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伤筋动骨”式国民经济结构大调整

来源:中国证券报 2018-07-10 11: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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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金融市场虽然在经济运行中不占主导作用,但是依然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如何在农业和农村人口占90%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又非常低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物力,实现高积累,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人口和产业结构决定着要实现高积累,积累只能来源于农民和农产品,实行以农补工。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向农民征收高额收税是不现实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货币性收入,自留的粮食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如何通过金融手段去实现社会高积累,就是当时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的最大需求。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这一时期我国在金融上的最大创新,就是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即工业品按照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定价,农业品按照远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定价。

实行工农业产品定价“剪刀差”,用金融市场的无形之手,顺利实现从农业和农村领域形成高积累的经济效果。首先,通过工农业产品定价“剪刀差”,当农民卖出农产品购买工业品的时候,农民和农业利益自然就转移到工业领域,实现了以农补工的目的。同时,农产品构成了城镇居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产品低价格又为对工人实行低工资制度创造了条件,大大降低了工业的用工成本。

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金融市场成为与财政并行的另一条实现社会高积累的途径。金融市场是“二财政”,财政金融穿“连裆裤”,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金融和财政的基本关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总量关系,就是通过财政和金融所实现的社会积累跟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关系,当时被称作“财政金融物资综合平衡论”。另一重要宏观关系就是处理好保持社会高积累率和维护居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平衡关系。城镇居民尽管也发工资,但是工资并不等于消费购买力。为了让货币跟社会能提供的物资(生产资料)和商品(消费品)相匹配,对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分配,对消费商品购买实行各种票证制度。光有货币,没有票证,同样也形不成消费购买力。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的金融政策是有效的,在人均生活水平低,且经济活动货币化程度低的环境下,有效实现了社会高积累,为“一五”期间建设156个大型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种金融市场的功能定位和创新方式也容易积累潜在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短期内“赶超欧美”的过度热情下,造成了两大宏观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是积累率过高,超出了居民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叠加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民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二是过度高积累形成了过高的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能力严重脱节。即使经过严格压缩,1962年我国的财政收入约288亿元,支出338亿元,赤字高达50亿元。面对十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局面,党中央从1960年开始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经济结构和财经政策的大调整。1962年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推出了以严控社会购买力、加强物资统配、调整积累和物资供应关系等一系列“伤筋动骨”式的行政政策。这次重大结构调整无疑是十分成功的,我国经济和财经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1962年开始,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了20%-30%水平,直到196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步入正常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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