间。这一结果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将对三亚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意义。

《21世纪》:具体来说,三亚计划如何应用这次的研究成果?

李柏青:首先,可以使城市决策者对三亚现有的自然资源价值有直观的量的认识,对环境保护和构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等制度建设有极大裨益。

近几年,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深入,三亚城市迅速扩张,加之缺乏规划和开发过度,挤占了许多湿地和农田,自然资源损耗严重。同时,游客的急剧增加,超过了三亚自然资源承载力,环境污染严重,加上保护不当,海洋资源加速衰减,三亚湾等区域的海岸线侵蚀严重,沙滩受到污染甚至出现了黑硬化现象。三亚的自然资源资产大约每五年损失量相当于90%的GDP。这些结论是通过对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对比得到的。直观的数字更能激起决策者、部门甚至普通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能给决策者统筹考虑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城市整体规划思路提供生态学上的思路和具体的数据支撑。

对局部地区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核算,可用来有针对性地实施推广,给构建离任审计制度提供专业的思路,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尽早付诸实施、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利用“自然资源负债表”对领导人进行离任审计构想。

再者,可以引导三亚产业发展方向。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估算可将有限的人力、资金资源集中在利益价值较高的区域,这为三亚市政府有选择性的合作投资开发、招商引资提供生态学方面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引导社会和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向,不再单纯的发展房地产项目,而是向总部经济、生态旅游、休闲养生等产业倾斜,利用三亚的自然资源资产落实“新常态”发展目标,引导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助力三亚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鉴于自然资源本身可为投资者产生收益和价值,在项目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投资者必然会加倍呵护环境资源,以求得到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对改变政府买单治理环境的现状,做到将生态环境保护融进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使经济活动“绿色化”、“生态化”有重大意义。同时,出于离任审计制度的考虑,决策者会有意识地选择引进一些生态保护意识高,环境污染小,生态破坏程度低的企业进驻,从而对整个城市生态环境产生可持续的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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