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赫希曼：老派欧洲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

（原标题：阿尔伯特·赫希曼：老派欧洲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

　　阿尔伯特·赫希曼：老派欧洲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

　　马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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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27

　　马维

　　我常常喜欢面对书架，找出那些自己钟爱的书，以及他们的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尤其是当你发现，某几种你爱不释手的书之间，确乎有着某种精神上的传承关系，或是纯粹基于巧合的隐秘联系时——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你独自发现了一个只肯让自己知道的小秘密，甜蜜却又坚决不肯示人。

　　有一天，我又一次望着架上的书，开始设想：假如把书架上所有犹太人写的书都撤去，我的书架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不敢想，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那些我最喜欢的书，大部分都会消失。而在今年，这个书单里又添了一本新书：《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它的主人公，同样是一位犹太人。

　　三次参与反法西斯战争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南美经济问题权威，生前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在今天看来也许更为引人瞩目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是他的外甥女婿。

　　在赫希曼去世之后人们发表的许多纪念文章中，不少文章的作者都认为，他发现的许多经济学概念和原理，比如不平衡发展理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隧道效应、极化涓滴效应等，或许每个都“值得获半个诺贝尔奖”，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基尼系数”的的真正发明人。

　　这位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在他长达97年漫长人生旅途中，除了拥有公认的经济学贡献之外，还曾经做过许许多多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堪称传奇的事情。他17岁独自逃离纳粹德国，在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各国求学，期间，赫希曼“抽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利用学生身份，积极为意大利国内的反法西斯组织传递情报。“二战”开始后，他曾加入过法国军队，法国战败后不久，他又加入了由美国人提供资金的营救计划，将纳粹占领下欧洲各地的犹太知识分子，由马赛营救到美国。“二战”的最后阶段，赫希曼自己也被迫流亡美国，在那里，他又被派往意大利，而这已经是年轻的赫希曼第三次参与反法西斗争了。

　　战后，赫希曼凭借他对欧洲经济的精通，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参与者和执行人，之后又加入兰登公司。后来，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这位可称功勋卓著的学者却被迫出走南美，先是作为世界银行专家参与哥伦比亚的发展规划和项目评估，之后开办私人咨询公司，在此过程中“意外”地成为了南美经济问题专家。而在别的学者早已功成名就的年岁，从年轻时代起就有志于学术研究的赫希曼，却仍然在学术圈边缘挣扎，辗转于美国各大高校，一直没有获得终身教席。最后在60出头的年纪，终于凭借自己的学识和一点迟来的好运，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对不擅授课的赫希曼来说，乃是最理想的学术殿堂。可以说，赫希曼人生中的每一段旅程，都足以让生活在今天这个承平时代、生活多是波澜不惊的人们惊叹不已。而正当他一边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耕耘，一边试图打破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藩篱，从总体上考察人类生活和思想变迁之时，却在阿尔卑斯山上遭遇意外，头部受到严重创伤，此后语言和写作能力逐渐退化，直至最后完全失去表达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扼腕的。

　　可以想见，要将这样一位拥有近一个世纪人生旅程、阅历丰富、终生不断游走在书斋和现实世界之间，不断出现新想法而甚少固步自封的经济学家、思想家的一生勾勒出来，绝非易事。但如果世上少了这么一位精彩人物的生活和思想记录，又岂不是太可惜了？幸运的是，有人为我们写下了这部传记，作者也是经济学家，整部书读来没有一丝学究气。是因为，赫希曼本人就并非那种只会躲在书斋里，用晦涩难懂的术语堆砌高头讲章的“学术权威”，而是终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眼睛敏锐地观察、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欧洲知识分子”，是来自于“旧时代”、如今已近乎绝迹的那批人中的最后一个。

　　永远的“可能主义者”

　　用今天的话来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一个思想早熟的孩子，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展现了惊人的学术天赋：12岁读康德、黑格尔、14岁读《资本论》，同时参与当时德国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辩论，也曾像那个时代所有热情而迷惘的青年一样，加入过德国左翼政党，但却始终对当时受苏联操控的德国共产党的主张持保留态度。而正当他从著名的柏林法语中学毕业（当时专为有学术抱负的年轻人设立的“古典中学”之一），进入柏林大学，踌躇满志地打算在学术上大展身手之时，纳粹的关于犹太人不得在大学任职、不得进入学术界的禁令让他的梦想化为了泡影。此后的几年，他辗转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巴黎高等商业学院这所当时完全算不上一流的学校学习他并不喜欢的科目，又因为一丝幸运，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正是这段经历，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也彻底改变了他对“经济学是什么”的认知。

　　不过，他在思想上的更大收获，似乎要归功于姐夫科洛尔尼的引导。可以说，赫希曼一生所思考的大部分问题，都或多或少来自于科洛尔尼的启发。这是一种方法论的启蒙，这种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对任何思想和现实都保持开放性，合理地怀疑任何拥有现成结论的思想体系，让自己成为“可能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对自身和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不会轻易被那些悲观主义的论调牵着鼻子走。在赫希曼看来，科洛尔尼的这种思考方法背后，是一颗既充满了智性光芒，又勇于投身现实世界的热情的灵魂，在二十世纪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正是像科洛尔尼这样的灵魂，让人类的未来看起来仍充满了希望。

　　赫希曼在那个混乱年代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当时几乎没有引发学术界的关注，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作品仍不失其价值。赫希曼在这部作品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既然世界贸易的方式和规则，总是由那些政治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控制的，那么为了避免国家权力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贸易主权的行使。

　　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年轻的他去到那里，和许多人一样，试图为保卫共和国而战，后来又像很多志愿者一样，心怀失望离开。之后，回到法国的赫希曼加入了法军，打算在异国他乡继续自己的反法西斯生涯。可惜天不遂人愿，不久，法军投降，他随即加入了由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组织的一个大型营救计划。精通多国语言、办事沉稳、外表迷人的赫希曼，很快就成为了弗莱最倚重的人，参与救助了数千犹太难民，其中包括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画家夏加尔、杜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还有汉娜·阿伦特等。为了逃避纳粹的追捕，他来到美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在那里，他还结识了来自俄国的犹太女孩莎拉，相似的上层中产阶级出身、对音乐和文学的共同爱好，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并且相伴终身。

　　不过，不得不说，此后的十多年，由于他的德国出身，由于他曾加入过德国左翼政党，由于他在战前和战时穿行于欧洲各国的复杂经历，尽管获得了同事的一致认可，当“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后，赫希曼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而他曾经的反法西斯经历，也被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可疑。但他从未灰心，当美国的职业道路受阻后，他很快接受了一个在哥伦比亚担任政府顾问的职位。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次与南美的最初接触，开启了他与这片大陆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缘。也因为此番经历，在经济学界，赫希曼开始以“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所知。

　　与他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相比，赫希曼的思想变迁之路或许是更为引人入胜的：从早年相信历史决定论，到后来不去尝试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在作品中呈现世界的真实、探究人类行为的奥秘，对现实世界的任何变化都保持开放的心态。

　　如今回望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明白，在悲观派和激进派占据了主导地位的20世纪，阿尔伯特·赫希曼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个稀有而珍贵的“异类”。他善于在遍地悲观的氛围中呼吁人们保持乐观，喜欢在各种错位、异常、反例、偏差、颠倒的现实和思想中，帮助读者和行动者获得想象力——他称之为“可能主义”——但他又不是那种一味沉迷于自己的想象中，试图勾勒某种或大或小的乌托邦的学者，他甚至大半生都在努力远离种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对于任何的宏大理论或决定论叙事，他都是坚定的怀疑者。同时，赫希曼深信，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只“隐藏的手”（可类比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是它的存在，让人们在开始行动之前，无法完全知晓行动的后果，因此才悖论般地有了行动的勇气——而若是提前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很多事情人们就不可能去做——这也正是人类历史最为精彩之处，即：人永远有以行动来改变现实的可能。因此，赫希曼认为，在变革之前必须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现实面前，“先见之明”极有可能是“先见之愚”。

　　而他自己也的确是这样践行自己的观念的。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一生中，无论思想还是行动，他都在不断地跨越边界：早年的著作就试图将经济学理论与政治观察相融合，中年之后不断地在南美大地行走、调查、著书立说，直到晚年还不断推出作品如《激情与利益》、《自我颠覆的倾向》等作品，试图打破学科界限，实现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整合。赫希曼总是相信“选择创造机会”，相信人类拥有“从不可能中发现可能”的能力，他也坚信未来没有定律，人们不应该被任何先见捆住头脑，而应当学会从错误中学习和完善自己。

　　心甘情愿的奥德赛

　　在赫希曼的所有著作中，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应该就是那部名著《退出、呼吁与忠诚》。而他自己的一生，也恰好是这三者的写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心甘情愿做一个奥德赛，但却从不会主动选择退出。用传记作者的话说，他是“局外人中的内部人，占据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半影空间”，而他的作品，也总是让人觉得出其不意，出色却又或多或少让人有些无所是从，常常像专著又不是专著，像宣言又不全是宣言。和他充满变数的人生一样，赫希曼的作品风格，主要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它们突破了传统学科的分界线，既有着欧洲旧时代那些文人雅士笔下的古典意蕴，又可视作为如今时髦的“全球化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先导。

　　是什么让赫希曼拥有如此与众不同而又巨大无比大的定力？也许，就是他一直喜欢的蒙田所说的：“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培育我们的灵魂，让它在实践中历练，这样才能面对生活的考验，不然，一旦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我们无疑就会不知所措。”

　　是灵魂的力量，让赫希曼这位名副其实的流亡者的一生，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如此不同寻常而又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