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国内产业布局

国内产业布局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产业布局的现状与特征看,大部分工业产业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14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1.7%,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工业增加值占比排名前三位,工业增加值之和占全国的35.7%。各细分行业中,除采矿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加工业外,其他行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均超过50%。

而西南、西北地区资源密集型行业较为集中。食物原材料、煤、油、气、水等为该地区的优势资源,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能源原材料采选业,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石油等加工及冶炼,食品、饮料加工业是这些地区的优势产业。

中部内陆地区工业体系较为齐全,已经出现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趋势。资源类行业中,山西、河南的煤炭开采,河南、江西、湖南的有色金属开采,河南、湖南、湖北的非金属矿开采,以及相关的资源加工和冶炼行业的占比在全国位居前列。由于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联南通北,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食品制造、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和一些设备制造业,甚至是医药制造这类高技术类行业开始不断向中部地区转移,中部内陆地区的这些行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除山西外,中部地区基本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东北是发展最早的工业基地,石油和黑色金属开采及加工冶炼等重化工业、设备制造业是其优势产业。黑龙江的石油、天然气开采位居全国前列,辽宁的石油化工、黑色金属冶炼、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吉林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都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支柱产业。

现有产业布局存在三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不同区域规划和产业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从大的区域看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从小的区域看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规划。这些既有区域性国家战略或规划往往着眼于某一区域或地区自身,没有针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同和融合,容易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出现重复建设。

二是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由于财政体制不健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机制,地区之间的竞争逐渐强化,各地区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结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工业结构相似率较高。有研究表明,除海南、黑龙江和西藏外,其余或多或少都存在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其中四川、山东、安徽与全国31个省区中的9个以上地区制造业结构相似度系数在0.8以上;而相邻区域省份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也较为突出。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加大了地区之间的竞争,不利于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企业规模不经济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也造成了地区市场分割,使得全国统一市场体系难以形成。

三是工业布局过度集中于东部地区。虽然中西部省份工业不断发展,但我国工业布局仍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更多是资源输出,大量的资本、劳动和和自然资源仍不断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我国贸易渠道仍较单一,几乎全部集中在海上通道,仅有西部沿边地区贸易渠道部分集中在陆上;二是我国对外贸易主要面向美国、日本、韩国等东南方向,2014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比仍高达85%;三是中西部地区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较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在这种开放格局下,工业布局不断向东部地区聚集,中西部地区资源输出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工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产业优势难以发挥。

“一带一路”战略

为平衡国内区域发展提出新思路

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平衡国内区域发展提出了新思路,对促进我国区域产业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覆盖面广,强调区域间协同发展。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及了18个省份,还涉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内陆地区的节点城市和沿海城市,基本上涵盖了我国主要经济地带,贯穿了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地区。同时,对各地区进行了明确定位,如广西要发挥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形成海上与陆上丝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与过去的区域发展战略相比,“一带一路”战略更加注重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互动,强调跨行政区域的协同发展。

其次,促进对西开放,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基础。中西部地区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存在开放口岸少、物流费用高、区域转关难等制约因素。“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打开面向西北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开放大门,有助于深化中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从而使中西部地区更贴近市场,将临近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等贸易伙伴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

第三,打开路上通道,为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通道基础。过去路上通道不发达是制约中西部地区经贸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和突破口,依托国际大通道积极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中西部地区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交通、通讯、电网、管道等基础设施水平,显著增强沿线经济带和城市群的连接性,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为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四,加快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为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空间。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东部地区成本上升和转型压力增大,制造业也在加快对外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优势仍较突出。2014年其他省份工资为沿海省份工资的77%左右,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约为沿海省份的60%左右。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有助于扩大产品供应和服务半径。“一带一路”的提出将进一步引导资源流入中西部地区,提高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一些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优势突出、要素集聚能力较强的区域,如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呼包鄂榆、哈长等重点城市群,具备成为潜在战略性增长区域的有利条件。此外,“一带一路”下大范围的区域协同合作将成为重要趋势,新市场的开拓、东中西联动性增强也将为东部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国内产业布局的新思路

“一带一路”是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目前各省区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相继提出各自的对接方案,未来“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协调好各地区对接规划之间及其与既有区域性战略的关系,通过“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城市或地区将沿线区域性战略连接起来,以点带线促面,促进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一)加强区域间的通道建设

各地区产业布局的基础是通道的联通。一是加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民用航空航线、高速铁路、公路等;二是加强各区域内部设施联通,以各区域内重点城市为支点,加强区域内其他城市与支点城市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道路网络和信息化网络一体化水平;三是加强各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陆上通道建设。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已开通多条国际班列,基本覆盖我国东、中、西部铁路货运枢纽。从部分省区“一带一路”对接方案来看,通道建设的区域合作和整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江西、四川等中部地区的通道建设方案多有重合,未来需要注意加强各地区特别是相邻地区之间的协调,构建高效、一体化的运输网络。

(二)加强各地区经济平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技术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等经济平台已成为各地产业发展主要载体。截至2014年底,国家级高新区有113家,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有16个,国家级技术经济开发区218个。这些经济平台将不同企业集中,形成显著的产业集群优势,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仍存在建设面积贪大、产业项目雷同、维持成本高、闲置率高等问题,多数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竞争力不强。

未来要完善经济平台建设,一是加强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产业协调联动,整合闲置的、效率和效益低下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二是加强区域内平台之间的交流,促进平台产业、人才、技术等合作;三是在政府引导下加强不同区域平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东西部之间,可以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机制,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探索技术合作、产业转移、共建产业园等,实现和创新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三)立足本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下交通运输类、基建相关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建设、文化旅游、信息产业、出口竞争力较强的消费类产业将面临较大发展机遇。未来各地区可根据自身优势,加强地区间合作协调,优化各产业链布局。

西北、西南地区的农业、石油、煤炭等资源较为丰富,可继续凭借其天然优势,延长资源产业链,促进食品制造业、上游采选业、中游冶炼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推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旅游文化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依托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中心城市,进一步发挥陕西、甘肃、四川、重庆在信息产业和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环保产业的基础和优势,促进其相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部内陆地区有靠近东部发达省份的区位优势,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先锋队,目前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设备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从广东、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向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内陆地区的转移,未来可继续加强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对接。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具有人才和科研优势,要着力建立自立创新的先进制造业体系,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同时,以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区为核心,加快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探索金融、管理、开放等方面制度的创新。

(四)引导产业链中下端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有靠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如新疆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接近,内蒙古紧邻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这些沿线大部分国家能源、矿产、农业原材料等较为丰富,工业化程度较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多向中国出口原油、矿石等初级产品,从中国进口机械和交运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及纺织等轻工业产品。另一方面,从国内区域比较优势看,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优势仍较突出,资源丰富,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西部地区设施、产业配套能力逐步增强。此外,中西部地区自身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中西部地区人口总量为7.7亿人,约占中国总人口的57%。可在生态环保的基础上,将东部地区产业链中下端的加工制造、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一是探索省省对接合作,如近期在民盟甘肃省委、民盟福建省委和兰州新区管委会的共同推动下,福建、甘肃两地政府、企业探讨建立政策沟通协调机制、产业转移和共建新能源等合作模式,这是促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优化地区产业链布局的可行方式。

二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要注重加强技术的引进,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创新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同时坚持绿色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做好资源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

三是承接省份之间要加强合作,避免恶性竞争,特别是中部地区一些省份,产业结构和相对优势较为接近,要积极探索区域协作模式,首先要明确本地区的定位及核心发展地区,在原有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整合分散、功能单一的功能区,促进本地区内部特色鲜明、高度关联的产业布局,其次围绕本地区主导产业,从省际产业链合作视角优化本地区主导产业。

优化产业布局需要相应的保障措施

按上述产业布局思路,为实现产业链和区域互动发展,还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

第一,中央政府加强统筹作用,促进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完善地方政府有效合作机制,突破行政壁垒,制定跨区域投资合作的考核制度、土地等资源共享的税收分享制度;建立和完善具有实质性权力的超行政区划的协调与监督机构;组建区域性行业协会,将区域内的企业按行业组织起来,建立市场与政府间的沟通和对话渠道,推动政府合作向纵深发展。地方政府要转变思路,从单一化的各个区域竞争转向共赢合作,清理各种变相优惠政策,避免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实现产业跨区域的协调发展。

第二,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引导资源向中西部流入。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支持中西部地区在改善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通过贴息、减免税收或设立专项资金等方式引导投资或产业流向中西部地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产业转移或兼并项目提供信贷、融资、财务顾问等服务支持。根据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实际,研究制定差别化产业政策,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门槛。

第三,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信息、技术创新、技术评估、产权交易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或中介机构。要顺应市场化需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制环境,保障投资者权益;进一步简政放权,着力消除行政性体制障碍,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优质服务和良好发展环境改变。

第四,外交支持助力西向外部市场的开拓。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与沿边国家建立高层交往和磋商机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交流、沟通和协调,促进中西部地区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可考虑优先推动安全状况高、地理位置较近、与我国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开展,建立示范性项目,以支点国家带动区、片联动,先近后远,先点后面,有序推进。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