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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投行从业者自白:从承做三板转向县级城投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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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券商投行从业者自白:从承做三板转向县级城投债 被券商分支机构耽误了)

一家大型券商华中地区某营业部投行人士张华(化名)近期正考虑离职。

“2017年主做县级城投债,精力都在这上面,但是行情不好,项目一直没出来。最近老板跟我谈降薪,税后基本工资仅5000左右,但是我想都到了这个地步,还不如不做。”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张华于2015年下半年加入一家全国性券商,彼时新三板正值风口,他乘机做了几单新三板业务,收入还算不错。不过此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三板风口降温,从业人员转型迫在眉睫。

2016年下半年,已持续数年的“债牛”正值火热,彼时公司领导看中了城投债市场,随即张华所在的部门开始转向县级城投债,而2017全年下来跟进的5个项目,颗粒无收。

对张华来说,2017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在结束这一年时,他说道:“世界以痛吻我,我仍愿报之以歌。”目前他已开始海投简历,此后或将背井离乡,成为北漂或沪漂。应该说,张华既是个案,也不是个案。正是这样无数的个体命运为规范地方政府融资、金融去杠杆的大时代做下注脚。

一个决定

2013年底,股转系统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数据显示,2013年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156家,至2014年猛增1232家,此后势头持续向好,2016全年新增家数达到5091家的峰值。

踏着新三板的风口,2015年9月张华进入一家全国性券商华中地区某营业部。“当时三板市场行情比较好,很多企业主动想三板挂牌,做成了三单业务,每单业务提成税后5万左右,收入还可以。”张华说。

好景不长,2016年中新三板逐步降温,若以挂牌公司数来看,新增企业在2016年8月单月达到983家后,开始步入疲态。细究其背后原因:一是市场流动性差,融资效应难以显现;二是企业质量良莠不齐,掘金效应和品牌效应下降;三是部分地区出现企业挂牌后未能融资,反而出现税务、辅导、审计等成本增加,挂牌前企业通过税务筹划可以避税。

随着市场趋于冷淡,很多券商发现新三板业务性价比较低,部分券商甚至因三板业务导致扣分降级,影响其它业务。此背景下,张华所在的券商也在谋求转型方向,不再对新三板投入大量精力。

2016年下半年,分公司领导调整经营方向,地方城投融资成了张华所在团队新的重点领域。据张华说,当时领导主要考虑在短期内形成规模性业务收入,按照县级债10亿规模、千八承销费用计算,一单县级债形成约800万收入,且项目周期较短。

事后来看,这被证明是一个并不英明的决定,这影响了张华的整个2017年。“不符合市场情况,低估了县级债发行难度及业务过程中对地方关系的依赖,导致长期没能形成有效业绩。”张华回忆时称。

踏错节奏

若摒弃事后诸葛的观察角度,放在2016年下半年的背景来看,公司领导“推进地方城投融资”的决定似乎也并无不妥,甚至是当时很多机构的现实选择。

中诚信发布的《债务规模刚性压力下的结构转换与风险释放》系列报告显示,2016年县级平台发债数量和规模增长率均超100%。多方面原因促使县级城投规模在2016年迎来大扩张。首先2016年债市利率达到了难得的低点,中债城投债到期收益率(AA)3年期收益率一度低至3.1%;其次虽有规范政府融资的文件下发,但平台融资空间仍在,尤其是县级平台。

早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称“43号文”)称,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文件出台后融资平台短暂观望,不足一年,借力稳增长加杠杆成为平台与金融机构之间心照不宣的事实。彼时的新特点是平台下沉,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做县级业务。

若一切沿着这个道路发展下去,张华或许不会2017年颗粒无收。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在2017年迎来加码,同时货币政策中性趋紧态势愈发明显。对于2016年底才开始拓展县级城投债的张华来说,显然踏错了节奏。

2017年1月初,财政部分别致函五省市地方政府、两个部委,要求依法问责部分县市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行为,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理。张华所在的省份便有平台负责人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被撤职。此后,财政部还先后下发50号文、87号文,规范政府融资。

严监管下,县级平台业务因其“擦边球”特质受影响更大。“县级平台因资产、收入、利润很难达到债券发行要求,存在大量虚构资产、收入、利润的情形,导致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感觉风险过大,不配合推进。”张华说,“除非是主管领导关系很到位,从上往下强力推。”

他说,很多县级城投公司发债都需要进行包装,涉及到业务擦边。资产包装一般有两大途径,一是出虚假注资文件,即土地不招拍挂,政府出文表明属于城投公司,评估后直接入账;二是空转土地出让金,即政府先出资给到城投,城投拿去拍县国土局挂牌出让的土地,土地出让金进地方非税账户,之后钱再还给城投公司,城投公司再拿去拍地。

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涉及“擦边球”,以空转土地出让金包装资产为例,涉及两点擦边:一是国土局挂出的土地可能没有达到出让条件,二是土地出让金本应走专门的土地出让账户。此外对于营收、利润也有相应包装手法。“涉及擦边球时,我们更多会思考自我保护,不过市场都是这么做,不这样做不出业绩。”张华称。

“这些特点决定了业务成败取决于领导力推程度。但对很多项目来说,关系没那么到位,并且小规模项目难以取得领导支持。”张华称。他全年跟进3个县级债,对接承揽2个县级债,跟进的3单债均未能成功发行,且因市场利率持续上行,目前来看后续发行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数据显示,中债城投债到期收益率(AA)3年收益率已从2016年8月份的3.1%上行至目前近6%。

淘汰与反思

由于投行业务收入多来源于业绩提成,张华2017年收入下降严重,同时因工作需长期驻扎在项目现场,无法顾及家庭,他觉得投入产出比较差。

“2017年最心寒的是为了维护客户,推进项目进展,家里宝宝出生后未能休陪产假陪家人,且孩子出生后黄疸过高需要住院,但领导不批假,当时就有了离职计划。”他说。

其实张华并非个案,至年底考核,他所在的分公司团队大部分员工因考核无法达标面临淘汰风险。当地同行也面临收入减少的压力。

数据显示,2017年城投债发行总量(按资讯分类)达1.75万亿元,同比锐减3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平台选择提前兑付,2017年提前兑付3267亿元,同比多增76%。

在回望2年多的券商投行从业生涯时,张华将自己的挫折经历归之于市场大环境。“进入券商是因为2015年各券商大规模扩张新三板承做团队,之后新三板持续走冷,部分客户放弃辅导;2016年下半年新的分公司领导到任,调整经营策略,市场定位失败,导致分支机构经营业绩持续下滑,且作为分支机构的承做权限不断收缩,导致步步踏错。”张华称。

对他自己而言,则是没能认清分支机构投行人员的尴尬地位,收入产出较好的大投行项目因监管原因分支机构人员无法独立承做,收入被分割。另外,由于接触项目多而杂无法形成核心能力,且随时有被迫调岗或离职的风险,不利于成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被动打破,破茧重生吧!走出去看发现自己收入和业务均能有不错突破,被券商分支机构耽误了。”在回顾自己2017时,他如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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