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雅洁

4月10日，2026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核安全主场活动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

该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国家原子能机构指导，中国广核集团主办。

对市场与行业而言，此次活动的核心信号在于：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核电规模化发展进入关键窗口之际，监管层与产业界共同将“安全”置于“规模”之前，背后的逻辑在于核安全的千亿级经济逻辑。

据国家核安全局现场披露的数据，中国已颁发62台核电机组的运行许可证、39台机组的建造许可证，在建核电规模占全球一半以上，在运机组总数有望于2026年底达到70台。

对于中国核电而言，安全，是确保数千亿投资价值得以实现、区域能源与经济协同得以持续的前提。

迈入70台时代

中国核电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临界点上。国家核安全局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家核安全局已颁发62台核电机组的运行许可证，39台机组的建造许可证，在运机组总数有望于2026年底达到70台。

核安全不是核电项目的“附加项”，而是其投资结构中占比最高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显示，2024年中国核电工程建设投资完成额达1469亿元，同比增长54.79%，创历史新高。若按40%的安全资本开支占比保守估算，仅2024年一年，投入到新建机组安全系统的资金就接近600亿元。这还不包括对现有62台持证运行机组的安全运维、定期大修、辐射监测、人员培训以及福岛核事故后国家要求的数十亿元级专项安全改进投入。综合建设与运维两端，中国核电行业每年为“安全”二字支付的直接成本已超千亿元规模。

这部分成本是刚性的，且随着在建规模的扩大而持续增长。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资本占用和财务压力。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保同认为，当前中国核能发展正处于规模化关键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

这一表述，在产业经济层面可以被理解为：安全是核电规模化扩张必须支付的“入场券”成本。规模越大，安全投入的绝对值越大，对企业的资本实力和运营能力要求越高。

广东作为全国的核电大省，是观察这一成本效应的代表样本之一。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在现场介绍，广东不仅是核电项目分布最集中、在建及在运核电规模最大的省份，还拥有从核电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生产运营的完整产业链。

广东一省承载了全国最密集的核电安全投入。从设备制造商必须满足的核级标准认证，到工程建设阶段远超民用建筑的质保要求，再到运营期对环境和人员的严苛监测，广东的千亿级核电产业链，其每一个环节的附加值和准入门槛，都由“核安全”这一核心要素所定义。

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认为，中广核始终把核安全摆在压倒性位置，2025年集团28台在运核电机组全部实现“零非计划停堆”。

“零非计划停堆”代表着机组的可用率维持在高位，发电计划和营业收入可被准确预测，与电网签订的长期购电协议得以稳定执行，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高的信用评级。安全投入，正是在这个环节，开始从成本项向价值保障项转化。

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院长王振清认为，单台百万千瓦级（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指单机额定发电功率为1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是当前全球商用核电的主流装机规格）三代核电机组总投资约200亿元，其中安全相关投入占比超过40%，即单台机组仅安全投入就达80亿元至100亿元。这笔投入覆盖了从冗余安全系统设计、抗震加固、双层安全壳到应急电源、非能动冷却系统等一系列旨在将事故概率降至极限的硬件与工程。

安全确定性与大湾区的经济账

当千亿级的安全投入转化为稳定的运行记录，核安全便开始显露出其作为“经济资产”的一面。这一特征在中国经济最活跃、能源需求最旺盛、对供电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大湾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安全，在这里直接等价于区域能源市场的确定性和跨境产业链的稳定预期。

这种确定性首先体现在大亚湾核电站对香港长达32年的稳定供电上。杨长利在4月10日的活动现场披露了一组最新数据：我国大陆首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

香港保安局副秘书长任向华在现场评价称：“大亚湾核电站是香港市民对核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33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能源输送，更是一份跨越三十多年的跨境能源贸易契约。据香港中华电力历年财报及行业估算，大亚湾对港累计售电收入已超1500亿港元，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最稳定的一笔跨境能源服务贸易现金流。

大亚湾核电站核安全咨询委员会主席梁荣武在活动现场说：“核安全在大湾区是一个共同体的课题。”安全是跨境的，因此由安全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市场信任也必然是跨境的。

安全带来的确定性溢价，惠及广东庞大的核电产业链。

经济观察报记者查阅广东省政府官网信息获悉，广东已形成核电项目投资、科技研发、设计咨询、设备制造、建设安装、运行维修等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超1200亿元。这一产业链的繁荣，依赖于国内核电项目审批和建设的连续性，而审批节奏的最关键变量之一，便是全行业的整体安全状况。

一家企业、一个基地的严重安全事故，足以导致全国范围内项目审批的暂停与收紧，进而引发千亿级在手订单的延期交付、产业链上游设备制造商的产能闲置以及下游工程服务商的业务中断。

反之，中国核电行业长期保持的良好安全记录，则构成了“华龙一号”等自主技术出海的“国家信用背书”。

根据国家核安全局、中核集团及中广核公开信息，中国大陆核电机组已实现累计超600堆年的安全运行，从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INES）2级及以上事件。

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核电机组的运行指标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领先，超过82%的指标达到世界优秀值。据此，支撑“华龙一号”成功落地巴基斯坦，并进入英国、阿根廷等市场。单台海外机组的工程总承包合同额超过300亿元，其背后是国际市场对中国核电安全技术和安全监管体系的信任投票。

对于拥有超5万亿元总资产的核电行业而言，千亿级的安全投入，实质上是一笔防范万亿级尾部风险的、性价比最高的“保险”。

下一步，有关部门拟通过公开透明和持续沟通来构建公众信任，其经济价值在于能够有效降低项目建设的“邻避效应”带来的隐性成本，包括漫长的征地拆迁谈判、反复的环评公众参与环节以及潜在的法律诉讼风险。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内卷”加剧的当下，又一个全球性电动品牌宣布加入战局。4月10日，现代汽车宣布旗下电动化品牌IONIQ（艾尼氪）即将正式进入中国，首款量产车将于4月北京车展全球首发。未来三年，IONIQ品牌将在中国陆续推出涵盖中、大型细分市场，SUV和轿跑车身形式的纯电及增程车型。

同时，由现代汽车中国本土设计中心主导设计的IONIQ品牌旗下两款新能源概念车VENUSCONCEPT（金星）与EARTHCONCEPT（地球）也进行了全球首次亮相。

IONIQ是现代汽车集团在2020年8月发布的电动汽车专属品牌，首款车IONIQ5诞生于现代的电动车专用平台E-GMP（Electric-GlobalModularPlatform，电动化全球模块化平台），后续又推出了IONIQ5、IONIQ6和IONIQ9等车型。目前，IONIQ品牌在全球多个市场取得了不错的销量成绩，累计销量超55万辆。 

尽管拥有全球市场的成熟经验，现代汽车强调，IONIQ入华将坚持深度本土化策略。在车型设计上，此次亮相的两款概念车均由现代汽车中国本土设计中心主导。现代设计中心主任西蒙·洛斯比表示：“面向中国市场的全新IONIQ，在中国、由中国设计师、为中国客户而设计，并将走向世界。”

在供应链方面，现代IONIQ将加强与本土头部企业的合作。IONIQ将在北京现代工厂进行生产，官方透露，新车将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智能驾驶方面则与Momenta合作开发AI自动驾驶方案，基于中国复杂道路数据进行优化，以精准适配本土路况。

技术路线上，现代汽车也进行了本地化适配。除了纯电车型，IONIQ还将新增EREV增程式技术，融合现代汽车的内燃机与电动化技术，以缓解用户的续航焦虑。现代汽车中国CTO金光美在发布会现场明确了IONIQ的技术研发准则：“基于全球市场验证的成熟电动化技术，融合中国消费者所需的本土化智能化技术，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现代汽车独有的电动化驾驶体验。”

IONIQ的入华，有望帮助现代汽车提升在华市场表现并加速其电动化转型进程。从全球视角看，现代起亚集团位列头部阵营。2025年，该集团以727万辆的全球销量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丰田和大众。

然而，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现代汽车的表现呈现出巨大反差。数据显示，韩系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从2013年的8.8%降至2024年的1%。2025年，北京现代销量仅21万辆，悦达起亚25.4万辆，两大品牌合计不足50万辆。现代旗下的高端品牌捷尼赛思也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此外，现代在华新能源产品几乎“失声”，目前在售的名图纯电动、菲斯塔纯电动等车型市场存在感微弱。

与此同时，现代汽车2025年财报显示，受美国拟上调对韩汽车关税等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因素拖累，公司盈利水平明显下滑——全年营业利润为11.47万亿韩元，同比下滑19.5%；净利润为10.36万亿韩元，同比下降21.7%。

在市场和财务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市场成为现代汽车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凤刚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此次IONIQ落地中国，是现代汽车在中国继续加大投入、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郑重宣言。我们希望用最好的品牌、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品重振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尽管IONIQ在产品策略上展现出诚意，但其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

首先是品牌认知的重建。IONIQ作为全新品牌，在中国消费者心中尚未建立清晰认知。在品牌林立的当下，IONIQ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即它到底想给消费者塑造一个怎样的品牌形象，这将是其能否打开市场的关键。

其次是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当前中国新能源市场已进入淘汰赛阶段，从特斯拉到比亚迪，从“蔚小理”到华为系、小米系，各品牌在智能化、续航、补能、用户运营等维度均已建立起较高的竞争壁垒。IONIQ作为一个后来者，如何在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是摆在现代汽车面前的现实难题。

第三是渠道与服务体系的搭建。目前IONIQ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渠道策略——是独立建设直营渠道，还是依托北京现代现有网络，这直接关系到用户的购车和用车体验，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都将面临一系列落地挑战。

根据现代汽车的规划，到2030年，其环保车型销量将从2025年的100万辆提升至330万辆，占比从25%提升至60%。为实现这一目标，现代汽车计划到2030年将混合动力车型扩充至18款以上，较当前阵容增加一倍。

在中国市场，继今年推出紧凑型电动SUV——ELEXIO后，现代汽车将于明年推出同级电动轿车，两款车型均实现中国本地化生产。而IONIQ的入华，将是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又一重要落子。在多方发力的加持下，现代汽车能否提升在华市场表现并加速电动化转型，尚待市场验证。

4月1日，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晨光股份”，603899.SH）发布的2025年年报显示，旗下九木杂物社的亏损达到了历史最高的8451.04万元。事实上，这个承担了晨光股份进行高端化探索的桥头堡项目自2016年成立后，就只在2023年实现短暂盈利，其他时间，九木杂物社一直都在“亏亏亏”。

文创并非冷门赛道，IP产品近些年也是肉眼可见的火热。九木杂物社也一直在推出史努比、非人哉、浪浪山小妖怪等热门IP产品，但为什么其一直未从亏损泥潭里走出？

一位接近九木杂物社的知情人士分析，九木杂物社的关键问题在于，产品结构与人群定位的不匹配。相比名创优品、KKV等品牌，九木杂物社瞄准的消费年龄层整体偏低，主力客群依旧是购买文具的学生群体。店内售卖的饰品、帽子、挎包等潮流杂货，学生群体普遍觉得和自己无关、并不适配自身需求；这类商品吸引的是陪同前来的家长，而家长也只是顺路选购，难以形成稳定消费。

4月10日，经济观察报以投资者身份致电晨光股份询问九木杂物社亏损扩大的原因，晨光股份证券部工作人员回应称，亏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解释。该工作人员称，九木杂物社在2025年的营收有所增长，同时保持着一年100多家的开店速度在扩张。九木杂物社不仅仅是零售渠道，还承担着晨光品牌的产品和品牌升级的桥头堡作用，公司一直比较重视和看好这块业务。门店有晨光自有产品、九木杂物社自有产品，IP产品等，公司在不断对其投入，包括后台能力建设等。

十年仍未站稳脚跟

九木杂物社是被晨光股份寄予厚望的“开路者”。街边文具店卖不上高价怎么办？产品升级、品牌升级基于以往的产品、渠道没有抓手怎么办？九木杂物社应运而生。

2016年，晨光股份首次开出九木杂物社门店，定位15至29岁的品质女生，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文具文创、益智文娱、实用家居等品类。相较街边门头式的布局，九木杂物社则是开进了城市核心商圈的购物中心，晨光股份希望将其打造成文创生活方式的承接空间。

2016年，九木杂物社开设了2家门店。2017年，九木杂物社营业收入达到3515.35万元，但净亏损989.07万元。

在自己都还没有找到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型时，九木杂物社就匆匆开放了加盟。2018年，九木杂物社启动加盟。而2018年，九木杂物社亏损进一步扩大至2602.78万元。即便放开加盟，从过去几年的扩张节奏看，直营门店依然是其主力担当。2023年，九木杂物社门店总数为618家，其中直营417家、加盟201家，加盟店占比不足三分之一。2024年、2025年，晨光股份未在年报中披露九木杂物社直营和加盟门店的数量。2025年，九木杂物社整体的门店数超过860家。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九木杂物社的坪效在商场同类型业态的店铺中处在下游水平。其产品的陈列采用堆头形式，且为了匹配年龄层较低的学生群体，普遍都比较低矮，陈列较为陈旧。此外，其IP合作的推进慢、反应慢，整体产品的周转率相对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晨光股份还曾尝试过另一个零售大店业态——晨光生活馆。晨光生活馆的目标客群为8至15岁的学生，销售产品以文具品类为主。然而，这一业态始终未能打开局面。2019年，晨光生活馆尚有119家门店，但此后便快速收缩。到2024年，门店数量已缩减至38家。2025年，晨光生活馆的营收仅有4774.98万元，占总营收比例不足1%。

晨光股份显然选择了将更多资源倾斜给定位更高的九木杂物社。只是，九木杂物社也没能成为扛起利润增长的优等生。

对于扭亏预期，上述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判断这一业务仍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会继续推进。一方面，它与传统业务存在协同与反哺作用，能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能起到渠道补充的作用，带动价格和产品的提升，实现高端化露出。

未来在哪？

连锁产业专家、和弘咨询总经理文志宏认为，九木杂物社要想盈利，关键在于产品创新。生活杂物业态同质化竞争激烈，规模与供应链固然重要，但核心还是产品创新，包括IP运营。

九木杂物社面临激烈的竞争，且对手都在不断调整。名创优品加大IP联名力度，向潮玩方向发展；绿光派对、酷乐潮玩也在加快IP化运营。与此同时，新锐玩家在持续入局分流市场，记者实地走访上海市场发现，新锐品牌杂货猫自去年起快速拓店，现在上海已开出十余家门店；据一商场运营方给到的实测数据，杂货猫坪效达到九木杂物社的四倍。

晨光股份的坚守不难理解，当下，传统文具市场增长见顶，2025年晨光传统核心业务营收同比下滑5%，其中书写工具销量减少3.61%，学生文具销量同比下降近10%。九木杂物社承载着晨光品牌的向上升级以及新的盈利曲线的双重期待。

更大的隐忧来自晨光股份的业务结构变化。2025年，晨光股份办公直销业务实现收入150.48亿元，占总营收的60.04%；传统核心业务收入88.45亿元，占比35.29%。这意味着，晨光的B端业务规模已经远超C端传统文具业务，成为公司营收的绝对主力。

而就在2026年4月1日，晨光股份公告拟分拆科力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上述办公直销业务，下称“科力普”）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分拆完成后，科力普将成为独立的上市平台。

晨光股份的传统文具业务增长乏力，2025年书写工具、学生文具、办公文具收入均同比下滑；线上板块体量尚小，2025年收入12.04亿元，占比4.80%。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如果B端业务分拆上市了，虽然晨光股份仍将保持对其的控制权，但晨光股份本部自身还有什么代表未来的“闪光点“？

刘晓林/文 2026年4月1日，中国新能源汽车迎来一项新规落地。工信部等六部委发布的第73号令——《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旨在对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进行可追溯的监管。

《办法》全文5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与电池维修相关的两条规定。第11条——动力电池企业应当向相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等提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编码和必要的拆解技术信息；第13条——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有效公开汽车维修技术信息。这两条规定使得新能源车主自主选择检测和维修机构成为可能，同时也保障了车主对自身车辆维修状况的知情权。

此前，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维修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长期处于缺失状态。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变革，本应是一场指向效率与普惠的进步，却在售后环节异化为新的垄断。与燃油车机械结构的相对开放不同，电动车的核心——动力电池包，往往被车企以“安全”和“知识产权”为由，构筑起密不透风的技术壁垒。小故障被诱导“以换代修”、非授权渠道维修即丧失质保、动辄数万元的维修账单……许多新能源车主因此陷入“用车便宜、修车天价、卖车贬值”的困局。

此次《办法》的施行，确立了用户在售后环节的“主权地位”，有望推动原本封闭的售后市场走向开放与透明，实现新能源汽车向非授权维修主体开放维修权限的“破冰”。这不仅是对整个产业售后价值观的一次重要纠偏，也再次明确了：售后服务的透明化，是生产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回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二十年，用户最主要的顾虑始终集中在两方面：充电难与维修贵。前者在政策推动与企业投入下，已取得显著进展，而后者却长期未见实质性改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与技术不应成为资本垄断的工具。新规明确了核心维修技术信息的公共品属性，要求公开电池编码、对动力电池实行数字身份证式管理，这也为其他高科技行业树立了标杆：技术的终极价值是服务于人，而非将人禁锢。

尊重用户是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底层逻辑。从燃油车到电动车，变革的不仅是动力源，更是整车企业与用户关系的重塑。当下，所有新能源车企都言必称“用户思维”，这已成为公开的竞争“密码”。然而，当所有的解释权被牢牢掌握在车企与4S店手中，当电动车检测、维修变成了车主与4S店、车企的博弈，“用户思维”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将车辆的基本维修权利归还车主，才能真正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跃迁。

更重要的是，“技术黑箱”与“售后垄断”筑起的高墙，阻挡的不仅是大量有能力的第三方检测与维修机构入场，也不仅是用户降低用车成本的合理权利，更拖慢了新能源汽车的整体普及步伐，甚至阻碍了产业技术更快进步的可能性。

保险行业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承保数量同比激增40%，车均保费连年上涨，但行业承保亏损却仍高达56亿元。显然，用户权益受侵蚀、行业健康发展受阻，其症结都集中在售后维修这一环节。

售后维修领域在此时放开，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然节奏。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4000万辆，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50%，但这些庞大数据的商业价值和潜力，并未在售后服务和二手车市场真正被激活。2026年，新能源汽车二手市场将迎来通货压力，大批质保到期的车辆将涌入市场。车企和4S店恐难以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服务需求。只有打破售后维修环节的垄断和封闭，才能真正打开让新能源售后市场潜力爆发的“阀门”。

从燃油车售后维修曾经历的长期博弈来看，新能源汽车维修的真正“破冰”不会一帆风顺。动力电池技术参数和用户数据的未公开，既有软件与数据安全、技术迭代快速所形成的高门槛等客观因素，也受到新能源汽车销售盈利有限、车企寄望于售后服务弥补利润的主观驱动。这预示着，在车企盈利模式尚未成熟的背景下，以政令推动售后维修市场的强制性放开，将引发一系列新课题：利益蛋糕如何切分、商业模式又该如何创新？

新规能否落地见效，取决于全链条监管体系的构建与执行——包括技术参数的开放节奏、第三方机构的资质门槛设定、数字化监管的效率提升、“质保绑定”模式的破除、各方责任边界的厘清，以及配件供应链的真正开放。

这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说此前的二十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由整车制造和供应商企业拉动，那么从今年开始，庞大的售后维修与二手车市场理应成为生态链上最具活力的一环。

今年4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3号）（下称《暂行办法》）正式施行。

“《暂行办法》要求车企与电池厂公开电池编码、拆解技术及维修技术信息，相当于从制度层面打破了此前坚不可摧的技术壁垒，为打破维修垄断释放了明确的积极信号。”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对经济观察报说。

据第三方统计，在新能源汽车维修过程中，约75%的电池故障属于电芯压差、BMS报错、温控模块故障、线束接触不良等局部问题，通过更换模组或维修单个电芯即可解决，费用仅为整包更换的10%至30%，即几百到几千元。但过去，由于技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这些本可修复的小故障被放大为必须更换整包的大修，车主几乎没有反抗能力。

从车企到电池厂，从第三方修车厂到保险公司，这块千亿级的售后蛋糕，将被怎样重新切割？

新规如何“破冰”

《暂行办法》并非专门针对维修垄断而设计，它是一份关于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的管理规定。但这份文件在客观上的溢出效应，可能比其主目标更加深远。过去长期被车企和电池厂牢牢掌控的“三电”维修技术壁垒，开始出现了政策性的裂缝。

《暂行办法》第九条明确，生产或者进口在境内销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企业，应当按照《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GB/T 34014）的要求，对其生产或者进口在境内销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进行编码，在动力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上粘贴标识。第十条进一步要求，动力电池编码应当唯一、准确，标识应当清晰、可见、耐久且不易更换。

在此基础上，《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提出，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数字身份证包括动力电池产品类别、产品构成、报废回收等必要信息。这意味着，每一块动力电池将从生产出厂的那一刻起，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全国可查的数字身份，关联生产、装车销售、换电、维修更换、车辆报废到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所有关键信息。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这一制度的深远意义在于，维修机构可通过数字编码查询电池健康状态，更精准地定位故障，消费者可通过编码追溯电池来源和历史，避免被以次充好，监管部门则可对废旧电池流向进行全过程监控，防止其流入非法渠道。

国家注册审核员李锦堤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暂行办法》实质上是建立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通过标准化信息披露打破技术黑箱，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责任可界定、流程可审计、风险可控。

《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第二款是全文中最具制度突破性的条款。第十一条要求，动力电池企业应当向相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等提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编码和必要的拆解技术信息。第十三条第二款则要求，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有效公开汽车维修技术信息。

这两条条款的核心，是将过去仅掌握在车企和电池厂手中的维修技术黑箱向第三方维修企业敞开。拆解技术信息、维修技术参数、诊断权限、原厂配件采购渠道等这过去被车企当作商业机密牢牢锁住的关键资源，现在被政策明确要求开放。

这意味着，合规的第三方维修企业将获得与4S店同等水平的技术支持，不再因为“不知道电池内部结构”“拿不到原厂配件”“无法获取诊断权限”而无法参与竞争。

被撕开的售后蛋糕

新能源汽车维修“只换不修”的深层逻辑，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商业模式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汽车经销商盈利比例从2024年的39.3%大幅收窄至 23.5%，55.7%的汽车经销商陷入亏损，亏损比例较上一年的41.7%有所扩大。

武泽伟指出，新能源维修开放的根本阻碍，在于车企对售后体系闭环控制所形成的深度利益绑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整车企业普遍采用“前端销售让利、后端售后补血”的盈利模式，封闭的维修体系是其获取稳定利润的生命线，开放技术信息无异于自断财路。三电系统高度集成带来的安全责任归属难题，也使得车企倾向于以安全为由构建排他性技术壁垒。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从2025年国内汽车经销商的毛利构成来看，新车毛利贡献率为-25.5%；售后服务成为经销商最核心的利润支撑，毛利贡献率达80.8%；金融保险毛利贡献率为24.3%。

在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看来，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不仅是技术核心，更是车企构建售后利润护城河的关键。开放维修技术与数据，意味着车企将失去一部分售后市场的控制权与利润来源，这对于车企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然而，市场并不会因为车企的抵触而停下脚步。在《暂行办法》正式落地之前，行业内部已经出现了车企在售后方面向消费者主动让利的行为。2026 年 3 月，理想汽车宣布即将上市的全新一代理想 L9 Livis，其增程器机油机滤小保养周期将拉长至3 年或 3 万公里（先到为准）；相比现款 L9 的 1 年 / 1 万公里，这一调整相当于主动让出部分售后保养收入。

对于车企和经销商的长期走向，袁帅如此判断：“短期来看售后利润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维修市场的开放将倒逼车企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推动其从售后垄断盈利向技术创新盈利转型。”

电池厂的角色，比车企更加复杂。它们既是《暂行办法》的监管对象，又是开放维修技术信息的关键供给方。根据《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动力电池企业应当向相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等提供电池编码和必要的拆解技术信息。这意味着，电池厂手中那些被视为核心机密的维修手册、检测软件、电芯参数，将不得不向行业公开。

袁帅指出，电池厂作为核心部件供应商，其与车企往往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电池技术的开放可能会影响其与车企的合作模式，甚至涉及技术泄密风险，因此电池厂对于信息公开的积极性有待观察。

事实上，电池厂面临的是一道平衡题。一方面，公开技术信息意味着暴露部分核心知识产权，可能削弱其在与车企博弈中的议价能力。但另一方面，开放也可能带来新的商业机会。

李锦堤表示，电池厂被迫开放接口标准，但也能在回收再生环节建立新的ISO 14001环境合规壁垒。也就是说，当维修市场的“前门”被迫打开，电池厂可以在回收利用的“后门”建立起新的竞争门槛，将失去的部分利润从回收环节找补回来。

在《暂行办法》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中，第三方修车厂是明确的受益方。武泽伟表示，《暂行办法》对第三方维修企业是重大利好，让它们获得了公平竞技的机会。

过去，电池、电机、电控这“三电”系统，第三方修理厂既没有诊断权限，也拿不到维修手册，更无法获取原厂配件，数据和技术资料全被车企牢牢把控。车出了故障，只能去车企指定的直营门店维修，而且往往是“以换代修”，修理厂连入场的机会都没有。

在所有利益相关方中，保险公司的角色最为特殊，它们不是《暂行办法》的直接监管对象，却是《暂行办法》落地后潜在的最大受益者。

过去几年，新能源车险一直是保险行业的“老大难”。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保险行业承保新能源汽车4358万辆，保费收入1900亿元，但承保亏损仍达56亿元，综合成本率同比仅下降1.3个百分点。全年车均保费约为4360元，较2024年下降约178元，但赔付率超过100%的高赔付车系仍达143个，占比超过三成。

保险公司之所以“收得多、赔得更多”，根源就在于维修成本的高企和不可控。“只换不修”导致理赔金额动辄数万元甚至十数万元，而第三方维修渠道的匮乏又使得保险公司几乎没有议价空间。

武泽伟认为，《暂行办法》将为保险公司带来维修成本的结构性下降与透明度提升，这将缓解其当前面临的新能源车险定价难、赔付高的经营压力，为车险市场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李锦堤从风险管理角度进一步分析，标准化技术信息支持保险公司建立基于ISO 31000风险管理框架的精准定损模型，有望破解“只换不修”导致的赔付黑洞，保险公司成受益一方。

但袁帅也提醒，维修市场的开放可能会导致维修价格更加多元化，增加了保险公司定损与理赔的难度。未来，同一个故障在4S店和第三方维修店的报价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保险公司需要建立更精细的定损标准，这对保险公司的理赔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悬念与考验

《暂行办法》落地至今不过短短数日，其对新能源汽车维修市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仍悬而未决。

《暂行办法》打破了技术壁垒，但维修能力并不能在一夜之间长出来。公开信息显示，全国40万家传统汽修店中，具备新能源维修资质的门店仅约2万到3万家，而具备三电系统深度维修能力的更是凤毛麟角。

袁帅提醒，长期以来的技术断层与人才储备不足，让他们难以在短期内具备与车企官方维修点抗衡的能力，想要真正切入市场仍需时间积累。李锦锦也强调，第三方维修厂必须投入高压作业人员资质认证及专用设备校准体系。

高压电作业的安全门槛，是第三方维修厂面临的现实挑战。电动汽车的工作电压动辄数百伏，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配备防静电和绝缘设备的维修点，根本无法承接三电维修业务。

2026年3月，新能源汽车售后维修行业发展与竞争趋势研究工作组在浙江宁波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来自行业协会、高校、主机厂、第三方维修企业、保险企业等近40位专家参与讨论。与会专家围绕完善维修服务网络、加大维修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维修技术信息有序开放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系统性建议。这标志着行业层面的共治机制已经开始运作。

“很多车企和电池厂之所以不愿开放新能源汽车维修，一大关键阻碍在于‘软件定义汽车’架构下的数字主权争夺，即电池管理系统控制策略、热管理算法及高压互锁逻辑等核心知识产权，与物理部件形成深度耦合，构成事实上的技术壁垒，这与传统燃油车机械结构标准化、可逆向工程的特性存在本质差异。”李锦堤说。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化、电动化时代的汽车“维修权”立法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治理的重要议题。2023年，欧洲法院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定：汽车制造商不得以网络安全为由限制维修数据的获取。这一裁决打破了车企以安全为由构建技术壁垒的惯用说辞。

李锦堤指出，《暂行办法》实质上是建立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这与欧盟推动数据访问的两大动机——确保排放性能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在制度逻辑上高度一致。中国在新能源维修开放领域迈出的这一步，不仅回应了国内车主的诉求，也让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治理中站到了与欧美同步探索的位置。

回顾全球汽车维修市场，从199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率先立法强制车企开放维修诊断信息，到2002年欧盟通过《汽车维修业竞争规则》打破品牌授权维修体系垄断，再到2023年欧洲法院裁定车企不得以网络安全为由限制维修数据获取，这场围绕维修权的博弈，在全球范围内用了三十余年才逐步走向制度成熟。

“《暂行办法》的实施是推动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走向成熟与规范的一步，尽管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各种阻力，但它所释放的积极信号，将为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注入动力。” 袁帅说。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老盈盈  

4月10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香港金管局”）宣布，金融管理专员根据《稳定币条例》向碇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碇点金融”）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下称“汇丰”）授予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以在香港发行稳定币。牌照于4月10日生效。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批出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是香港数字资产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监管制度提供一个有序的营运环境，让稳定币发行人在应用创新科技的同时，妥善保障用户权益和管控相关风险，使香港稳定币生态圈健康、负责任和可持续地发展。

余伟文同时称，期待发行人按计划开展业务，在管控好风险的同时，积极开拓发展空间，推广合规稳定币的应用，解决金融和经济活动中的痛点，为市民和企业创造价值，推动香港数字资产的健康发展。

记者获悉，根据持牌人的业务计划，待相关准备工作完成后，上述持牌人拟于未来数月内开展业务。

其中，碇点金融为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称“渣打香港”）、香港电讯及安拟集团合资成立。碇点金融预计2026年第二季起分阶段发行受规管、与港元挂钩的稳定币“HKDAP”。

为构建开放共融的数码资产生态圈，碇点金融将采用企业对企业对个人（B2B2C）的业务模式，借助指定认可分销商广泛客户基础的优势，扩大公众接触HKDAP的途径。同时，碇点金融亦会通过向早期合作伙伴提供优惠措施，鼓励他们开发对区内经济带来实际裨益的真实案例，并借此促进HKDAP的普及与应用程度。

此外，碇点金融也会通过共同开发创新案例，提高代币化现实世界资产的结算及分销。同时，亦会专注研究利用稳定币打造跨境支付及资金流的解决方案。相关案例在未来结算流程和价值转移的演变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渣打香港、香港电讯及安拟集团早在2023年初就已开始探索稳定币作为代币化货币的其中一种形式，并于2024 年正式成为金管局稳定币发行人“沙盒”的参与机构之一。相关经验为建立专注于货币与代币化资产未来发展的团队奠定了基础，并继而在2025年成立了碇点金融。

汇丰方面则表示，计划借此新获牌照于2026年下半年推出港元稳定币。汇丰会将稳定币融入日常熟悉的支付与投资流程，让客户更安心参与数码金融发展，并体验其带来的好处。另外，其发行的稳定币将在任何时候以优质流动性储备资产作全额支持，并存放在独立账户中，以体现汇丰致力保障数码资产及货币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汇丰的港元稳定币将无缝接入香港两个被广泛使用的数码平台：PayMe和汇丰香港流动理财应用程序（HSBC HK App）。在初步阶段，该行计划推出下列服务，为汇丰个人客户和商户提供更灵活且安全的日常交易选择，分别是——个人对个人付款（P2P）：通过PayMe和 HSBC HK App以稳定币进行个人之间实时转帐；个人对商户支付（P2M）：通过PayMe直接以稳定币支付参与商户；代币化投资：通过HSBC HK App以稳定币认购代币化投资产品。

2025年8月1日，香港《稳定币条例》正式生效。同日，香港金管局开始实施稳定币发行人监管制度，并发布《稳定币发行人发牌制度摘要说明》（下称《摘要说明》）等相关文件。

《摘要说明》指出，就财政资源方面，稳定币申请人需要在任何时间都符合以下其中一项：一是该持牌人的已缴股本，不少于2500万港元或可自由兑换成为港元的另一货币或以金融管理专员为此目的而批准的另一货币计值的相等款额；二是该持牌人经金融管理专员批准的其他财政资源相等于或超逾上述所述的款额。

4月10日，受香港首批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公布的消息影响，A股、港股稳定币概念股出现异动。截至当日收盘，在A股市场中，四方精创（300468.SZ）涨幅达12.36%，御银股份（002177.SZ）涨停，拉卡拉（300773.SZ）涨超7%；在港股市场中，国泰君安国际（01788.HK）涨超27%，马可数字科技（01942.HK）涨超25%，申万宏源香港（00218.HK）涨超18%，云峰金融（00376.HK）涨超8%。

在北京北五环外一家商场的四楼，喧闹的餐饮区和书店之间，有一台占地仅两平方米左右的JUST.FOTO自助拍摄设备。半掩的门帘为拍摄者留出私密空间，设备上方写着“创造我的生活记忆”与“大头贴”字样。

掀开门帘，一台黄色机器映入眼帘。手指轻滑屏幕，“全职高手跃至巅峰”系列边框、“布丁狗欢乐趴”系列边框……各种IP联名设计依次跳出。美颜、滤镜的档位也可随心调节。拍照、选片、打印，不过几分钟。

曾在千禧年风靡街头巷尾、后来几乎销声匿迹的大头贴，正以全新的姿态回归。这一次，它们不再局限于学校门口的小店铺，而是批量出现在一二线城市的商场中庭、过道旁、影城入口，甚至是景区、文旅项目里。相比过去，新式大头贴新增了IP联名、明星同框合拍等潮流玩法，迎合IP经济、粉丝经济的新潮流。

需求

广州钱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宏杨最近接到了不少文旅项目的合作邀请，对方希望采购自助拍照设备，并且设置景区专属元素，为游客提供互动体验。客户们还有更多新要求：画质要高清、打印要清晰、美颜要自然到看不出开了美颜。

订单多了、要求也多了，自助拍照设备商张宏杨也比以前更忙了。他说，其所在的公司已累计在全国投放了近万台自助拍照机，与国内外上百家品牌合作。

用自助拍照机拍大头贴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种拍照方式，但随着数码摄影和手机拍照技术的发展，这种在年轻人中风靡的娱乐方式很快被淘汰了。而今，大头贴卷土重来，在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大悦城、合生汇、万象城等商场内随处可见。

凯德集团旗下多家商场引入了自助拍照机。凯德方面告诉记者，新一代自助拍照机设置了趣味边框及AR功能，不少是热门动漫、游戏等 IP 及明星主题边框，对年轻人和粉丝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许多网友分享拍摄经历，对于商场而言，通过自助拍照机既吸引了年轻人，也用低成本撬动了社交传播热度。

张宏杨看到了年轻人对IP、明星的追捧热情，因此他也加大了在IP联名、明星合拍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从而满足年轻群体的审美需求。目前，他所在的公司已累计与20多款热门IP达成持续合作授权。

除此之外，硬件升级也让大头贴的拍摄质量实现明显提升：老式低清摄像头被单反级相机取代；打印设备从胶片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换成了进口打印机，故障率更低，照片保存时间也更久；设备新增了专业美颜灯和闪光灯，优化了拍摄光线效果。

消费场景的开拓也使得大头贴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例如，自助拍照机与文旅项目相结合，衍生出“报纸拍照”这一新兴形式。所谓报纸拍照，是一种模仿报纸样式的设计——报头、日期、标题等元素一应俱全，其中“头条”位置专门预留为拍照区域。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主题的“报纸”。目前，在西安古城墙、海口骑楼老街等景点均已落地此类设备，成为吸引游客打卡的新亮点。

文旅单位也是张宏杨目前的主要客户之一。此外，商场点位投放类客户占比40%，主要使用半开放式小体积机型，适配商场过道、扶梯旁等人流密集区域；还有门店、集合店类客户，多采用带沉浸式造景的大型机型，如飞机、地铁、电梯等场景造型，用于潮拍店与主题店；还有一些客户将小型互动拍照机搬到了婚礼、会议、企业快闪等活动现场。这些设备的价格从1.5万元到4万元不等。

产业

目前大头贴拍照设备的头部品牌包括JUST.FOTO、photoism与拍立方，三者的运营策略和品牌定位各有不同。

JUST.FOTO诞生于2018年，目前已投放2000多台设备，覆盖全国1600多个场地，包括商场、景区及街区，小程序注册用户约1000万，核心用户以15至35岁年轻女性为主，客单价在29.9元至59.9元之间。该品牌合作IP涵盖三丽鸥、迪士尼等知名品牌。

2019年成立的韩国品牌photoism于2024年进入中国，主打与韩国偶像明星“合拍”体验，用户可使用带有明星形象的相框，摆出对应姿势完成互动拍摄。该品牌4月9日在小红书发布的信息显示，其在全国已布局54个自助拍照亭，覆盖北京、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城市。与JUST.FOTO相比，photoism客单价相对更高。photoism方面告诉记者，其产品主要消费客群是追韩娱K-pop（Korea-Pop，韩国流行音乐）的女生，年龄在18至40岁。

拍立方自2020年6月开始运营，业务已覆盖全国超160个核心城市，设备投放量逾千台，累计服务人次突破1000万。2025年12月，万达电影宣布完成对拍立方的战略投资，并在全国万达影城集中引进设备。拍立方的联名IP包括樱桃小丸子、我不是胖虎、卡皮巴拉等知名IP及各类影视IP，主打影像社交消费新场景。

根据美团信息及记者不完全统计，北京约有90台JUST.FOTO设备，大多放在商场。今年4月上旬，photoism在三里屯3.3大厦新设一处自助拍照点位，而在此之前，photoism已在北京布局了4家门店和2个单机点位，分别位于朝阳大悦城、朝阳合生汇、西直门凯德MALL、华熙LIVE五棵松、世纪金源、朝阳公园。

除自助拍照亭外，不少品牌也在探索门店化运营。JUST.FOTO已在上海、广州等地开设线下门店，除大头贴拍摄外，还提供相框摆台、人物立牌等DIY文创周边，打造更丰富的产品组合；photoism也在北京布局4家门店，拓展线下体验场景。

当前的大头贴市场已形成两类主流运营模式：一类是头部品牌走直营或加盟路线，打造统一IP、提供品牌服务，并收取加盟费与分成；另一类是个体创业者直接向上游工厂采购设备，注册自有品牌、选址投放，无需缴纳加盟费与后期抽成，仅承担耗材成本。

张宏杨表示，目前上游厂商的研发重心，是融合AI技术、深化IP合作，拓展更多文旅玩法，并将冰箱贴、徽章、纪念币等文创产品与拍照服务一体化结合，更好适配博物馆、文旅景区等场景。此外，活动、集合店等新场景的开拓，也将为大头贴带来更大市场空间。

4月3日晚，北京鲲腾国旅创始人李秀云刚刚结束一轮“抢票大战”。她和团队成员拿着各自家人的手机，不断刷新故宫博物院的预约页面，帮消费者抢门票。没有人预料到春假需求这么大。

在海南，三条线国际旅行社的创始人周敏，也正在为春假期间的亲子团安排一项特殊的“赶海”活动。为了确保孩子们的体验，他提前和当地渔民做了些安排，让这片滩涂变得“有货”。小朋友挖出来的海鲜，渔民会帮忙加工。

3月底，云南尊悦国际旅行社的创始人王苏容发现，后台的咨询量从日均600单攀升到了750单。春假期间，她的团队忙着接待来自江苏、上海、广东、四川、湖南等地的家庭。这些地方今年都放了春假。

三个相隔千里的场景背后指向同一个原因：“春假”让原本2026年中国旅游业淡季平地起“高楼”。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教育部等部门陆续发布《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文件，鼓励中小学增设春秋假、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推动错峰出行，激发服务消费新增量。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可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统筹促消费、扩投资，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

2026年，江苏、安徽、贵州全省新增试点，浙江、四川、重庆、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多地市同步开展试点。

春假——这个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新增假期，在与清明假期衔接形成6天小长假后，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淡季，推成了堪比暑期的“黄金周”。

意想不到的旺季

如果没有春假，周敏是接不到订单的。她的旅行社主要做内地游客来海南的生意，清明假期太短，游客都倾向于短途游，飞海南路上需要的时间长，往年订单非常少。海南本地也没有春假。

但今年不同。周敏的旅行社一下子接到了三四十万元的订单，这一数字基本能够跟“五一”持平，后者是传统的旅游旺季。

66亲子创始人刘斌也用数据证明了春假的拉动效应：相比去年清明，公司订单同比增长约50%，春假产品客单价达到人均3000到5000元，比往年清明高了约50%。这家2015年成立的公司，是国内最早做亲子游的企业之一。

往年，清明以周边短途游为主，大多为3天2晚的产品。今年，刘斌把产品时间提前或推后一天，调整出了4天3晚、5天4晚的产品，目的地包括西双版纳、黄山、莫干山。内容上也做得更深入，加入很多当地人文的深度体验。

在产业的上下游，爆单都在发生。

成都首座万豪酒店今年4月1日至4月5日的平均入住率达85%以上，相比往年明显上涨。成都首座万豪酒店位于高新区，平时以商务客人为主。

这主要得益于成都首座万豪酒店总经理王磊的快速反应。3月初，他就和团队开始策划亲子产品，3月12日上线了“乐享春假家庭套餐”，到采访时已经卖了287套，核销率达到47%，高于平常类似促销的核销率。

为增加吸引力，团队将可欣赏双子塔灯光秀景观的豪华客房打包进了亲子套餐，免费提供加床，还将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及热门景点玩乐方式串联推荐给宾客。

李秀云的团量增长也很明显。截至4月3日，她已经发出260个团。她预计4月能做400个团，是去年同期的2倍。

春假让4月这一传统淡季变成了堪比暑期的旺季。

携程数据显示：有春假政策的城市客源，国内出行整体订单销量同比提升150%，整体订单金额同比提升近200%。出行半径也在扩大，北京、西安、广州等目的地的日均销量同比实现3位数激增，洛阳、开封这样的非一线城市增长超过4倍。

有意思的是，多个春假城市不只是客源输出地。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杨涵称，一些主动推行春假的城市，还以特色支持政策吸引了更多本地或异地游客，反哺本地文旅市场。比如，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在春假期间为全国16周岁及以下中小学生发放总计4.5万张免费门票。当地人飞出去，周边游客住下来，春假成为春节后、“五一”前文旅市场的新增长极。

周敏观察，今年春假期间，供应链的上游普遍“没反应过来”。酒店没有涨价，机票价格也相对平稳。

“用户下单不够提前，酒店从数据上也看不出来。”周敏说她的旅行社在2月，也就是春节刚过完的时候，就锁定了春假期间的酒店房间，属于买断式采购，卖不掉也要付钱。但正是这种提前布局，让她拿到了相对便宜的资源。因此，她推出的5天亲子游产品，客单价在4000到5000元之间，比“五一”“十一”期间的价格都低。

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旦反应过来，海南的酒店会更多向散客倾斜，相比接团单，我们这里的散客收益更高。”周敏说。

绝对主力

春假期间，谁是旅游市场的绝对主角？

携程的数据显示，春假期间，春假试点城市亲子用户出行占比由32%提升至59%，突破全年新高，首次超越非亲子客群，成为绝对主力。

李秀云的感受更直接。往年清明，亲子订单的总量占比为20%—30%，今年涨到了50%；整体订单量也增长了40%左右。

在云南做携程定制游的王苏容发现，超40%的家庭会明确要求在行程里加上研学、科普或非遗体验。

“如果去西双版纳，他们会想了解当地的动植物、傣族文化、非遗体验。”王苏容说，去大理的客人会要求安排扎染制作，工坊的老师会给孩子讲扎染的由来和步骤；去昆明的客人，60%会要求去博物馆。

王苏容观察发现，春假亲子游的诉求正从“打卡观光”转向“成长+教育”，家长更愿意为有质量的陪伴与成长付费。寒暑假时间充裕，打卡式旅游迎来高峰；春假只有3到5天，客人反而注重行程设计。

长隆旅游度假区也观察到了同样的变化。长隆旅游度假区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相比普通假期，春假期间的家长更注重教育价值，“小小保育员”这类科普课程特别受欢迎。春假期间，长隆还推出了以“儿童免票”为核心的优惠政策，以及“2天1晚”和“3天2晚”的度假套餐。

此外，今年春假恰逢港澳复活节假期，清远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的港澳游客占比超八成；而“多家庭结伴”客群也在增多，不少家庭选择与亲友家庭同行，既能相互照应，也能提升亲子互动的趣味性。

随着90后父母成为亲子游的主力，亲子游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80后父母会把所有事情交给旅行社，从大交通、酒店到导游，全套打包。90后父母更加理性，追求性价比，又要求高品质。”刘斌观察，90后父母多是“半自由行半定制”，即自己能攻略的就自己玩，需要旅行社时再现找。有的客人会自己买机票、订住宿，但到了北京需要一天的故宫讲解，或者去长城需要一天的包车。

李秀云说，90后父母会在意套餐内容、住宿标准、服务细节，不会盲目选低价产品。

刘斌还发现，90后、95后妈妈更关注自己，不希望节奏太快把自己搞累，孩子玩得开心，她们也要玩得开心。并且，新一代父母对拍照出片要求很高，刘斌的所有产品全程配备旅拍，客人的要求是“10到20分钟出片，发朋友圈”。

周敏说，现在受欢迎的亲子产品是交互型的，即有情绪交互、体感强；纯观光类的产品基本没人选。她举了几个例子：赶海、雨林桨板、爬椰子树跳水、冲浪、出海浮潜。

周敏还设计了“遛娃师”的角色。这些遛娃师大多是有儿童心理学背景的人，或是幼儿园老师，节假日出来兼职。他们会把孩子带走，在沙滩上玩——孩子们只要有沙滩有大海，自己就能玩很久，然后把时间留给父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代同游”的兴起。

“今年春假比以往都要多。”刘斌说，往年老人通常会避开假期出行，选择淡季。而今年，他的数据显示，春假期间三代同游的订单占比达到15%。李秀云公司的数据更高，能占到亲子订单的20%。

三代同游的特点是重品质、慢节奏。刘斌说行程设计上不能安排两个大景点，否则体力容易跟不上。针对三代同游，李秀云一般会设计5天6晚的大理丽江行程，或5天4晚的西双版纳行程，用车安排7座车，尽量避免爬山，“有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慢节奏、舒适性”。

海南的周敏则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了代际差异。“11岁左右的孩子就开始不愿意跟父母出游了，更愿意参加独立营。”但今年春假，“没反应过来”的周敏没有做纯研学的春令营，只做了亲子游，计划明年补上。

当亲子游崛起，最大的影响在于出行方式从“大团变成了小团”。携程数据显示，春假期间，私家团、拼小团、定制游这类独立出游产品同比增长了70%以上，人均消费提升了54%，出行平均天数增加了12%。

在出行方式上，租车自驾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携程租车的数据显示，春假期间家庭出游订单占比达59%，SUV占比48%，6至9座商务车需求旺盛。

更具象的变化来自亲子主题房。携程推出了“客房里的游乐场”概念的亲子房，覆盖全国32个省、超过4000家高星酒店。针对“一房挤、两房贵”的痛点，重点推广带加床服务的亲子房。春假期间，苏州、成都、上海等25个城市的亲子主题房预订量环比增长21%。带加床的亲子房，预订转化率比普通房型高出28%。

下一个春假

对于中国旅游业来说，春假带来的不只是6天的订单增长。从行业整体看，春假制度的一大价值在于在淡季创造了旺季。

携程的数据显示，春假期间亲子用户的销量和金额占比比春节和国庆还高。这意味着亲子游客有机会避开最拥挤的时间段。春假城市出境游销量同比增长约30%。

春假结束了，但留给行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对于明年的春假，受访从业者普遍表示会提前布局。周敏计划明年迭代产品，丰富产品线，覆盖低中高不同价位。

刘斌说明年会提前布局产品线，先把可能选择的目的地归纳好，提前做好产品，而不是被用户催着做，“今年我们很被动，开始没把春假当成一回事，后来用户问春假有什么产品，客服问询激增，我们才发现这块要提前准备”。

长隆称未来会继续推进乐园软硬件升级，保留受亲子家庭欢迎的“酒店+门票”套票，同时丰富特色活动和研学课程，计划新增更多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研学课程。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从业者都提到了一个词——“没想到”。没想到春假会这么火，没想到淡季能变旺季，没想到亲子游的消费升级来得这么快。

但“没想到”之后，是行动。

万豪的王磊在春假结束后，已经开始筹划暑期的亲子计划。海南的周敏在安排完赶海活动后，已经在思考明年的产品迭代。

过去一段时间，星巴克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文娟常被问起两个尖锐问题：拿了资本的钱，是不是要疯狂开店冲KPI？变成合资公司，星巴克还是那个星巴克吗？

4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星巴克中国伙伴论坛上，面对台下数千名星巴克员工，刘文娟给出了一个不太“商业”的答案。她没有过多谈论商业层面的内容，而是反复强调两个字：初心。她说：“我们的发展战略选择将坚定地从顾客需求出发，从赋能伙伴（员工）出发。”

当前中国咖啡市场进入竞争的深水区，已有4家门店破万的咖啡品牌，价格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此时，星巴克中国在迎来博裕投资这个新股东后，反而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不仅要开2万家店，还要让每一家店都有不同的“性格”，让每个店员都有“说了算”的权力。

要做千店千面

星巴克中国发布了面向未来的全新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强化在地创新，以千店千面战略推动星巴克体验升级，打造一店一社区，以差异化的产品、体验和场景服务社区，开辟星巴克独特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每一家门店不仅是卖咖啡的地方，更要成为所在社区的一部分。

星巴克中国称，兴趣社区空间自上线以来，已举办15000多场手工、宠物、骑行、跑步等活动，未来兴趣社区空间的丰富度将进一步提升。

例如，刘文娟提到，以后门店可自主定制音乐播放列表、组织适合门店的活动，自创特色饮品有机会收入电子菜单。

在外界看来，星巴克与博裕联手后，最大的任务是把8000家店变成2万家。但刘文娟在论坛上纠正了这一误解。

不可否认的是，星巴克会快速拓店，但星巴克不再复制粘贴标准化的门店。未来，从10平米的最小星巴克、各大演唱会的咖啡小车、模块化的办公楼便捷小店，再到800多家臻选门店和主题门店，星巴克将以多样的门店形态拓店。同时，既有门店也将通过更好的功能分区和体验提升，满足不同客群不同时段的需求。

在某城市型综合购物中心区域招商负责人看来，这与消费者对空间需求的变化有关。星巴克一直以第三空间著称，空间本身是星巴克的优势，但是随着消费多样化，物理空间的稀缺价值不再是“我有地方坐”，而是“这个地方懂我”，能够在产品之外还给消费者提供不同体验。空间、服务和产品最终构成了消费者对品牌的综合体验。

AI负责效率，人负责体验

千店千面说起来容易，但难点在于：谁来定义这个“面”？

星巴克的答案是：交给门店员工。星巴克习惯把员工叫做伙伴。

未来，星巴克门店的伙伴可以定制自己店里的音乐播放列表，可以根据社区特点组织活动，甚至他们自创的饮品也有机会被收录进电子菜单全国推广。

星巴克中国深知，面对瑞幸等本土对手利用数字化的饱和攻击，单纯靠总部发指令已经来不及了。只有让一线员工拥有主人翁感，才能产生有温度的服务。

面对外界对资本介入后会压缩员工成本的担忧，刘文娟甚至在论坛上称，新的长期激励方案将在第四季度推出。

博裕投资合伙人黄宇铮在现场说：“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也是我们关键的差异化优势。”

星巴克并不完全依赖于人的决策。在运营层面，AI也被引入其中。根据规划，星巴克中国将推进1000位AI首席增长官（CGO）计划，让AI帮助门店更好理解社区需求，制定更精准的营销策略。同时，店经理AI助手也将升级，不仅承担订货、排班等后勤工作，还将支持会议茶歇、AI点单等新场景。

在星巴克的门店员工看来，AI负责效率，人负责体验。

星巴克首席财务官Cathy Smith在论坛上也认可了人的价值：“我非常欣赏星巴克中国所呈现出的品牌理念与定位，门店整体表现也非常出色，而这背后离不开伙伴的努力。”

黄宇铮在论坛上称，未来博裕至少能从三方面给星巴克中国注入新的机会：第一，借助博裕的广泛网络，在目前星巴克尚未涉足的地区开设新店；第二，将星巴克的业务与数字化及人工智能能力相连接；第三，与博裕投资组合中的其他公司建立合作，共同推出新产品和服务。

文/张健康

澳大利亚的社媒禁令立法产生的冲击波正在快速向全球蔓延。

2026年4月8日，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宣布，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虽然希腊议会预计要2026年年中才能完成社媒禁令的立法工作，但是希腊政府已经提前宣布了法律的执行时间表：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强制实施。

希腊是最新一个宣布跟进通过专门立法对青少年使用社媒进行限制的国家。

上个月的最后一周，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刚刚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

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一个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法来对青少年实施社媒禁令的国家。2024年11月，澳大利亚议会正式通过了《2024年网络安全修正案（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案》，明确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禁止持有社交媒体账号。该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违规责任完全压到科技平台身上，而非家长和青少年。如果平台未能采取“合理步骤”阻止 16 岁以下用户注册，会面临高达 4950 万澳元的罚款。

2025年12月10日法律正式生效。

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西班牙、挪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纷纷采取了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对青少年实施社媒禁令，葡萄牙、波兰、斯洛文尼亚、希腊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立法，而法国正在积极推动欧盟层面的统一立法（欧盟数字服务法的延伸），提议把全欧范围内的社媒“数字成年年龄”统一设定为 15岁。

另有很多国家，虽然还没有进行专门立法，已经利用既有法律规定对青少年使用社媒进行限制。

中国从2024年起就开始通过行政监督的形式对青少年使用短视频等平台进行限制。从新一轮的社媒禁令潮中，中国监管又能获得哪些启示，从而推动短视频防沉迷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呢？

“切断式”立法

印度尼西亚2025年1月就宣布要仿效澳大利亚，研究设定社媒最低使用年龄，作为加强网络保护的一项国家战略。

当年3月27日，印尼政府便正式通过2025年第17号政府条例，规定了电子系统提供商对保护儿童个人数据和数字权利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从而为社媒禁令提供了母法。

2026年3月6日，印尼通信与数字事务部发布具体的部长令，对禁令进行了细节化，明确设定16岁为使用社媒的准入门槛。

3月28日，法律法律正式生效。印尼正式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专门立法强制执行社媒禁令的国家。

根据该法律，YouTube、TikTok、Facebook、Instagram等8家以短视频信息流作为主打产品的平台，必须于2026年6月6日前完成自主风险评估和向政府提交合规报告。过渡期内，13岁至16岁的用户，可以经“父母授权”使用低风险平台，高风险平台则是全面切断。

该项法律的实施，可能影响约7000万印尼年轻人的网络使用。

印尼仿效的澳大利亚的社媒禁令立法，从提案到法案获得通过和正式实施，只用了约1年半的时间。

2024年年中，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公开称社媒是“社会公害”，承诺年底前推出法律保护青少年免受数字风险侵害。到该年11月便完成了年龄验证技术试验、提交议案、公众意见征询等立法程序。11月27日和29日，分别获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

获得两院高票通过的《2024年网络安全修正案（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案》给了科技公司1年的过渡期，要求科技公司必须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完成“年龄防范”系统的开发、测试和上线工作。期间，Meta、TikTok、Google等科技巨头与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进行了多轮技术谈判，讨论什么是“合理步骤”来验证年龄。但最终还是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首批被纳入限制名单的社媒平台包括Facebook、Instagram、TikTok、X(Twitter)、Snapchat和Reddit等主流社媒。YouTube的教育和儿童功能（YouTube Kids）获得了特定豁免。

澳大利亚的社媒禁令立法，被视为全球首例“切断式”立法的标杆。

Meta的至暗一周

与印尼社媒禁令生效的同一周，Meta连续遭遇了两次败诉。

首先是2026年3月24日，经过近7周审理，美国新墨西哥州陪审团做出裁定：Meta违反了该州消费者保护法，基于陪审团认定的数千项违规事实，Meta共需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

案件起因可追溯至2023年的一次卧底调查：新墨西哥州调查人员伪装成14岁以下未成年用户分别注册了一个Facebook和Instagram诱饵账户，随后便收到大量色情内容和性邀约。

检方指控Meta通过算法设计使年轻用户沉迷平台，同时隐瞒平台上儿童性剥削的风险以及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Meta不服判决结果，计划上诉。该案预计于5月4日进行后续审理。如果“公共滋扰”指控成立，Meta可能被迫更改相关算法和安全性保护措施。

新墨西哥州法庭判决公布次日，Meta和YouTube又被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一家法院陪审团判定应对儿童用户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被判令赔偿原告300万美元。

原告是一位名叫Kaley的20岁女性。她声称6岁起就使用YouTube、9岁起就使用Instagram，童年时期对社交媒体的沉迷加剧了她的焦虑、抑郁和身体形象问题。

一同被列入被告的还有TikTok和Snap。但二者庭审前已达成和解。

该案被认为具有风向标意义，裁决结果很可能直接影响数千起类似诉讼的审理方向。而且从法律层面来看，此次诉讼有一个重要突破口，那就是绕过了《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根据该条款规定，科技产品对用户发布的内容享有法律豁免权。但此次起诉没有聚焦于内容，而是聚焦于平台的设计和运营，包括无限滚动、自动播放和通知推送等被指具有沉迷性的功能。

根据媒体最新报道，美国数以千计的学区和家庭正联合起诉科技巨头，指控它们故意设计带有成瘾性的产品特性。而科技巨头们迫于压力，主动修改了算法，以规避天价赔偿。

美国立法拉锯战

美国各州检方利用既有法律规定对青少年使用社媒进行限制，是迫不得已的举措。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使得美国的“社媒禁令”落实遇到了极大的法律阻力。

美国不是没有努力从联邦和州级层面进行立法对青少年使用社媒进行限制。2024年7月30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就以91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两项保护儿童数字安全的法案——《儿童网络安全法》（KOSA）和《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COPPA 2.0）。

KOSA的核心不是直接“禁止使用”，而是建立“注意义务”，要求平台默认开启最高级别的隐私设置，同时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接触鼓励自残、饮食失调、性剥削的内容；提供更强大的家长监控工具，允许父母限制孩子的使用时间和社交功能；还强制大型科技公司每年接受独立审计，评估它们的产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但直到2026年初，《儿童网络安全法》还处于众议院审议中。而且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3月5日投票推进了一项包含KOSA的“儿童在线安全一揽子计划”。该计划与参议院版本对执行细节和州政府权限存在分歧。

另外，联邦卫生总监2025年至2026年多次提议社交媒体强制标注类似于烟草上标注“吸烟有害健康”那样的“心理健康警告标签”。

联邦层面的立法遇阻，州级立法同样遭遇了“拉锯战”。

比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2022年8月就全票通过一项《加州适龄设计规范法案》（CAADCA），要求平台设计阶段就必须优先考虑未成年人利益。同年9月15日，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已经正式签署通过。法案原定于2024年7月1日正式生效，但是2023年9月科技行业协会NetChoice提起诉讼，认为该法案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而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随后裁定，政府不能以保护儿童为名，强制要求私营公司对合法言论进行审查，从而阻止了该法案的如期实施。

佛罗里达州与犹他州的立法遭遇了与加州相似的命运。两州曾试图立法禁止14岁抑或16岁以下青少年拥有社媒账号，然而科技行业协会随即提起诉讼，认为州的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压力转移给社媒平台

不管是澳大利亚、西班牙、挪威、印尼等国的专门立法，还是美国各州的利用既有法律进行司法诉讼，此轮社媒禁令潮呈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责任倒置，压力转移给社媒平台。

正如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多次强调的那样，该项立法的目的不是要惩罚孩子和让家长感到内疚，而是要强迫社交媒体公司承担责任。

社媒平台的核心责任是，进行产品设计时就必须证明它们提供的内容对未成年人是安全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通过简单的“年龄声明”来规避责任。

如果平台未能采取“合理步骤”阻止青少年用户注册，就会面临巨额罚款。

二是从呼吁行业自律转向强制法律义务。

立法前，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是通过发布“青少年上网指南”“行业自律公约”，建议社交平台减少有害内容。但因为没有法律强制力，社媒平台仍然是“法外之地”，拥有定义规则的权力。

各国政府通过立法收回了平台的规则制定权，给青少年划定了数字国界。

为了确保数字国界不被轻易逾越，各国的立法不再允许用户勾选“我已满16岁”之类的“自我声明年龄”的谎言，而是强制平台使用生物识别（比如面部分析）、电子ID、第三方验证服务。据报道欧盟多国正联合开发跨国界的身份核验App，以实现标准化的年龄认证。

尽管法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而且现在已经具备技术可行性，但是要彻底防止“自我声明年龄”谎言绝非易事。Meta庭审中回应检方的指控时称“准确确定在线年龄是整个行业面临的挑战”并非全是托词。

三是保护的目标转向心理健康和防沉迷。

“隐私安全”是以前各国保护青少年网络用户的重点，但各国的社媒禁令立法不再仅仅关注“隐私安全”，而是转向心理健康防护和防沉迷。比如针对日益严重的网络霸凌、深伪色情和网络诱拐，立法明确要求平台建立“防火墙”。再比如社媒的无限滚动、点赞机制和个性化推送普遍被视为导致青少年焦虑、抑郁和自残倾向的诱因，要求平台修改算法防止成瘾。

四是区分工具和社媒，设立数字避风港。

立法不是要彻底断绝青少年使用社媒的权力，对于一些青少年学习和社交的基本工具，各国禁令普遍设立了一个“避风港”，比如WhatsApp、Messenger等即时通讯工具通常不被列入禁令。还有YouTube Kids、线上课堂工具以及Steam那样的游戏分发平台，通常不被定义为“社媒”。

中国短视频防沉迷待解

青少年沉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是全球性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挑战。根据共青团中央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游戏监管收紧，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已成为未成年人主要的网上休闲活动，且经常刷短视频的比例已达到54.1%，成为了新的监管挑战点。

客观而言，作为一个拥有超两亿6岁至19岁网络用户的国家，中国在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上，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从2023年10月24日国务院颁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到2024年11月15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和国家网信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委共同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再到2025年9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经形成一个“系统级干预+分龄管理”的模式。从未成年人数字保护的法制进程来看，中国立法和监管部门走在了世界前列，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未成年人的数字沉迷问题依然成为讨论热点。针对不少青少年沉迷刷短视频、睡眠时间被严重挤占问题，有人大代表进一步推行“深夜静默”模式，强化凌晨时段平台管控，以保障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些代表委员正式呼吁设置16周岁“数字年龄”红线，改变目前主要通过实名制和未成年人模式进行数字保护的做法，改为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

这些建议背后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当前针对包括短视频在内的社交媒体监管，仍存在明显短板和漏洞，比如未成年人可通过游客模式或借用成人账号轻易绕过青少年模式，防护机制形同虚设。此外，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严格依赖家庭监督难以应对平台算法的系统性风险，部分平台在盈利与合规之间存在博弈，执行动力不足，对未成年人的访问行为缺乏足够的检查和防范动力，让未成年模式的保护效果大打折扣。

从当下海外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趋势来看，一方面从法律上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从之前指引性的“软提示”变为法律的“硬约束”；另一方面在责任追究上，也从之前的以内容为核心，开始延展到平台的产品设计机制，像Meta案中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和通知推送等机制，同样被认为是对青少年造成伤害的重要元凶。

作为青少年数字保护领域的优等生，在全球数字保护浪潮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中国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模式也到了从无到优、从优到严的关键时刻。从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挪威、印尼等国的立法经验和美国多州的司法实践来看，实行责任倒置，让社媒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可能是无法避免的选择。

（作者系经济学者）

近日，停运多年的株洲九郎山站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九郎山站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是长株潭城铁进入株洲的首站。2016年12月，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九郎山站一同投用。然而，仅过了约5年，该站便于2022年3月停运。

2026年1月，株洲市交通运输局在“知株侠市民在线”平台回复市民称，该站客流量一直极低，据2022年春运统计，日均客流量不超过10人，而各项运营成本投入巨大，因此取消九郎山站营业。湖南城际公司表示，根据目前客流调研，九郎山站暂不考虑重新开站，站房后续使用仍在进一步研究当中。

九郎山站并非孤例。这些年，不少“停摆”的高铁站屡被曝光。

2023年，海南环岛高铁儋州海头站因“投资4000余万元、建成多年未启用”引发舆论关注。或许是迫于压力，该站于当年年底开通运营。2024年，又有一批高铁站投入运营。比如，万宁和乐站、神州站，郑州孟庄站、贾鲁河站、运粮河站，北京亦庄站等，它们有的是在建成多年才派上用场，有的是暂停服务后又恢复了运行。

这些站点为何被闲置、高铁站站点如何设置、闲置后又该如何盘活，值得关注。

车站“闲置”

在株洲当地居民唐岚看来，九郎山站停运这个结局并不意外。

据唐岚介绍，九郎山站位于株洲市郊，周边是“城乡结合部”般的乡村景象。而在最初规划阶段，当地流传的版本并非如此。当年修长株潭城轨时，一直有传言说会在清石广场设站。清石广场是株洲冶炼厂、化工厂等几个大厂的生活区聚集地，人口密集，出行需求旺盛。然而，最终的选址却偏离了这片人口集中区域，落在了九郎山。

唐岚说，不会有人专门去九郎山站坐车。如果去湘潭或长沙，她更愿意从大丰站或田心站出发。她觉得，虽然大丰站的选址也不算好，但最近两年附近修了万达广场，也算发展起来了。

九郎山站附近400米处有一个株洲瓷厂公交站。一位曾在九郎山站乘车的学生回忆，以前去这个站坐车，不是等很久的公交，就是坐小三轮车去，有时候整个站只有他一个乘客。如果打车前往，出租车司机也不愿意往那边跑。还有居民表示，打车去九郎山站要多付司机5到10元，因为司机返程根本拉不到人。

官方对九郎山站的定位，似乎寄希望于旅游拉动。九郎山有一个森林公园，地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附近还有秋瑾故居。在规划城铁线路时，这里确实属于既顺路又有旅游资源的地方。但居民们对此并不乐观。当地居民认为，去九郎山爬山的人基本都自驾、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坐城际轨道的人几乎没有。而九郎山远离市区、没有安全保障，又缺乏独一无二的特色，很难吸引外地人。

唐岚补充说，九郎山站离九郎山还有五百多米，而且无法从该站直通秋瑾故居。她认为，关键要看长沙人和湘潭人是否愿意坐城轨来爬山。除非有很便利的交通配套设施连接九郎山和秋瑾故居，或者这两个景点变成网红项目，否则九郎山站没有开通的必要。 

站点选址偏远、周边配套设施不足、高估了城际铁路的带动作用——这大概是九郎山站停运的原因。

据经济观察报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停运的高铁站点，官方给出的原因几乎如出一辙：周边土地开发及配套设施尚不完善，客流吸引不够，暂未投运。

从选址来看，很多城市在选择高铁站点时，往往选在离市区非常远的地方。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认为，高铁站选址偏远，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高铁站计划依托高铁新城来带动区域发展，短期看确实容易形成“孤岛效应”——周边荒无人烟，配套严重不足。但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偏远地区拆迁成本低，建设成本总体可控。但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郑州东站，最初选址也在远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郑东新区已成为郑州房价最高的区域之一。这说明“铁路先行、超前布局”有其合理性，不能等到人流上来了再建站。但部分地方政府在选址时存在政绩冲动。为了城市形象、为了“有站”的政绩，一些决策者拍脑袋超前决策，导致选址离谱。比如，九郎山站点半径1公里内缺乏密集居民区，配套严重不足，四面环山，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口支撑。这样的投资，难免沦为山林里的形象工程。

目前国内停运的站点，距离所在区或市的中心位置都不算近，且附近一公里内往往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到达。

以京哈高速铁路为例，位于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县的乌兰木图站，距离阜蒙县中心区域约56公里，且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到达。同属京哈铁路中间站的奈林皋站，距离所在地区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的中心区域也有33公里之远，同样没有公共交通。还有一些站点，比如成灌铁路彭州支线上的马街站、犀浦东站，虽然附近有公交站点，但需要换乘公交或地铁才能到达。

另有一些站点客流量不足，是由于被分流。比如广珠城际铁路的中间站东升站，因与小榄站、中山北站间距过近，客流被持续分流，客流量持续低迷，自2021年4月起维持临时停运状态至今。 

也有一些站点停运与线路规划有关。比如，位于长株潭城际铁路和石长铁路中间站的长沙乌山站，距离所在的望城区约11公里，需换乘才能到达。其停运原因是原本经过该站的老线路（石长铁路长沙至常德段）已经停止运营动车了。现在的高速动车组改走新线路——从长沙西站经长黄联络线直接进入常益长高铁正线，不再经过乌山站，所以这个站暂时没有开通的可能。

武冈城际铁路的黄冈站，停运原因主要源于线路功能的改变。该站原本只服务短途通勤，后来线路并入武汉至杭州高铁通道，车流量大增。但黄冈站属于城际车站，只有两条正线、没有配线，无法为列车提供停靠和避让区域，安全风险较高，因此暂无法办理停靠业务。

站点设置

高铁站点的设置遵循怎样的逻辑？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红昌表示，高铁站选址通常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客流需求，要分析客流的空间分布，看清哪里才有真正的出行需求；第二是城市发展，有的城市为了打造高铁新城、带动区域开发，会有意识地把站点放在偏离市中心的位置，希望通过设站来拓展一片新区域；第三是建设与运营成本，在市中心建站拆迁和建设成本都很高，选在偏远的地方成本就相对低很多；第四是交通接驳，要考虑高铁站与地铁、公交、长途大巴等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

客流预测是选址考量因素之一，但一个现实矛盾是：很多站点恰恰因为客流太少而停运。这让人质疑设计之初是否考虑过客流问题。

李红昌认为，客流预测是轨道交通站点设计和规划中的必备要件，不可能忽略，问题在于考虑得准不准。地方为了争取设站、带动开发，存在过度投资的冲动，导致客流预测往往被“注水”，数据虚高，脱离实际情况，最终站点建成后客流惨淡，甚至停运。

陈耀认为，预测失真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是过于超前的城市发展预期。高铁建成就很难改变，规划时必须提前预测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流入。前些年房地产火热，很多地方大量开发住宅，规划者认为建了这么多房子将来自然会住进这么多人，于是高估了未来客流。但现在房地产降温，不少项目烂尾，而且很多城市的人口实际在净流出，实际客流量与当初的预测之间出现了巨大缺口。客流量低，铁路部门安排的停靠车次就少；车次少，能吸引的乘客就更少，最终只能关停。

如今，不少城市拥有多座高铁站，但其中有一些站点，自修建之初便从未启用。比如南京的紫金山东站和江浦站。紫金山东站是南京南站至仙林站联络线的中间站，江浦站则是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和京沪高速铁路的中间站。

李红昌认为，部分站点不启用属于提前规划、提前布局的考量，是从未来铁路网络发展的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果一条线路已经大规模建设、多站点布局，却出现长期闲置的站点，往往与投资冲动、规划不科学、地方过度争取设站等因素有关。

陈耀补充了另一个重要视角，高铁属于公共基础设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西部地区建高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出行，体现公共服务的属性。从这个角度看，完全闲置或停运的站点只是极端情况，比如，一些地方追求“县县通高铁”，把站点多少当作政绩和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客观上导致了设站过多。

高铁站设置过密，另一个问题是容易与城市公共交通线路产生重叠。

以沪宁城际铁路的苏州花桥站为例。该站于2010年开始运营，2020年因客流过少停止办理所有客运业务。然而，苏州地铁11号线和上海地铁11号线均在花桥设站，从花桥坐地铁就能直达上海。相比之下，地铁更便宜、班次更密、上下车更灵活，高铁票价更高、车次有限，自然难以吸引乘客。

花桥站的遭遇反映出城际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之间的定位问题——二者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李红昌认为，城际铁路和地铁在设计上，更应该考虑衔接换乘和一体化运作，而不是功能重叠与竞争。两者不应抢客源，而应形成互补关系。城际铁路的初始定位是服务于城市群之间的出行，主要满足商务、旅游、探亲访友以及少量通勤需求。城际铁路可以兼容市郊铁路、通勤铁路的功能，即在功能上“向下兼容”。但如果让城际铁路以通勤为主，把大量站点密集地设在城市内部，就脱离了它原有的定位。

陈耀认为，现在各地都在推进都市圈建设，强调“一小时通勤”。但“一小时通勤”靠的是地铁，地铁延伸能真正缩短通勤时间、降低出行成本，而高铁通勤成本太高。 

盘活资源

面对闲置高铁站，国铁集团和地方政府也在想办法提高现有车站的利用率。近年来，一些高铁站也在逐渐“复活”。

海南万宁和乐站早在2010年就已竣工，但因周边客流量不足、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因素，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为此，万宁市政府投资2700多万元完成设备改造、站前广场绿化、通水通电等准备工作后，该站于2024年10月开通运营。

北京亦庄站于2008年建成，此后闲置长达16年。为开通运营，铁路部门对站房扩建改造、加固雨棚、完善消防及水电等配套设施，该站同样于2024年底开通。

因此，闲置高铁站并非“判了死刑”。只要有一定的配套投入，部分站点仍有“复活”的可能。

陈耀认为一些具备潜力的站点，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完善配套来争取重启。配套的关键在于交通衔接，尤其是解决高铁站到城区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如果能够开通班次密集的公交专线，实现便捷接驳甚至零距离换乘，就能逐步改变居民的出行习惯，培育客流。政府可以在客流培育期给予扶持，比如购买服务、补贴运营，避免站点陷入“人越少、车越少”的恶性循环。 

对于没有实际价值的站点，则应果断关停转型，避免公共资源浪费。同时，应对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强化科学决策，不能“拍脑袋行事”。

在盘活方式上，上述两位专家均提到了“TOD模式”，即以高铁站为核心，进行高密度的商业、办公、居住综合开发，把“通道经济”“过路经济”转变为“落地经济”“枢纽经济”。通过导入产业，吸引企业、人口和客流，让站点与城市、产业结合起来。具体形式可以多样，比如与物流、旅游、特色产业联动，甚至与空港、低空经济结合发展现代物流。即使是山区站点，也可以评估周边旅游资源的价值，适当结合文旅开发，培育特色产业，承载部分居住功能。这样，站点的人气就能慢慢培育起来。

盘活闲置高铁站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区域经济、交通物流、人口分布等综合条件，研判每个站点的最佳出路。毕竟，这些投资巨大的公共资产，不该继续沉睡下去。

4月10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发布总经理变动公告称，因工作变动，卫濛濛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副总经理马绍晶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代为履职期限不超过6个月。

据公开信息，马绍晶为80后，是外贸信托高管中较年轻的一位。他是外贸信托内部成长晋升的高管，自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硕士毕业后即加入外贸信托，2022年2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8月起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日前，马绍晶已正式担任外贸信托党委书记，并代行总经理职责，其总经理任职资格须经监管部门核准后生效。

外贸信托称，马绍晶是外贸信托证券信托业务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深耕标品业务多年，近年来分管资本市场业务，主导投资业务重组融合，同时坚定做强FOF等主动管理业务，提升投研体系建设与资产配置能力，在一级股权资管和二级权益投资领域持续优化布局，实现投研对投资全过程的有效赋能。

不久前，外贸信托发布公告称，因工作变动，李强先生不再担任外贸信托董事长，由卫濛濛女士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代为履职期限不超过6个月。

百货零售业作为实体零售的核心业态，更是承接居民品质消费、引领消费潮流的关键载体。2025年的百货零售业表现如何？销售下滑、净利下跌、客流流失，这是2025年百货零售业的三重压力。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和香港科技大学利丰供应链研究院对全国近百家大中型零售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百货零售企业销售整体呈现收缩态势：60.5%的受访企业销售额同比下滑，32%的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另有7.4%的企业销售额与上年持平。

从下滑幅度分布来看，销售下滑的企业中，呈现小幅下滑为主，部分企业下滑明显的特征。其中，销售额减少5%以内的企业占比17.3%，减少5%—10%的企业占比16.1%，两大区间合计占比33.4%。而下滑幅度超过15%的企业合计占比18.5%，其中减少15%—20%的企业占比11.1%，减少20%—30%与减少超过30%的企业均占比3.7%，反映出近两成企业遭遇显著滑坡，部分企业甚至面临销售规模大幅萎缩。

从增长企业来看，实现销售增长的企业不仅数量少，幅度也普遍偏低。在32%实现销售额增长的企业中，增长5%以内的企业占比18.5%，占增长阵营的近六成；增长5%—10%的企业仅占4.9%，增长10%—15%的企业占6.2%，增长15%—20%与增长20%以上的企业均仅占1.2%。反映当前企业已经难以实现销售规模的跨越式增长，实现增长的企业，也大多停留在微增区间，行业整体增长遇到瓶颈。

调查还发现，2025年百货业的盈利压力加剧，企业盈利空间收窄。企业普遍面临困境，即便部分企业勉强守住了销售规模，也难避免利润缩水。

销售下滑反映了行业市场规模的收缩，而净利润的表现则更能体现企业真实的经营质量。调查显示，2025年百货零售业净利润的承压程度大于销售端。65.3%的受访企业净利润同比下滑，仅22.2%的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较销售增长企业占比低9.8个百分点；另有12.4%的企业净利润与上年持平。

从净利润增长的企业看，呈现数量少、幅度低的特征。22.2%实现净利润增长的企业中，增长5%—10%的企业占比12.4%，增长5%以内的企业仅占3.7%，两大微增区间合计占比16.1%，占增长阵营的七成以上；增长10%—15%的企业仅占4.9%，仅1.2%的企业实现净利润20%以上的高增长。

百货零售企业利润端承压，本质上是营收下滑与刚性成本挤压的共同结果。一方面，营收规模的收缩直接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百货零售企业面临着租金、人力、水电物业等刚性运营成本，调整空间有限。同时，为了留住客流，企业频繁开展打折促销让利活动，进一步损耗了商品毛利，最终形成了“营收下滑-毛利缩水-成本刚性-利润下降”的循环，这一问题在行业内已成为普遍现象。

客流是实体零售的生命线，也是营收与利润增长的核心前提。调查显示，2025年百货零售企业的客流下降问题持续，51.9%的受访企业客流量同比下滑，34.5%的企业实现客流量同比增长，另有13.6%的企业客流量与上年持平，超过半数企业面临客流变少了的核心困境。

从下滑幅度分布来看，客流下滑以温和下滑为主。其中，客流量下降5%以内的企业占比14.8%，下降5%—10%的企业占比19.8%，两大区间合计占比34.6%，超过三成企业出现客流的温和流失，是客流下滑的主力阵营；而下降幅度超过15%的企业合计占比7.4%，其中下降15%—20%与下降超过20%的企业均占比3.7%，虽占比不高，但反映出部分企业已面临客流的显著流失，若无法有效改变，将面临生存的威胁。

从实现增长的企业来看，客流增长以微增为主，大幅增长的企业凤毛麟角。在34.5%实现客流增长的企业中，增长5%以内的企业占比9.9%，增长5%—10%的企业占比11.1%，两大区间合计占比21%，占增长阵营的六成以上；增长10%—15%的企业占比7.4%，增长15%—20%的企业占比4.9%，仅1.2%的企业实现客流量20%以上的高增长。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副会长杨青松分析，客流的持续流失，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线上渠道的持续分流，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零售业态不断迭代，凭借信息触达和价格优势以及配送便捷性，持续抢占线下零售的市场份额，消费者“线上下单、半小时送达”的购物习惯已然形成，线下门店的到店需求持续弱化。其二，城市商业体供给过剩，部分城市人均商业面积远超国际合理水平，区域内商业竞争白热化，有限的消费客流被持续分流。其三，多数线下商场的场景吸引力不足，业态同质化严重，缺乏体验式、社交化、沉浸式的消费场景，无法满足消费者从“商品消费”向“体验消费”转型的需求，难以形成持续的客流吸引力。

对于2026年百货零售业的发展趋势，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对2026年销售额走势的判断以保守稳健为主。数据显示，预期销售额“基本持平”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40.8%，多数企业认为2026年百货零售行业将保持平稳运行，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预期销售额实现增长的受访企业合计占比42%，其中“增长5%以内”占23.5%，“增长5%—10%”占17.3%，仅1.2%的受访企业预期增长10%以上。体现企业对2026年消费市场增长的理性预期。

预期销售额下降的受访企业合计占比17.3%。其中，“下降5%以内”和“下降5%—10%”的选择占比均为7.41%，但预期大幅下降的企业占比较小，仅2.47%，说明行业对大幅下滑的担忧程度较低。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加码、线下体验场景不断丰富，百货零售企业对行业下行风险的悲观预期有所缓解。

综合来看，2026年百货零售业销售额预期整体偏稳健复苏。超过八成的企业预期实现持平或小幅增长，进入温和回升预期。

与此同时，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对未来3年百货业的整体基本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判断：行业整体已进入存量博弈的深度调整期，行业洗牌与格局重构将成为未来几年的核心主题。

4月8日，商汤科技旗下智能汽车品牌商汤绝影发布全场景多设备协同智能终端可悠（CareU），该产品定位家庭AI新成员，以“认识你、了解你、关心你”为核心，依托多模态交互、生长型家庭认知记忆与全设备协同体系，实现从被动对话到主动办事的跨越。

当前，智能汽车产业已进入座舱与智驾双轮驱动阶段，行业格局持续分化。华为鸿蒙智行等巨头以全栈方案切入，市占率不断提高。理想、小鹏、吉利等头部车企加速自研。德赛西威等Tier1占据域控主流，科大讯飞领跑车载语音；第三方软件与算法供应商普遍面临场景单一、同质化竞争加剧、用户粘性不足等压力。

商汤绝影凭借DMS、OMS等座舱视觉AI产品建立优势，座舱AI软件市占率连续多年位居前列，但仍被困于座舱单一场景，难以触达用户完整生活周期，商业价值与客户黏性存在天花板，急需突破座舱边界、构建差异化壁垒。

在此情况下，作为第三方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提供商，向外延伸场景、打通跨端协同、构建全链路服务能力，成为商汤绝影突破瓶颈的必然选择。可悠是商汤绝影将座舱AI能力由车内延伸至家庭、办公场景，开辟差异化增长路径的关键落子。

2024年11月，商汤绝影发布智能座舱大模型创新产品“A New Member For U”（你的家庭新成员），该产品依托多模态感知与大模型理解能力，可捕捉用户语音指令、面部情绪、肢体手势及座舱环境数据，通过深度推理与意图理解，让汽车拥有“有趣的灵魂”。

2025年4月，商汤绝影发布专为车载AIOS打造的AI内核“绝影千机”，依托“日日新Sense Nova V6”基模型，以及端侧类人记忆框架，和支持MCP协议的端侧原生智能体框架，“绝影千机”希望助力车企打造下一代AIOS。彼时，New Member也迎来升级，无需用户专门进行注册，它就能在交互中推测出每个人的名字、人物之间的关系。

而此次发布的可悠（CareU），正是“New Member”技术体系面向全场景的延伸与实体化落地。两款产品共用一套认知记忆、多模态交互与设备协同核心技术底座，遵循“同一灵魂、多端分身”的架构设计，将经过座舱场景验证的成熟能力平稳外溢至家庭、办公等更多生活空间，完成从舱内智能到全域智能的关键跨越。

可悠具备高精度环境与用户感知能力，支持多人人脸识别、声纹区分及空间姿态捕捉，配合端云双模推理架构实现高效低时延响应。其搭载的生长型认知记忆框架，可在持续交互中动态学习用户习惯与家庭特征。依托智能体协同中枢，可悠打通车机、手机、电脑及家用IoT设备，实现任务进度与交互记忆跨端同步。

在智能汽车迈向场景融合与生态化竞争的趋势下，可悠的发布对商汤绝影而言不止是新品推出，更是重要的边际突破。

一方面，商汤绝影试图以可悠为支点，将座舱AI的服务半径由车内扩展至用户全场景，完成从技术供应商到生活服务入口的角色升级、强化合作黏性，以巩固座舱领域优势。目前，可悠与东风、长城、奇瑞等多家车企达成合作，推动“车—家—办公”全链路服务生态落地。

另一方面，商汤绝影也希望借助可悠实现跨场景协同能力，以此构建差异化竞争壁垒，向全场景智能体服务商转型。未来，商汤绝影将推动可悠与全场景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携手出行、零售、快消等多领域合作伙伴，持续拓展产品的场景边界与能力矩阵，开辟全新的发展路径。

“近两年，山东电动重卡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全省保有量已达2万辆，仅2025年就新增1万辆、同比增长190%。但山东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443座，站点布局不足不均，且高速公路尚未有专用充电设施，不能满足电动重卡补能需求。”在4月10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高洪岩介绍。

高洪岩表示，为构建完善电动重卡补能网络，推动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相关部门企业，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起草制定了《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2027年）》（下称《实施方案》）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着力破解电动重卡补能设施总量规模偏小、运营效益不高、站点布局不足等突出问题。

《实施方案》提出，山东将利用2026至2027年两年时间，全面开展重点路段示范站建设，并明确了总的任务目标。一是高速公路建成24对服务区48座示范站，构建覆盖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串联16市、总里程2600余公里的“四纵两横”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道。二是普通国省道建成107座示范站，完成G104北平线等14条普通国省干线布局，形成覆盖16市、总里程6600余公里的“四纵三横”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道。三是两年内电动重卡渗透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若干措施》在8个方面提出了28条具体政策措施，重点就是要降低电动重卡的购置、使用成本。

山东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单卫国表示，山东省财政厅将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牵引作用，重点围绕“购车减负、充电便利、延链强链”等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为支持电动重卡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第一，聚焦“购车减负”，全力支持电动重卡推广应用。补贴政策方面，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类型等，给予最高14万元/辆标准补贴。贴息政策方面，实施车辆购置贷款贴息补助，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按照购车贷款给予1至1.5个百分点的贴息。

第二，聚焦“充电便捷”，支持建设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对不符合专项债券发行条件的项目，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5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落实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奖补政策，按照每个联合试点县最高4500万元标准，推动县域公路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高效衔接。

第三，聚焦“延链强链”，支持培优育强生产制造企业。支持研发补“源头”，对相关企业按照上年度研发投入给予最高500万元研发补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支持技改促“升级”，对重大技改项目按照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35%，给予最高2000万元贴息，引导企业优产能、提品质。

一笔发生在招股窗口期的7300万元转账，被审计师认定需独立调查，直接导致优乐赛年报延期与停牌。

3月30日午间，刚在港交所上市21天的优乐赛共享服务股份有限公司（02649.HK）宣布停牌。一天之后，公司披露，原定于3月31日发布的2025年全年业绩将延期刊发，董事会会议同步推迟。

这一连串动作，源于一笔发生在上市前夕的资金转出。

根据公告，优乐赛在2026年2月24日至27日期间，向一名未具名实体转账约7300万元。公司表示，需要额外时间向核数师提供该交易的协议及相关资料，以完成年度业绩编制。

随后，核数师安永要求公司审计委员会在外部专业机构参与下，对该交易详情及其是否符合上市规则开展独立调查。公司已成立特别委员会，并委任独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证审查，股票将继续停牌，直至另行通知。

将时间线前后对照，这笔交易的敏感性进一步凸显。优乐赛于2月27日启动招股，而上述转账正发生在2月24日至27日之间，与招股窗口期高度重叠。

按照港股市场惯例，若企业在上市前发生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要事项，应通过招股书更新或补充公告予以披露。优乐赛招股书最后可行日期为2月17日，确实未覆盖该交易，但在招股启动至上市之间，公司仍具备补充披露的时间窗口。

目前来看，这一步并未发生。

从金额上看，这笔转账亦难以被视为“非重大事项”。7300万元不仅高于公司本次IPO预计开支，也超过其近一年净利润水平。对审计机构而言，这类交易已具备“关键审计事项”的典型特征，需要充分证据支持其商业合理性与合规性。

优乐赛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苏州，主营汽车供应链中的循环包装共享服务。按2024年收入计算，公司在中国循环包装市场份额约1.5%，位列第二；在汽车共享运营细分领域，份额约8.2%。

从财务表现看，公司收入规模持续增长，但盈利能力并不突出。2022年至2024年，公司收入分别为6.48亿元、7.94亿元和8.3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120万元、6414万元和5074万元。

公司于3月9日以11港元发行价登陆港交所，募资净额约1.76亿港元。但上市首日即破发，收盘跌幅超过40%；此后股价持续走低，在停牌前已跌至3.9港元，较发行价累计下跌约64.5%。

在未引入基石投资者的情况下，优乐赛IPO更多依赖公开市场资金推动。公开发售部分录得超过5000倍认购，但这一结构也意味着股价稳定性较弱。

此次转账事件，则进一步将市场关注点从估值转向治理与信息披露。

从港交所以往监管实践看，围绕财务异常与信息披露问题，常见路径为“审计发现—独立调查—年报延期—停牌”。若相关问题在调查后得到合理解释，公司通常可以恢复交易；但若涉及披露不足或内部控制缺陷，可能进一步触发纪律处分，甚至长期停牌。

类似案例中，部分公司因未能及时刊发业绩或存在重大交易披露问题，被港交所公开谴责，个别情况甚至最终除牌。

对优乐赛而言，当前的关键变量有三：一是独立调查结果能否证明交易具备合理商业背景；二是公司能否尽快完成年报审计并恢复披露节奏；三是监管机构是否会进一步追溯其在招股阶段的信息披露责任。

从更深层看，这起事件所反映的，并非单一交易问题，而是公司在完成IPO之后，是否已经建立起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披露与内控体系。

对于一家刚刚上市的企业，这样的考验来得颇早。

4月8日，港交所官网正式披露清陶(昆山)能源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清陶能源”）的上市申请，这家全球固液混合及全固态电池出货量排名第一的企业，正式开启港股上市进程。

据清陶能源招股书显示，2023-2025年清陶能源营业收入复合年增长率达96.5%，三年累计增幅超280%，但高速增长的营收曲线背后，是持续扩大的亏损缺口、常年为负的毛利率，以及高企的负债规模，三年累计净亏损超31亿元、资产负债率突破165%，其港股上市之路充满不确定性。

营收高增与亏损扩大

招股书披露的核心财务数据，呈现出清陶能源“营收规模越扩、亏损幅度越大”的经营悖论。

2023-2025年，清陶能源营业收入分别为2.48亿元、4.05亿元、9.43亿元，2025年同比增速高达132.8%，其中动力电池业务收入三年间从633.9万元跃升至2.37亿元，复合增长率达371.5%，成为拉动营收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但营收的高速增长始终未能撬动盈利拐点，清陶能源亏损规模呈持续扩大态势。

2023-2025年，清陶能源净亏损分别为8.53亿元、9.99亿元、13.02亿元，三年累计净亏损达31.54亿元，2025年净亏损同比再扩大30%；经调整净亏损（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从2023年的2.78亿元扩大至2025年的7.66亿元，三年累计增幅达175%。

更值得关注的是，清陶能源毛利率持续为负且呈现恶化趋势，三年整体毛利率分别为-23.8%、-23.8%、-26.5%，其中动力电池业务毛利率从2023年的-38.1%大幅下滑至2025年的-111.6%，意味着该业务每实现1元营业收入，便对应产生1.116元的毛亏损。

从招股书披露信息来看，清陶能源盈利能力持续承压，核心源于产能利用率不足与高研发投入的双重挤压。2023-2025年清陶能源产能利用率分别为43%、26%、53%，即便2025年有所回升，仍有近半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固定成本分摊不足直接推高单位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2023-2025年清陶能源研发开支分别达1.42亿元、2.96亿元、3.77亿元，占当期营收比例分别为57.2%、72.9%、40.0%，显著高于锂电池行业平均水平，在营收尚未规模化起量的背景下，高额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剧了盈利压力。

客户集中度大幅攀升

在营收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清陶能源客户集中度出现大幅攀升，对单一客户及关联方的依赖度显著提升，其商业化可持续性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

招股书数据显示，2023-2025年，清陶能源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43.6%、37.9%、74.9%，其中最大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30.4%、15.1%、41.8%，2025年单一客户贡献的收入已超过清陶能源总营收的四成，客户集中程度远高于锂电池行业平均水平。

从披露信息来看，清陶能源与上汽集团的关联交易规模持续扩大，未来业绩增长对关联方的依赖度或将进一步提升。作为清陶能源重要战略投资者，上汽集团通过尚颀资本间接持有清陶能源约14.24%股权，双方合作研发的固态电池已搭载于上汽智己L6等车型。

招股书披露，2025年清陶能源来自上汽集团的收入占比达41.8%，同时清陶能源预计2026-2028年与上汽集团的关联交易上限将分别达到10亿元、50亿元、95亿元，2028年关联交易上限已相当于清陶能源2025年全年总营收的100.7%。

关联交易占比的持续走高，不仅引发市场对交易定价公允性的关注，也意味着清陶能源未来的业绩增长高度绑定上汽集团的整车产销规划。

一旦上汽集团旗下车型销量不及预期、采购政策发生调整，或是双方合作出现变动，都将对清陶能源的经营业绩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冲击。

当前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头部电池企业均加速固态电池布局，清陶能源若无法快速拓展多元化客户群体，仅依靠关联交易支撑的增长模式，难以在行业竞争中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壁垒。

流动性风险待解

此次港股IPO，清陶能源拟将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产能扩建、研发投入及补充营运资金。

据招股书披露，清陶能源当前已建成5大生产基地，合并年产能达6.8GWh，规划未来总产能将超过55GWh。但大规模的产能扩张计划，与清陶能源持续恶化的现金流状况形成鲜明反差，流动性风险已成为其上市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问题。

招股书数据显示，报告期内清陶能源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大额净流出，2025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出达5.3亿元；流动比率从2023年的4.5大幅降至2025年的1.6，短期偿债能力显著下滑。

截至2025年末，清陶能源总负债达109.7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5.43%，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为12.4亿元，较2023年减少59.9%。

在经营活动无法实现现金净流入的背景下，清陶能源主要依靠股权融资补充现金流，2026年1-2月刚完成H轮融资，累计募集资金约19亿元，但这对于高额的产能建设与研发投入需求而言，仍存在较大资金缺口。

与此同时，固态电池行业仍处于技术发展与大规模商业化早期，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清陶能源产能扩张的潜在风险。清陶能源采用的有机-无机复合固体电解质路线，与行业主流硫化物路线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核心性能指标仍需规模化装车的充分验证。

若未来技术迭代不及预期，或是量产良率、成本控制无法达标，清陶能源规划的大规模产能将面临闲置风险，进一步加剧其经营与财务压力。

作为全球固态电池赛道的头部企业，清陶能源的技术积累与商业化先发优势已获得行业关注，但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企业的核心定价逻辑，终将回归持续盈利能力与可持续经营能力。

此次冲刺港股IPO，清陶能源能否通过上市融资破解当前的资金与经营困局，仍有待后续市场验证。

互联网的繁荣重塑了消费场景，平台经济在带来便捷与效率的同时，也滋生出了一系列隐蔽而复杂的定价策略，长期走在监管的边缘，逐渐演变为侵蚀消费者信任、扭曲市场竞争秩序的顽疾。

4月10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份有效期5年的新规，直指长期以来互联网平台领域存在的各类价格乱象，为平台经济良性发展划定价格行为红线。

互联网平台价格新规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对数字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进入了更精细、更系统的阶段，也标志着对平台经济的价格监管正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平台价格“猫腻”乱象频现

互联网平台的价格乱象早已渗透进消费场景的各个角落，成为消费者维权的高频痛点。从过往监管案例和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新规重点治理的乱象主要集中在五个典型场景，每一类都曾不同程度侵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一类是“大数据杀熟”的隐蔽差别定价。据深圳新闻网报道，市民张女士热衷网络购物，除了日常用的手机外，还有一部工作用的手机。近日，她用工作手机查询商品链接时发现，同一商品在两部手机上的显示价格相差十几元。张女士说：“更让人不解的是，日常用的手机我开通了平台会员，价格反而更贵，这显然就是典型的‘杀熟’。”

第二类是虚假促销套路。不少商家促销时标注的“原价”从未实际成交过，或是打折前临时抬高价格再做折价。据媒体此前报道，江苏就有消费者发现同一家店铺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第二次购买价格比第一次高出20%，商家却以促销活动不同推脱，最终被查实是故意虚构折扣基准价。

第三类是价格相关信息不透明，不少商品页面只标注商品本身价格，却弱化甚至隐藏运费、上门安装费、退换货手续费等附加费用，或是预估价格与实际结算价差异巨大却不提前提示，消费者下单后才发现需要支付额外费用。

第四类是平台强制干预商家定价。部分平台为了打造“低价”标签，以流量限制、搜索降权、扣除保证金为要挟，强制商家参与降价促销活动，甚至要求商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挤压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

第五类是隐蔽扣费陷阱，不少平台的自动续费、免密支付服务默认勾选，扣费前不做显著提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长期扣款，部分平台还会在购票、订房等场景默认搭售保险、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消费者取消流程十分繁琐，用户要取消服务往往需要跳转多个页面，甚至找不到取消入口。

过去几年，平台价格陷阱始终是消费投诉的高发领域。消费者协会2025年投诉数据显示，互联网价格类投诉全年总量突破12万件，其中“大数据杀熟”、预售先涨后降、价保虚设等问题占比超过六成。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12315平台受理的价格类投诉中，互联网平台相关投诉占比达42.7%。

平台价格乱象已经成为“价格内卷”的罪魁祸首，也是破坏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平台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价格信任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平台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每年因消费者不信任导致的交易规模损失超过2000亿元。

规范平台价格行为迫在眉睫

本次正式实施的新规共7章29条，核心内容围绕四个方向展开，从源头上杜绝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价格消费陷阱。

在经营者权益保护层面，新规明确保护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要求平台收费标准必须公开公示，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需要提前7天公开征求商家意见，不得通过限流、降权等手段不合理限制商家定价，也不得阻止不同意规则调整的商家正常退出平台。

在明码标价规范层面，细化了不同场景的价格标示要求，不仅要求明确标示商品和服务本身的价格，运输费、配送费、附带服务费用也需要显著标示，促销活动必须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规则、期限、适用范围，折价、减价需要标注真实基准价，积分、代金券的抵扣方式也需要明确说明，竞价排名的商品必须显著标注“广告”字样。

在竞争秩序维护层面，明确禁止五类不正当价格行为，包括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得以低价诱骗消费者再高价结算。

在消费者权益保障层面，针对自动续费、免密支付、搭售服务等场景，要求经营者必须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提供便捷取消途径，自动扣款前需要提前告知消费者扣款时间、金额和取消方式，收费标准变动也需要同步通知。

据央视新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韩伟认为，新规的监管思路体现了“有力有度”的特点，一方面直接对准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价格乱象制定明确规范，另一方面没有过度干预市场正常定价机制，而是通过强化信息公开的方式解决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符合平台经济的运行规律。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也表示，新规对消费者投诉集中的隐蔽扣费、价格欺诈等问题的规范，实际上是从制度层面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也为平台减少不必要的消费纠纷提供了明确指引。

事实上，平台价格乱象的核心成因在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差的存在很容易导致市场定价策略失灵。平台作为交易的中间方，既掌握所有用户的消费数据，也掌握商家的定价信息，消费者处于完全的信息劣势地位。加上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特性，平台往往倾向于通过价格策略平衡两边用户的规模，很容易出现牺牲消费者利益补贴商家、或者收割高粘性用户补贴新用户的行为。

新规通过明确价格行为的边界，降低了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既避免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为合规经营的市场主体提供了更稳定的发展预期。

平台要主动调整适应新规

新规的实施对平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多重意义，从消费者端来看，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了更具体的保障，过往需要消费者自行甄别价格陷阱的情况将得到改善，消费纠纷的维权依据更加清晰。

从商家端来看，自主定价权得到制度保障，避免了平台利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合理压榨商家利润，中小经营者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上，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价格战。

从行业端来看，统一的价格行为规则减少了监管的模糊地带，避免了不同平台之间的恶性低价竞争，引导行业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转型，有助于整个平台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

随着新规的落地实施，监管层面大概率会陆续发布配套的操作细则，针对算法定价、动态调价等新兴场景的监管标准也会进一步明确，价格合规将成为平台治理的常态化内容，不排除后续会将平台价格行为记录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违规成本会持续提升。

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适应新规的关键在于主动调整战略，而非被动应对。平台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商业模式，确保所有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建立完善的数据使用和价格制定机制，避免因违规操作而受到处罚。

平台还需要对现有价格展示规则进行全面梳理，从商品搜索页、详情页到结算页的全链路价格信息都要做到真实准确，划线价、优惠价、补贴价等不同类型的价格标注需要明确说明依据，不得使用模糊表述误导消费者。

针对算法定价系统，平台要组织专门的合规团队开展全面审查，彻底删除基于用户消费层级、浏览习惯设置的歧视性定价规则，相关算法定价机制还要按照要求向监管部门备案。

互联网平台价格新规的实施，绝非简单的规则约束，而是对行业价值逻辑的深层重塑，其深远意义早已超越价格治理本身，成为推动平台经济从“流量优先”转向“价值优先”的关键转折点，为行业高质量发展锚定了全新坐标。

利比里亚《每日观察家报》3月12日报道：世界银行集团董事会近日批准了西非区域数字一体化计划的第二期项目，将向贝宁、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提供总计1.37亿美元的资金，旨在通过扩大数字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及支持企业跨境运营三大核心支柱，直接促进三国的就业创造。该项目将使约520万人获得新的或升级后的宽带连接，并助力540万新用户使用数字化服务。通过投资建设弹性宽带网络、加强国际连通及扩大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将为包括妇女和青年在内的9000人提供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培训，并惠及140多家数字初创企业。此外，该项目还将通过协调区域法规、支持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改革，致力于打造更可预测的投资环境，以深化区域一体化，释放私人资本，推动西非经济转型。

为进一步便利进口食品贸易发展和保障食品安全，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修订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海关总署第280号令）及配套实施公告（海关总署2026年第27号公告），有关新规将于2026年6月1日正式实施。

修订后的《注册管理规定》充分考虑与已有注册制度的衔接性，目前已注册的9.6万家食品企业的进口食品贸易不受新规发布影响，其中95%已注册企业可实现自动延续注册，对不能自动延续的企业，延续申请的期限也由届满前3~6个月放宽至3~12个月。对于新申请注册的企业，申请方式更加便捷，申请材料要求更加简化，并增设了“清单注册”快捷通道。

上述文件及解读材料均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官方网站(http://jckspj.customs.gov.cn/)获取并下载。在企业注册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我馆将协助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供咨询、培训等必要的帮助。

阿联酋中央银行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国家经济与金融体系保持强劲韧性与增长动能。

报告指出，202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6%，主要得益于非石油部门持续扩张及经济多元化战略推进，同时通胀维持在1.3%的低位，体现宏观调控成效。

银行业资产规模达5.4万亿迪拉姆，信贷增长17.9%、存款增长16.2%，显示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信用扩张能力强。保险业同样表现稳健，保费收入增长15.5%，资产规模升至1667亿迪拉姆。

路透社4月9日消息，穆巴达拉投资公司表示，其2025年管理资产规模增长17%，达到3850亿美元。

公司将增长归因于在阿联酋本土投资组合的强劲表现。其董事总经理兼集团首席执行官哈勒敦指出，这一成绩体现了长期战略的有效性，即重点投资阿联酋及全球的关键增长领域，使公司具备较强韧性，应对当前区域与全球经济挑战。

数据显示，穆巴达拉近五年和十年的年化回报率均超过10%；2025年资本投放同比增长20%至1430亿迪拉姆，退出收益增长27%至1380亿迪拉姆。

    阿通社4月4日消息，阿联酋财政部宣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已于2026年3月30日完成对阿联酋信用评级的定期审查。此次审查重新评估了当前评级的适当性，维持Aa2评级不变，展望稳定。这反映出尽管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但全球对阿联酋经济实力及其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信心依然强劲。穆迪澄清，此次定期审查并非信用评级行动，而是其基于近期发展和适用方法对阿联酋信用状况的持续评估。

阿联酋《国民报》4月5日消息，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数据显示，阿联酋202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排名升至全球第九位，较五年前的第十七位大幅提升，首次跻身全球十大出口国之列，凸显了其全球贸易中心地位日益提升。

2025年阿联酋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637万亿美元（6.014万亿迪拉姆），而2021年为949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额达4.9万亿迪拉姆，服务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迪拉姆大关，表明阿联酋经济已实现多元化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货物出口占货物贸易总额的53%，服务出口占服务贸易总额的61.4%。出口增长推动阿联酋2025年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5841亿迪拉姆，同比增长19%。总体而言，阿联酋占全球货物出口的3.3%，服务出口的2%。数字服务作为快速增长的领域，出口额达到330亿美元，占阿联酋服务出口总额的17%。

能源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地区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扰乱了供应链，可能会对贸易流动造成压力，服务业增长预计也将放缓，并在2027年复苏。

4月7日和9日，驻奥克兰总领馆经商处主任王程光领事先后参访新西兰工程机械经销商Vertu集团、汽车经销商Ateco集团，就其代理的中国品牌在当地市场销售情况及未来合作前景进行交流。

Vertu集团总经理雷蒙德介绍，三一重工等中国工程机械注重品质、技术创新和售后服务，客户忠诚度和品牌信任度不断提升。Ateco集团销售经理威尔莫特介绍，比亚迪荣获新西兰消费者组织颁发的2026年度“最受欢迎汽车品牌”，近期燃油价格飙升加速当地汽车电动化进程，比亚迪优先保障对新供应和交付电动汽车，彰显长期承诺。

王程光表示，中国品牌“含金量”“含绿量”不断提升，有效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绿色转型，中新互利合作的蛋糕必将越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