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真心话】编者按：
2026年，中国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制度建设已从框架搭建迈入实质落地阶段。
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到各交易所，政策图谱日益清晰。
企业端，ESG也从一道附加题，变成关乎市场准入与长期竞争力的必答题。
然而，在ESG报告披露数量激增之下，形式化、数据失真与认知错位等问题依旧突出。ESG如何从报告美学走向真正的价值创造？
我们持续追踪这一进程，邀请改革亲历者、深度观察者与实践者，共同探讨那些在会议室、在项目一线、在数据流背后，关乎ESG生命力的真问题。
本文为【ESG真心话】系列报道第十九篇。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元丰曾主导发布国内首份《中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ESG披露报告》。他试图将ESG从企业层面延伸至投资动辄上万亿元、生命周期长达百年的重大工程，这在业内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上述国内首份《中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ESG披露报告》，正是他提出ESG+T（Technology，科技）理念的现实起点之一，面对复杂的系统，没有科技赋能，披露就只是手工时代的数据搬运。
王元丰的本行是土木工程。他曾在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任教多年，后来转向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这种跨界的工程思维，让他总是自然而然地想为宏大理念寻找一个具体、可量化、可操作的底座。
也正是这个原因，当记者尝试和他探讨中国ESG发展的真问题时，他没有先从理念和愿景谈起，而是直言：“当前ESG最大的短板，是企业负责人的认知错位。”
面对A股ESG评级与股价关联弱、标准博弈加剧的现状，王元丰提醒，想让市场为ESG买单，就必须让其真切看到“投ESG是活得久，而不是涨得快”的长期价值。
ESG发展的最大短板
经济观察报：你将ESG定义为“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并提出ESG+T（Technology，科技）理念。当前中国ESG从“政策推动”进入“质量攻坚”阶段，你认为发展的初心与本质是什么？与国际相比，我们当前最突出的真问题、真短板是什么？
王元丰：中国发展ESG的初心和本质，与当初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起倡议时的初衷是一致的，就是让资本更具人性面孔，让人类与地球签订一份新的契约。中国看到了过去两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导致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以及企业在社会、治理上的短板。
中国的独到之处在于政府政策的顶层推动力很强，ESG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一项重要工作，格局高、力度大。目前，从三大交易所、财政部等九部委到国资委等都在发力，路线图也很清晰：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效率非常高。此外，我们还强调与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等国际标准接轨的同时，体现乡村振兴、科技伦理等中国特色。
当前目前最大的短板集中在认知与实操等层面：其一，不少企业管理者对ESG战略价值理解不到位，仅将其窄化为信息披露、品牌包装或绿色融资工具，甚至视作经营额外负担，未能正视其作为高质量发展必修课的定位；其二，行业呈现“重数量、轻质量”特征，ESG报告供给大增，但数据质量、内容深度普遍不足；其三，ESG落地绝非简单合规披露，更依赖企业管理理念与运营体系的全方位转型，若无底层机制变革，很容易陷入形式化困境。
经济观察报：当前仍存在标准不统一、披露形式化、数据失真等问题。你如何评价当前ESG政策顶层设计的成效与不足？如何推动企业从“合规披露”向价值创造、风险管控的本质转变？
王元丰：首先，关于企业ESG报告的量化要求，需要进一步强化，尤其是供应链碳排放相关数据，这可以制定出时间表来逐步推进；第二，执行过程中需要加强尽职调查和第三方见证等措施，评级市场也需进一步规范；此外，ESG政策与绿色金融、投资市场的关联性，也需要做出制度安排。政策框架已经搭好，但“最后一公里”如何落地、可执行性方面，未来还需要更多配套。
要让ESG真正变成价值创造，需要从几方面着手：第一，要真正认识到ESG不仅是向外披露，更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第二，在节能降碳、管理、科技创新上下功夫；第三，在社会责任方面，要推动供应链绿色化，处理好员工、客户等关系，让关系更加人性化和透明化；第四，在治理结构、专业人员配备和部门融合上加强。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科技赋能，也就是我一直提的ESG+T（Technology，科技）、ESG+AI（人工智能）。
范围三不必求全责备
经济观察报：碳排放核算，尤其是范围三，被看作企业ESG“环境维度”的核心弱项。范围一、二、三核算的落地难点是什么？如何建立科学、可操作、低成本的核算体系？（注：范围一指企业直接排放；范围二指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范围三指供应链上下游的全部其他间接排放。）
王元丰：企业必须尽快开展碳排放核算。从“十五五”开始，国家将从能源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企业的碳排放总量和单位营业额碳排放都会受到政府要求约束。
关于核算难点，我认为范围一、范围二在技术上没有太大困难，只要弄清自身直接的能源消耗和外购的电热就行。范围三则需核算供应链上下游数据，确实存在一定挑战。因此，建议先把范围一、范围二的体系建起来，范围三的核算可以逐步开展。大企业可以在自身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上，帮助中小企业建设核算体系，从而完善自身的范围三数据；中小企业则可借助数字化平台和外部力量支持。其中，企业利用好数字化平台非常重要。
ESG与碳管理的深度融合是“十五五”期间就需要大力推进的。企业第一步要摸清底数，进行碳盘查，先搞定范围一、范围二；第二步是提升范围三的管理；第三步，做好碳排放管理，充分利用各种手段节能降碳。未来，碳排放数据将成为像财务数据一样的企业核心数据，必须现在就做。
经济观察报：你主导发布国内首份《中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ESG披露报告》，开创“项目ESG”新领域。相比企业ESG，重大工程ESG有何特殊性？如何通过它规避社会风险，为“一带一路”提供中国方案？
王元丰：提出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推进ESG，除了其作为世界观的指引，更关键的是，它可以作为方法论，为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套可量化、可比较、可考核的目标抓手。这是中国的一种创新。
与企业ESG相比，重大工程有五个不同特性：第一，空间尺度的具象性和影响的可感知性，影响集中于具体地点，更容易被感知；第二，投资的巨大性和生命周期的长期性，比如雅下水电站，投资上万亿元，运行上百年；第三，资源消耗的密集性和生态影响的难以恢复性；第四，利益相关方的多元性和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涉及政府、业主、施工、移民、环保组织等，风险突出；第五，治理的临时性和协调的跨组织性，项目公司具有临时性，但需协调跨多个外部组织。
其核心议题，在环境（E）方面要量化各方面影响，社会（S）方面要关注对人的影响，这存在成熟方法论，不能只做一般性描述。治理（G）上要借助科技方法，最终指标要明确、可计量、可比较、可考核。
做好的话，完全可以规避很多风险，比如我们目前关注不够的气候风险。通过对外发布报告进行沟通，本身也是ESG的重要环节，会带来新的工程管理实践。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建设市场，我们把在国内创造的“项目ESG”模式复制到海外，将为推动绿色“一带一路”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和中国模式。
投ESG是“活得久”，不是“涨得快”
经济观察报：A股市场存在ESG评级与股价相关性弱、“漂绿”等问题。ESG投资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社保基金等“国家队”入局有何引领作用？
王元丰：ESG投资本质并非“做慈善”，而是甄别企业长期价值的专业工具。传统财务分析聚焦过往经营业绩，ESG则着眼未来潜在风险：气候政策变革是否会冲击存量资产、供应链劳工隐患是否会引发舆情爆雷、公司治理失序是否导致管理层异动，这些才是决定长期投资回报的核心变量。直白来说，ESG投资看重的是企业“活得久”，而非短期股价“涨得快”。但当前A股市场仍普遍陷入短视化惯性，多数资金依旧紧盯季度财报业绩。
想要推动ESG真正融入资产定价体系，一方面要强制企业披露核心ESG指标、建立国家级统一评级基准，把气候风险、供应链风险量化纳入投资估值模型；另一方面需改革长期资金考核机制，破除年度排名带来的短期行为倒逼。社保基金、汇金等资本市场“国家队”入场，具备极强政策信号与市场示范作用，既能倒逼企业提升ESG披露成色，也能引导社会资本配置长期绿色资产。但前提是要让市场实实在在看到，布局ESG能获得稳健长期收益，以长线资金带动短线资金形成正向循环，而非把ESG投资沦为硬性任务。
经济观察报：AI、大数据正在重构ESG（ESG+T（Technology，科技）），技术的颠覆性影响体现在哪？如何防范数据安全、算法偏见等新风险？
王元丰：技术的影响分两类：对ESG工作的颠覆和对ESG场景的颠覆。在工作上，首先是将ESG从“经验叙事”推向“量化智能”，AI与物联网让数据可实时采集、自动上链，告别手工填报的失真与滞后；其次，重塑核算与监管全链条，区块链可保数据不可篡改，卫星遥感能核查生态修复，监管端可动态预警“漂绿”行为；再次，轻量化SaaS（软件即服务）工具能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成本。另外，一定要看到AI等新质生产力，带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使过去ESG工作难题得到化解。比如，新能源汽车到来对交通行业的节能降碳的颠覆性影响。
解决痛点要靠“硬技术+软机制”：用区块链解决信任、标准化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打通企业系统降低填报成本。但核心仍是“业务场景驱动”，技术要嵌入采购、生产、物流环节，而非外挂一个数据看板。
防范新风险，关键是“算法可解释、数据有边界”。算法偏见需多元化数据源与人工复核相结合；数据安全要分级管理，核心工艺碳数据涉及商业机密，披露边界需政策明确。这个问题需要立刻行动、多方参与、国际合作。
经济观察报：面对国际标准接轨、碳边境税等挑战，中国ESG如何平衡国际化与本土化，提升话语权？
王元丰：平衡之道在于“底线趋同、特色保留”。在气候信息披露、碳核算等基础规则上对接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国际标准，避免企业重复编制报告；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议题上体现中国发展阶段特色，不完全照搬西方模板。关键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用中国实践丰富全球ESG内涵。
当前全球标准仍由欧美主导，中国需主动塑造。路径有三：一是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基建、新能源等优势领域，输出项目ESG的中国实践案例，推动转化为国际标准；二是加强与国际机构的人员互派与联合研究，在标准征求意见阶段提交中国方案；三是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在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碳信用互认等领域先行先试。
应对国际壁垒需内外兼修。对外，帮助企业低成本满足欧盟披露要求，用绿色技术、低碳产品突破碳边境税；对内，加速全国碳市场扩容、完善碳核算体系，让企业平时练好内功，不因外部冲击措手不及。核心是化被动合规为主动竞争力。
ESG赋能好房子要靠科技
经济观察报：建筑业、交通业的ESG实践又有何独特价值？ESG如何赋能“好房子”、绿色基建和智慧城市建设？如何从“头部企业可选项”变为“全行业必选项”？
王元丰：建筑业全领域的碳排放占全国近一半、全球的37%，交通运输业也占全国碳排放的11%左右，这两个行业的资源消耗量非常大。它们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如果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对其他行业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交通和建筑直接影响人们的居住和出行，有重大的社会塑造作用，这一点我们原来的认识还不够。而且，建筑和交通业还存在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较低等治理短板，社会治理问题需格外关注。
ESG赋能“好房子”、绿色基建，就是要把ESG的理念和可量化、可比较、可考核的方法论落实下去，让绿色实践有具体的量化指标。无论是在建设运营中实现安全、质量等社会影响的改善，还是借鉴ESG让信息更透明、更智能地全生命周期公开，都非常重要。最核心的是，无论好房子还是绿基建，都要看科技赋能。只有代表未来的房子才是好房子，只有代表未来的设施才是好设施。必须通过ESG+T（Technology，科技），用科技和新质生产力来赋能。
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一定需要政府的要求。在绿色低碳等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光靠市场力量不够，必须有政府的强制要求和配套的制度安排，比如财政、金融、信息公开等手段。
经济观察报：治理（G）常被忽视，但它决定环境（E）和社会（S）的落地效果。当前企业存在董事会ESG职能缺失、激励不足等问题。如何构建能落地的ESG治理体系？
王元丰：说得直白点，E和S做得好不好，全看G给不给力。企业的董事会不管，ESG就是公关部写报告；激励机制不改，业务部门谁愿意多花钱减排？治理是“1”，E和S后面的“0”才有意义。
我有几条建议：第一，董事会要真管。设专职董事或委员会，ESG事项要在董事会讨论和决策，而不是事后通报备案。第二，战略要穿透。ESG指标要分解到各个部门，采购管供应链碳排、人力管员工发展，要有一个主要领导挂帅的统筹部门，把ESG同各项业务融合起来。这方面中国建筑集团做得很实在，集团主要领导一年参加的ESG工作会议有10次左右，有这样的力度不可能做不好。第三，激励要绑定。高管薪酬里加ESG权重，短期看合规，中期看风险，长期看价值创造。第四，数字化监督。用系统抓数据，关键指标实时看，董事会月度Review（复盘检视），别等年报才汇总。
没有治理的ESG是空中楼阁。只有将ESG嵌入战略、考核与风控，找到“合规—降本—增收”的交集点，才能真正实现动态平衡。
经济观察报：未来3至5年，中国ESG的最大变量是什么？最想说的“真心话”是什么？
王元丰：未来3至5年最大的变量：政策上，从建框架转向抓质量，监管会更严；技术上，AI与碳核算深度融合，数字ESG将成为基础设施；市场上，长期资金占比提升，ESG投资从主题炒作转向基本面驱动；国际格局上，中美欧标准博弈加剧，企业面临合规出海与标准输出的双重压力。
专业上的建议：企业别再把ESG当公关文案，要嵌入战略、绑定激励、用科技降本增效；投资人要摒弃“漂绿”滤镜，深耕数据质量与长期价值；监管层要加快统一标准、严惩虚假披露；从业者需提升复合能力，既懂产业又懂技术还要懂国际规则。
最关键的“真心话”：ESG不是新瓶装旧酒的品牌装饰，而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企业与社会的一份新契约。中国ESG要真正创造价值，必须回归初心，正视真问题、解决真矛盾、实现真突破，让ESG从合规成本变为竞争力源泉，从报告美学变为发展质量。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从ESG跟跑者成为并跑者乃至领跑者，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真正的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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