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中国之路

（原标题：通往中国之路）

　　通往中国之路

　　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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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4-17

　　刘刚

　　文化中国缘起

　　一种文化，在它兴起的时候，往往都很美好，令人遐想。

　　孔子当然没有见过陶寺文化，却号称“祖述尧舜”，他要“述”尧舜什么？其实无话可说，便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来搪塞，把个尧舜说得跟天一样。

　　虽然语焉不详，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的“宪章文武”来举一反三，他不是要“吾从周”吗？“从”周的什么呢？他说周“郁郁乎文哉”！他要“从”的，就是那个“文”字。

　　殷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都有那个“文”字，可是，还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那就是出现在陶器上的陶文“文”字，陶寺大墓里，就出土了这么一件陶制“朱书‘文’字扁壶”。这本是一件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里，也只能算作百姓日用之物，况且器已残缺，仅得残片，然而，不同凡响的是，扁壶正面鼓腹一侧，赫然出现了朱红毛笔写的“文”字，而背面的另一残片上的笔画，观其上下间距，似有两字。对于正面的“文”字，观者均无异议，背面那字，众说之。

　　我们于众说中，独取冯时《“文邑”考》。冯文曰，“文”后一字似有残笔，当为“邑”字。又曰“文邑”实为夏邑，其所依据者，乃《史记·夏本纪》之“夏禹，名曰文命”，又据《大戴礼·五帝德》所引孔子言“鲧之子也，曰文命”。禹名“文命”，故“文邑”，即“文命之邑”。

　　“文邑”，是个文明的盆地，陶寺文化就在临汾盆地里发育，发育为大邑。考古人许宏说，陶寺人都是“拿来主义”者，但凡能够拿来的文明成果，不管东西，无论南北，他们都用来哺育自己的“文邑”，从西方拿来铜器，从东方拿来玉器，南北兼收，东西并蓄，而成其煌煌大邑。

　　他们“拿来”的成就，集中反映在陶寺文化的“前铜礼器”群上。“礼器”是全方位的，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在“礼器”之列，而且来源多样，琮、璧、环等玉器，或来自良渚，或带有红山文化因素，玉钺多取之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则来源于江淮地区，而尖首玉圭或从中原以西来，彩绘如云纹、回纹、几何纹以及灵饰等，亦能从北方赵宝沟文化找到源头……总之，陶寺文化形成，并非土生土长的晋南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延续和重复，而是“文化好东西”的产物。

　　尧舜就在这个名叫“文邑”的山川盆地里，发育了礼制文明的文化中国的原型。禹称“文命”，由谁来“命”？当然是尧舜，尧舜以“文”为“命”，怪不得孔子要“祖述尧舜”了。原来“郁郁乎文哉”原有这么个“文命”传统，故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乃以“文命”自命。

　　许宏说，陶寺文化的格局是“大邑小国”，可见文化中国以“邑”为标志，非以“国”为标志，所以，“文邑”就是文化的边疆，没有边界，也无须城墙，而“国”则必须有边界和城墙。

　　陶寺文化的都邑，就在临汾盆地，并不辽阔，可它的大而化之的“文邑”有多大呢？“前铜礼器”群所涉猎的范围，就是它的文化的边疆。本来，散居各处的文化群落，分布于长江南北，大河上下，经由尧舜禹努力，在陶寺文化里形成“文邑”——礼制化的“文命”体系，而有文化中国缘起。

　　国家跟着文化走，文化的边疆有多大，国家就会有多大，这就是“文命”华夏，要把文化的边疆，变成广域王权国家。陶寺人开发了文化的边疆，而夏人则以文化的边疆为天下——华夏。

　　从文邑到华夏

　　起居于临汾盆地的陶寺人，如何维系并拓展他们的文化的边疆呢？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曾经在晋南平遥古城观摩晋商票号，当时就惊叹那些山沟沟里的晋商如何能将他们的票号开遍全国走向世界而且多半成了百年老店，现代金融业凭着发达的通信和交通方能企及者晋商们居然也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现代金融业很难做成晋商那样的百年老店。

　　晋商票号，不仅遍布全国，而且遍及乌兰巴托、莫斯科、阿姆斯特丹……

　　他们如何维系并拓展他们的经济边疆呢？他们智慧的源泉从哪里来？

　　那时，我们自问过。现在，又面对陶寺文化的“文邑”而有如上一问。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对于晋商，你可以说，瞧那晋商，他们毕竟是陶寺人的后裔，尧舜禹的子孙，骨子里或许就有着陶寺文化的基因。对于陶寺人，你不妨说，明清以来的晋商，或为陶寺人的反照，我们可以通过晋商发展的轨迹来联想陶寺文化的样式，探寻陶寺人的方式。

　　然，有所异者，晋商走西口，往西北去，虽有成就，却因清乃王朝末世，而终未能如太史公所说“收成于西北”。而陶寺人下河南，往东南来，则在“文命”初曙，王朝方兴之时，故能“起事于东南”，而收成于相对江、淮而称“西北”的中原，以广域王权国家将文化的边疆坐实。

　　陶寺文化晚期，也许就在一次“革命”以后，陶寺人的一支夏后氏从临汾盆地出走，这一走，就从“文邑”迈向“华夏”，走出个“文命”初曙的二里头文化——崭新的文化中国！

　　夏人来到中原嵩山地区，一开始并未进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伊洛流域，而是一杆子就插到了淮河流域的汝、颖之间，枢纽着黄淮与江汉。那时，以嵩山为根据地，形成了南北两政权。山南政权，便是从陶寺南下的夏后氏那一支，山北政权，则有可能是在“益干启位”中支持伯益的观、扈二族。《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三苗与虞为敌，观、扈与夏为敌，先在文化的边疆里发生文明的冲突，接着便产生王权，建立国家，最早的中国在夷夏东西文明冲突中出现了。

　　夷从东方来，来自龙山文化，为了治水，加盟了唐虞联邦，以伯益为代表，助大禹治水，此为夷夏大联合时代。伯益，《尚书》称益，《史记》称大费，禹对舜说，治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所以，舜论功行赏时，“咨尔费，赞禹功”，并安排了益作为禹的接班人。人老了，喜欢安排后事，老人政治最大的后事，就是解决好接班人问题，能让自己退休以后高枕无忧，职务不在权威在。

　　显然，禹对于舜的安排不很满意，但也没有对禅让表示反对，不满意，表现在他一开始并未服从舜的安排，他先选择了皋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皋陶本是个五让天下的贤人，他当然知道舜的安排，就称病不出，以至于死。禹才让于益，这么一折腾，算是对老人政治挑战，但还不敢对禅让制亮剑，所以，在小试了一把自主权的牛刀之后，还是言归了禅让制的正传，此见于楚简《容成氏》。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挑战了老人政治，儿子接着就敢亮剑禅让制，因为禅让制的本质，就是老人政治，敢动老人政治的奶酪，就动摇了禅让制的根柢。禹虽让益，但启不甘心，于是乎攻益自取。然，《史记》载，禹死，禅让于益，但诸侯附启，故益转让于启，然后，躲到箕山隐居。

　　《史记》这么一说，就让人松了口气，因为它说出了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中的道德律，虽然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可事实是什么？请看《竹书纪年》这样说：益干启位，启杀之。从此，夷夏相争没了局。《尚书》里有“甘誓”，说的就是夷夏两军战于“甘”地，虽然夏胜夷败，但夏启一死，就发生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事，直至少康复兴以后，夏才真正统一了嵩山南北。因此，二里头一期，还不是夏文化，要从二里头二期发掘出来的遗址，我们才看到了少康复兴的夏文化样式。

　　河流的统一性

　　夏和夷，都在黄河流域，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

　　夏祖为大禹，夷先乃伯益，为了治水，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要实现对黄河流域的管理，就应该从西向东，上下游统管，如此这般，枢纽就应该在中原，于是，夏从上游去，夷自下游来，夷夏东西两大方国联盟，就在临汾盆地，龙门一带，形成夷夏共同体，这在历史传说中，便是尧舜禹时期，与之相应的考古遗址，则有陶寺文化遗存。

　　在地理上，最能表达统一性的，不是山脉，而是河流。山脉正相反，就其实际情形而言，它在历史上，往往是割据之渊薮，起义之摇篮。而河流，它的流域，就是利益共同体，它像纽带一样，将生活在其流域中的人们联成一体，对于河流的管理——治水，要求表达统一的本质。

　　神话和宗教兴起于山系，都指向天空，属于“天上观”体系，与中国传统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观”迥异。古希腊神山，矗立于天人之际，其神话故事，乃天上观体系。不仅神话故事，还有信仰故事，若与神相关时，多半也都在山里。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神的诫律，阿伯拉罕在莫利亚的一座山上将他的儿子伊撒献给耶和华上帝。这些，当然也都属于天上观体系。

　　就在世界屋脊，海拔四、五千米，将天人关系一下就拉近了距离。人的每一口呼吸，都在感受天意，一举一动，都在体认天命。天命支配生命，这样的存在主义，就在天上观里。那里是信仰的地盘，那里是审美的领域，四顾荒寒中，具天地之大美矣。可功利性的文明，在此却很难发育，它要沿着河流，走下高原，走出山系，走到平原流域中去，去开垦农田，建造城市，成立国家组织。于是，进入中原，转向“天听自我民听”，这是天下观的声音，没有对神的礼赞，没有对上帝的奉献，灵魂的高原反应消失。思想从高原进入平原，从神话进入历史，从山中来的真理小溪，化作文明滔滔流域。

　　在天上观里作为天帝的黄帝，在天下观里进入了“五帝本纪”，正如大平原上的河流都发源于山系，历史的根柢当然也就在神话里。寻找河源，其实是在寻找民族统一性的根据。

　　众多的民族共处于一条大河流域，河流的属性决定了这些民族的统一性。

　　河之源头在哪里？“河出昆仑”一说，《禹本纪》里就有，可司马迁认为，《禹本纪》靠不住，因为《尚书·禹贡》早就说过，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积石”，就在青海和甘肃交界处，或称为祁连山余脉，或曰属昆仑山东系阿尼玛卿山，青海部分，就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而甘肃部分，属于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山势，南起土门关，北到黄河边，大禹治水，就从这里开始。传说，禹在积石山北段，凿出一条峡谷——积石峡，两岸绝壁千仞，斧削一般，便是大禹凿山导河之斧痕。清人《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此为河之源。”再往西去，司马迁就说不清了。所以，他声称，只相信《禹贡》里说的，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言，皆不足以为凭。

　　“文命戎禹”，何不顺着大禹治水的线索溯源，然后，从源头出发，由上而下，自西向东，从高原到平原……“戎”来了！从戈从甲，“戎禹”，乃西戎之禹，禹自西来，来与从大从弓的“夷”人伯益相会于中原，携手治水，共同表达河流的统一性，造就夷戎文明共同体——“文邑”。

　　从夷戎到夷夏，夏就是“大”，戎变“大”了——就夏！从夷戎大联合到夷夏争天下，转变的关键，是戎变为夏，夏要走出尧舜共和时代，走出夷戎文明共同体，走向广域王权国家。

　　于是，而有“益、启之争”，而有“陶寺革命”，而有“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而有“少康复兴”……这一系列的“夷夏相争”，从嵩山南北到大河上下，在黄淮和江汉乃至于长江流域逐次展开，不光在从山到海的龙山文化的大河流域里展开，还打通了大江南北良渚文化的江湖命脉……

　　新的国家出现了！非古国，亦非方国，而是在文化中国——二里头文化里形成的真正的广域王权国家——王朝中国“夏”，那是第一个从文化的江山里诞生的基于文化认同的国家。

　　二里头的中国

　　我们说二里头文化“大”，它怎么个“大”，究竟有多“大”？

　　我们先来做一下实地考察，一看就发现，地上和地下，有两个二里头。

　　若从地面看，这二里头村，怎看怎不起眼，可它的地下，却埋藏了一个大都邑，考古人将这都邑发掘出来，居然发现了“中国”的起源，这就好比在荒凉的戈壁里找到了油田。

　　都邑所在，就大体而言，地处依然，还在洛阳盆地东部，背靠邙山，南望嵩岳，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台地上；具体而论，风光和地势都有所改变。考古人许宏说，都邑之初，洛阳平原风光，遍地皆绿，遗址里的植物花粉和动植物遗存提示着，山上的森林和平原湿地，随处可见。

　　遗址地貌，也有所改变，洛河从北部流过，因淤塞而改道，故其东、南、西之边缘如旧，惟北缘被洛河改变，变成了现在洛河的河床，而原聚落面积，大约有400万平米左右。

　　要这么大，才有个王城的格局，可眼下的二里头村，哪有点原始“中国”的样子？据《偃师县志》载，该地地势低洼，洪涝不断，不像个建都之地。可原来不这样，如果你能够在伊洛河故道上来看那时的“中国”，原非“仰望”不可的，其海拔高度约119米左右，矗立在河边台地上。即便出现特大洪峰，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北许这四个村子之间的那片高地，依然耸立在滔滔水面上。那高地，正是“中国”所在，它依山傍水，符合“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的择都原理。

　　可最早的“中国”，如今已为穷乡，天下的中心，早就成了僻壤，文明，在时间里面进退，像生命一样兴衰，以人口为例，当下二里头村才几百户，数千人，在十几亿人口的大盘子里实在微乎其微，可“夷夏相争”时期的二里头“中国”，已有六千余户，二万余人，要知道，那可是在四千多年前，那时，大型聚落多在五千人以内，普通聚落约为千人左右，就连古希腊时期的城邦，通常也都是在万人上下，由此看来，那时的“中国”，已是个超前的超大型的国际化大都邑——“夷夏好东西”。

　　而其文化分布区域之人口，据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统计，超过五千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的各有一座，三千的有四座，一至两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样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至1800人，如此估计，总人口在240至270万之间。这是大致考查过的，还有尚未发掘出来的，总计，或许不止此数。人口情形就这样子，可他们都从哪里来呢？

　　这一带，原是仰韶文化地盘，至少晚期，已有仰韶文化小聚落，沿古伊洛河北岸零星分布。接着，早期龙山文化也来了，从东方来，取代仰韶文化，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在此基础上，先是与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互动，伊洛盆地受孕了，初现二里头文明的曙光。继而，以嵩山为中心，以嵩山南北互动枢纽夷夏东西，或战与和，或分与合，围绕其主流——河流的统一性来表达。以河流为纽带，以治水为契机，自上而下，从西向东，展开了一个“夷夏好东西”的文化中国的布局，二里头兴起。

　　那时，“国”是文化的标志，而国中之国——“中国”，则是文化的最高标志。文化所及，首先是区域国土化，文化普及如何，先要看国土大不大；其次，是国土城市化，文化程度如何，重点要看城市化水平高不高。被考古学确认为二里头一期的文化，始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城市化面积已超100万平米，已有了国中之国的格局。从第二期开始，城市化面积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这还是就其大略而言，还不足以显示文化“中国”的水准，考古人许宏总结了“九个最”，可谓能得其大体。

　　许宏说，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习俗、鼎鬲文化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大汇聚。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