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抗辩的有罪推定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9-01-21 0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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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总是不入电影人的法眼。屏幕上的角色人口与地球上的实际人口,分属两个世界,匹配度极低。假如外星人借助电影工业来研判地球人的威胁性,他们极可能做出令我们失望的决策。他们获得的浅层印象多半是,地球人杀伐气重,热衷阴谋和可疑激情,在日常生活中动辄争吵和斗殴;间谍、律师比会计师更常见,特工、杀手像快递员一样普通。他们发现,按职业划分,围绕犯罪活动形成的庞大对抗群体,构成地球人的核心志趣,似乎犯罪既是地球人的首选谋生方式,也是我辈乐此不疲的娱乐消遣。

我们当然可以假定,外星人出于卓越的文明观,他们即使对人类的道德状况打了差评,也不必为难我们。站在太空视点,区区地球不就是一个人类永难越狱的天然囚室吗?他们大可抱着实验心态,对我们观摩把玩,就像我们家里弄个鱼缸那样。

电影天然要走“拍案惊奇”路线,通过电影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平凡苦难,不太现实。有部黑白片叫《典当商》(ThePawnbroker,1964年),我原以为可以顺带见识见识当铺老板的职业特性,谁知编导意不在此,他们致力强调一名集中营幸存者的绵长苦闷。说到这份苦闷,男主角是钟表匠或仓库保管员的话,故事一样可以顺利展开,所以,影片里那个封闭的典当行,尽管兼顾了犹太人的谋生特点,本身只是一个道具,用来折射主人公的内心苦闷。影片倒是非常优秀,擅长在逼仄空间里舞弄错综光影的大导演西德尼·吕美特,让我们像记住一名典型文学人物那样记住了典当商,这并不容易。但不可否认,观众很难借此对当铺老板的日常生计增进了解。主人公承受的心理折磨过于巨大,单凭这份凄苦到极致的心理,他就不再是普通人。

当然,这绝不是说,普通人的生活不值得电影人再现,它只是困难得多。通常,编导拟想中的观众,总是长着猴腚,必须在银幕上百般折腾,才能确保他们在两小时内乖乖坐定。对此,再没有比泛滥成灾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更具说服力了。该手法原是电影界伟大先驱D·W·格里菲斯于1916年在名片《党同伐异》(Intolerance:Love'sStrug-gleThroughouttheAges)里发明的,一百年来,它成了电影人屡试不爽的法宝,甚至,在并无必要的场合,导演仍舍不得割爱。比如《虎胆龙威3·纽约大爆炸》(DieHard:WithaVengeance,1995年)里,声称“我是战士,不是魔鬼”的恐怖分子塞蒙事先放置在学校里的定时炸药,只是无害的糖浆水,无论是否及时拆除,孩子都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导演仍死死抓住那份紧张感,非要把观众的心悬到最后一秒,才告罢手。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情节里,观众几乎再也见不到一桩提早五分钟被解除的危险了,因为在导演看来,让英雄提早1小时拯救全人类,须按重大银幕事故论处。那么,我们真那么傻吗?当然不是,但只要坐在电影院里,我们的心智确实会逸出常态,哪怕知道最后一分钟会有转机,我们仍会在时间迫近时,手心冒汗。电影人总是充分利用我们这个弱点,将观众玩弄于股掌之间。

每个导演对此心知肚明,敢于放弃这种便捷手段,在银幕上再现普通人悲剧的编导,值得特别钦敬。

看丹麦电影《狩猎》(Jagten,2012年),称得上银幕经验的奇遇。没有人预期这样一部电影,我们猝不及防地目击了一场平凡、沉重而又困惑的社区悲剧:它的平凡使画面缺乏惊奇,它的沉重令观众锥骨捣心,它的困惑叫我们四顾茫然。按程度说,主人公承受的命运打击不在古典悲剧英雄之下,银幕上却不见宫廷黑幕和刀剑相交,观众也找不到某个邪恶势力的代表,供自己抒发悲情,“揾英雄泪”。观影感受唯余一派凄楚。

在一个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丹麦小镇,正承受离婚烦恼的幼儿园保育员卢卡斯,日常生活还算温馨。他有一起喝酒游玩的朋友,有爱犬相伴,还有一位姑娘频频对自己示爱。他胜任保育员工作,与孩子们融洽无间,替小屁孩揩屁股也心甘情愿。他是个纯粹的普通人,欢乐和烦恼也新意无多,不值得羡慕,亦无需同情。忽然有一天,幼儿园园长把他召进办公室,说,某个孩子受到了你的性猥亵。

就像后脑勺突遭猛击,他还没发出哀鸣,生活就訇然倒塌。现代人都明白,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这项指控就越严厉;身处一个小型熟人社区,崩溃程度更是加倍——你失去了“大隐隐于市”的条件,无处躲藏,抬头遭人白眼,低头受人暗算,躲进小屋仍会被人砸碎窗玻璃。卢卡斯倒霉的是,在那一刻,他连指控者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

除了观众,没人相信他的无辜,在该事件中,观众是唯一保持清醒的人,这与编导的叙事策略有关。编导清楚事件本身的份量,他们放弃了叙事上的噱头,将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一开场就交给观众。每一个镜头都交代得干净洗练,人物性格的展示也不卖关子,我们跟随镜头追踪事件的完整过程。我们知道卢卡斯是冤枉的,也知道卢卡斯为什么会蒙冤。我们不知道的是,假如自己在生活中撞上这等事,该如何应对。事件的核心在于,谁都可能撞上这种倒霉事,它看上去一点也不稀奇古怪。

卢卡斯迅速失去了辩解权和工作权。尽管缺乏可靠证据,但一边是人见人爱的5岁小天使克莱尔,一边是一名你可以放心地将所有想象得到的阴暗龌龊加诸其身的单身汉,两相权衡,镇民的心理和道德倾向已然令卢卡斯失去主场优势。偏偏,这个外表温和的男人还有一股底层犟汉的倔脾气,固执地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不愿意、更不擅长替自己辩护。情人用半开玩笑的口气对他稍表怀疑,就被他粗暴地撵出门外。这只能加剧他的无助和绝望。

幼儿园园长征询了社区心理医生奥莱的意见,两人得出一致结论:指控属实,宜提请警方介入。支撑他们作此判断的依据,除了源于奥莱不够专业的业务能力,还与他们的共同信念有关:孩子不会撒谎。很快,小镇居民出于种种可贵又可悲的“义愤”,联手采取了行动,卢卡斯的生活开启了地狱模式。每个邻人都将扔他一个白眼视为公民义务,在超市里刁难并殴打他的收银员,体内一只正义小驹正在撒欢奋蹄,偷偷处死卢卡斯爱犬的邻居,显然也认定自己正在替天行道。卢卡斯最后差点挨到黑枪,幸亏那家伙射术不精,保育员才逃过一劫。第二天是否会有另一颗子弹尾随而至,无人知晓。

这件悲剧之所以虐心,在于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归咎的人。诚然,向园长告状的小姑娘克莱尔,构成事件的始因。但是,她毕竟只是一个5岁小姑娘,人们无权让她承担超出年龄的责任,何况,她后来多次表示“卢卡斯什么都没有做过,都是我说的蠢话”。克莱尔以为卢卡斯伤害了她,之前一天,她的哥哥出于恶作剧,向她摆显了一张男性性器官的色情照,还爆了一句粗话,小丫头懵懵懂懂,再加缺乏厘清虚幻与现实的认知能力,表达不知轻重,遂在幼儿想象力的驱动下,向园长虚构了那段可怕情节。一个心理早熟的女孩,内心图像中有多少种维度在光怪陆离地冲撞,老实说谁也弄不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蓄意为恶的动机。她是否将这种告发视为对卢卡斯的曲线示好,也属天晓得。

再看卢卡斯,他当然没有伤害克莱尔。卢卡斯是克莱尔父亲的挚友,平时常陪克莱尔一起回家,路上两人还一起玩游戏。克莱尔有天做了一个含有爱心标志的礼物,偷偷塞进卢卡斯口袋,还亲吻了卢卡斯的嘴唇。定要说卢卡斯有啥过错,就是过于较真了,他稍嫌严肃地劝克莱尔把礼物送给同学或母亲,还郑重告诫她,此种程度的亲吻,只可针对自己父母。我们可以认为,假如卢卡斯更和缓些,悲剧就能避免。但是,卢卡斯本来就没有接受过幼儿教育培训,他之前是一名教师,从事保育员是因为原来那所学校关门了。我愿意老实承认,换了我,不会做得比卢卡斯更好。但是,克莱尔的自尊心被不可估量地冒犯了。

我们看到,克莱尔的告发并不严重,她只是在情绪特别低落的那一刻,对模样慈祥的幼儿园园长嘀咕了一句,若非园长追问,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但是,园长追问又是正常的,是一种履行职责的正当行为,何况她特地请来心理医生奥莱参与定夺,我们不能认为她行事轻率。至于奥莱医生,他的专业素养或许可商,责任心则无懈可击。他虽然吃不准,但他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认为卢卡斯无罪,要么认为性侵成立。他该怎么做呢?他当然倾向于高度重视。他建议警方介入,肯定不是一种过失。假如因为缺乏决断而听任性侵者继续呆在幼儿园里日复一日地实施犯罪,他必将内疚一生。

再看镇民,他们都是纯朴的普通人,不清楚事实真相,但既然权威人士认为卢卡斯实施了性侵犯,他们作为富于爱心和公民教养的人,必须站在弱势者一方,对卢卡斯毫不犹豫地吐出唾沫。如果不这样做,反倒显得可怕。诚然,指控越严厉,证据要求也就越严格,但事关儿童性侵,你又如何要求一个5岁小姑娘提供合乎司法要求的证据?难道,因为小姑娘缺乏事实表述能力,人们就听任老流氓装清纯、扮无辜吗?这太难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堪称无解的悲剧。正是普通人拥有的爱心和责任感,决定了事件的走向,并给事件的悲剧化抹上了润滑油。在该过程中,任何一方——包括卢卡斯,假如他对克莱尔的心形礼物付之一笑——出现爱心或责任心缺失,悲剧就有望避免。但是,我们总不能追究自己的爱心吧?离开这份爱心,任何社区都会立刻变成丛林,而观众之所以站在卢卡斯的视角看待问题,只是因为编导将卢卡斯的无辜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们,但在真实生活中,无人拥有类似视角,因而也不可能替潜在的卢卡斯鸣冤。再说,假如观众看完电影后受到过度启示,日后遇到类似事件时先行假定孩子撒谎,我们又可能在无形中助推更多悲剧,成全更多丑类。毕竟,经验告诉我们,对儿童实施性侵犯的恶棍大有人在。观众在好莱坞电影《聚焦》(Spotlight,2015年)里看到,甚至美国的教会系统,都广泛存在着针对唱诗班儿童的性侵犯。

这就是“无解”的含义。我们看到了悲剧,却弄不清教训何在。我们不见得会有卢卡斯的霉运,但只要卢卡斯出现,我们就非常可能对他吐唾沫、扔石块,一边参与悲剧,一边以为自己正义得不可开交。在真相阙如之时,我们乐意让自己的爱心和善意成为行动的引擎。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会给人留下冷漠、自私的印象。就社区成员来说,对卢卡斯作“有罪推定”,才能使他们的爱心得到安顿,因此,卢卡斯注定成为公民社区的祭品,或如片名“狩猎”所示,成为一只猎物,哪怕该祭品污染并扭曲了人们意欲捍卫的道德,祭品本身闪耀出的辉光,有助于公民社区的宁静祥和。如此,卢卡斯只能背上十字架。

丹麦国宝级演员麦斯·米科尔森扮演的保育员卢卡斯,就此定格为一个经典的平民悲剧人物。

认定孩子不会撒谎,是那个公民社区成员的共识。很难相信他们内心都这么认为,但口头上他们都在坚持。显然,镇民若认为小孩子的话无需当真,卢卡斯的悲剧就不会发生,所以,这个共识至为关键。

在现代社区,人们捍卫某种观点,不见得听从智慧、观察和经验的指引,而是更注重教养,强调得体。他们未必认同“孩子不会撒谎”,但当孩子声称受到性侵犯时,他们有义务如临大敌。为了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在那一刻,他们必须认为“孩子不会撒谎”。

扯远点说,谎言恐惧也是一种心灵禁忌。人类最早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规定,撒谎的证人必须和真正的罪犯一样受到严惩;欧洲的骑士荣誉也曾捍卫一项规矩:“对于撒谎的指责必须诉诸武力解决。”亚当·斯密说过,“告诉某个人他在撒谎,即是对他的最大冒犯。”随笔大师蒙田的认识最为犀利,作为人类心灵的观察家,他多次探究过谎言迷津,有一次他写道:“为什么谴责我们撒谎是可能有的最侮辱性语言?我的看法是,这个缺点我们染之最深,当然为之辩护也就最强烈了。受到指责后,我们浑身不自在,会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似乎这样可使我们减轻一些罪过。”说得够刻薄,但也充满智慧。

简而言之,人们对撒谎的夸张反应,只是为了掩盖人类擅长撒谎的特点;长辈尤其不能忍受孩子撒谎,他们因畏惧而否认。一旦无需畏惧,承认孩子撒谎就不是难事,向以说话爽快著称的古斯塔夫·勒庞就在《乌合之众》里写道:“常言道童言无忌。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具备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都会知道事情是完全相反的。儿童只会撒谎,而且从始至终都只会撒谎。”观众当然早已知道克莱尔在撒谎,在影片中,警方最终拒绝受理此案,缘于一桩孩子集体撒谎的事实。警方向幼儿园孩子了解情况,孩子们不知受到何人影响,一致提到了发生在卢卡斯家地下室里的可疑行为,警察发现,卢卡斯家里根本没有地下室。

当然,勒庞的说法也很粗糙。与成人相比,孩子的谎言顶多只是形式谎言,而非动机谎言。撒谎是对事实进行有意歪曲,因此,只有知道事实并有能力加以区分的人,才够格接受责难,而一只鹦鹉无论说什么,都不会被指责撒谎。孩子的情况虽然不同,但越是幼小,情形越接近。以克莱尔为例,她模糊了场景与时间、想象与现实的界限,对于被自己歪曲的事实,她没有清醒的认识,后来她也一直强调“我想不起来了”。所以,孩子偶尔说出违背事实的表述,不等于他们像成年人那样有意撒谎,蓄意为恶。毕竟,说出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话,本身也需要学习和训练,属于成长中的成就。

我们可以从电影里领会什么呢?难说。可说的是,不了解真相,却自以为正义在胸,往往是群体性悲剧的根源。正义其实很昂贵,它是一项特殊的心灵奢侈品,如果没有慎重的态度和卓越判断力为之导航,它不会自动降临人间。但是,人们稍不留神就将正义视为囊中之物,随即听任所谓“义愤”给自己的道德感抛光打蜡。未经判断力反复掂量的正义之火,不值得燃烧,偏偏又极易燎原。

很少有一部电影带给观众如此沉重的困惑——我脑海里闪过一部阿根廷电影《杰出公民》(Elciudadanoilus-tre,2016年)——我们很难形成一个简明结论,但为此付出的每一声叹息,每一番思考,都是有价值的。说句冒昧的话,它具备一种电影艺术不配拥有的深刻和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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