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一张8分钱邮票 从此踏上金融改革路

1978年,发生了太多事情。

所有人的命运,整个中国的命运,都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历史洪流中,有一位正值而立的青年也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

1978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列火车穿越2300多公里山川平原,从昆明驶向上海。

车上坐着34岁的戴相龙,他的怀里揣着一封刚从人民银行江苏分行发来的工作调动通知书,即将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征程。

就在三个月前,他从同学那里听说江苏省财政厅和省人民银行要分家了,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正招聘财经干部。

一得知这个消息,他立马买了一枚8分钱邮票,毛遂自荐写信给当时从未谋面的江苏省分行行长。没想到,不到两个月就收到回信,同意接受他回乡工作。

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省圭山煤矿,他一待就是10年。当过井下运输工、当过采煤工,当过采煤队党支部副书记。当时的宿舍就建在一个叫“王家坟”的山包上,他和工友们以此为家,以诗励志:“春城无处不飞花,四海无处不安家”。

但在他内心一直有个声音,想和远在南京一年一见的妻儿早日团聚,如今终于等到这个机会。

此刻火车上,广播喇叭里一遍遍播放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想到未来的新生活、新工作,他心潮澎湃。而他想不到的是,新中国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将从此时开启,而他也将成为这股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百事待兴。戴相龙的每一次新任命,都是追随着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每一次由他牵头的工作,都有益于日后站在更高维度,为重构中国金融体制打下坚实的地基。

离开人民银行江苏分行后,戴相龙的第一站是农业银行。1984年底,时任农业银行行长韩雷,召集十多位年轻的分行行长,讨论农村信用社改革。这也是戴相龙第一次见到行长,当时每人限时发言15分钟,并有专人按铃叫停。他逐条陈述、层次分明,话毕铃响,得到韩雷赞许。

不到一年,戴相龙即升任农业银行副行长,时年41岁。这个时期,他提出并实施了“信贷资金集约化经营工作计划”,并在国家专业银行中最先实行了不良贷款的四级分类和清理压降工作。

“用两年时间,把农行的不良率降到13%以下。”在1988年8月10日农业银行清理信贷资产工作会议上,戴相龙立下目标。

这段宝贵的工作经验,在他之后身居金融业顶层决策之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0年初,戴相龙从农业银行副行长调任交通银行行长。从一家资产六千亿的大银行来到一家资产只有二百多亿的小银行,他开始不免有些失落感。作为全国唯一的综合性银行,当时的交通银行被称为“商业银行的改革试验田”。想到这一点,戴相龙又起了干劲,挥汗耕种,甘之如饴。

任行长期间,他最早公开提出“努力把交通银行办成社会主义商业银行”。当时的交通银行筹建了子公司海通证券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并会同10多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冲破国有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专业分工的限制,推动我国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步伐。直到现在,他仍主张把我国五大商业银行逐步办成综合经营的跨国银行集团。

知天命之年,戴相龙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95年6月,他被任命为人民银行行长。那时,人民银行承担后来“一行三会”四个部门的职责,可以想象工作之艰辛。

运用曾在专业银行、商业银行担任领导工作的经验,他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责,进行金融宏观调控,推动商业银行改革,加强金融监管。8年整顿全国金融秩序,三度推进四大银行不良清降,他全力以赴。

数十载磨砺,终淬炼成金。在1996年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上,戴相龙曾和当时的德国、法国央行行长合影留念。他笑言:“我们三个人不仅是同行,而且都是从‘地下’(指煤矿)走出来的人。”

回头看,从挖煤工到央行掌门人,恰是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巨变的一个缩影。某种意义上,其所折射的,与其说是个人成长史,不如说是一部中国新金融体系的发展史。对旧体制的改革,为这些个体提供了生长和超越的空间;新秩序的建立,给中国当代金融体系奠定了稳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