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失踪的女性”

（原标题：并未“失踪的女性”）

　　并未“失踪的女性”

　　赵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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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12

　　赵宇恒

　　阿马蒂亚·森发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有明显不同。譬如，西欧国家的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51%，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占比却在48%左右。假如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话，那么就应该多出超过1亿女性，这当中有3000多万来自中国。现在这些女性居然在统计上不存在了。

　　传统的历史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侧重政治史、朝代史，数千年的文明在主流史书的聚光灯下只剩下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剥离了太多的内容；二是过于定性，很多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史料整理和论述上，缺乏对历史事实背后因果关系的严谨推论。丰富的史料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远远不止这些，量化历史研究，就是试图利用史料中的数据资料，用相对严谨的数学统计方法，来排他性地论证史学或者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假说。本文想要介绍的，便是女性地位这样一个在传统史学研究中相对着墨较少的分支，从量化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社会发展与女性地位的变迁。

　　女性地位的普遍提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上，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事物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内”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性别分工的特点。那么，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的文化和信念是如何产生的？

　　一个我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农业的发展使得男性在生产活动中取得了绝对优势，相对于采摘，农耕活动对于力量的要求大大增加，因此男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耕作中，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历史上的农作方式分为迁移种植和使用犁的耕作农业，前者使用手持工具，而后者需要足够的力量来操作犁和牲畜，这种情况下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耕作农业的社会里女性更多地负责家务劳作。这种男耕女织的观点持续至今，影响了女性对劳动力市场和政治活动等一系列家庭外活动的参与。

　　在性别分工的起源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启发，那么这一观点能否得到量化历史的检验呢？哈佛大学Alesina教授等人的研究利用了1267个族群的历史数据与现代国家和个人层面数据，发现在哪些历史上使用犁进行耕作的国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参与比例、女性企业所有者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比例都明显更低。即使是处在相同的制度、政策和市场下的移民后代，不同族群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如果祖先来自使用犁进行耕作的地区，这些女性移民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会更低。这说明历史上生产方式导致的男女分工会通过文化和信念的传递而影响到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

　　男女性别角色差异在婚姻市场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彩礼的存在。现代观点认为，彩礼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商品化，降低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谈判能力，为新郎家庭未来对女性的虐待提供了借口。尽管有学者认为，彩礼的存在可能会使父母为女孩打上商品属性，进而拒绝进行更好地人力资本投资。

　　但量化历史的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对教育的促进作用可能对有彩礼习俗的族群有更好地效果。哈佛大学Nava教授等人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2000年前后赞比亚大规模学校建设的影响，发现彩礼习俗会鼓励父母投资女儿的教育，实行彩礼习俗的族群女孩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加明显。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这很可能是因为，父母教育投资回报面临着不完全契约问题，如果没有彩礼，女孩出嫁后与母家的联系基本隔断，父母在女孩身上的投资基本收不到回报；而彩礼可以作为对女儿教育资本的补偿，通过收取彩礼，父母可以收回前期在女孩身上的投资。另一方面，彩礼的多少可以作为父母对女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信息机制，这与经济学中的价格机制是一样的。印度尼西亚和赞比亚的数据支持了这一假说，量化研究发现，在有彩礼习俗的族群中，新娘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到的彩礼金额越大，完成大学教育会使彩礼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1%。

　　作为结果，在有彩礼风俗的族群，父母对女孩相比其它族群会更加偏好，女性入学率也会显著提高。因此，尽管彩礼习俗是存在很多缺点，但它可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和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我们在呼吁废除彩礼的习俗的同时，要采用有效措施提高女性教育水平。该项研究的结果还启示我们，社会文化对政策起到作用有重要影响，在制定发展的激励政策时，要考虑受众文化与习俗，不可以拍脑袋决策，生搬硬套。

　　除了彩礼，传统社会女性在婚姻中面临的更为沉重的话题是被当作避险资产。现代社会，人们通常利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但自人类历史诞生以来，风险就一直存在着。因此，在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之前，传统农业社会需要寻找其它可能的办法规避生存风险，而妻女则是当中的人格化工具之一。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团队利用清代中国刑科题本案件中，有关买卖妻妾价格、寡妇再嫁财礼、正常婚嫁财礼的信息来检验妻妾价格与生存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粮价对清代妻妾价格有显著影响，粮食价格反映的是家庭的生存风险，粮价越高，粮食供给越稀缺，糊口压力也就越大，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被迫卖妻嫁女，而供给的增加导致妻妾价格降低，这一情况在旱灾年份里更甚。尽管把女性作为“避险资产”是在缺乏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的被迫选择，但这种将女性物化的方法严重摧残了女性身心，否决了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市场对现代社会尤为重要，它将女性从传统经济工具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提高女性地位、保障女性权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述研究告诉我们，量化历史既有可能对现有的学术观点进行佐证和补充，如通过将历史数据与现代国家和个人层面数据匹配起来，研究者们验证了农耕引起的社会分工会形成特定的社会文化，影响现代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量化历史也有可能驳斥一些被大众普遍认同的主张，如历史上形成的彩礼制度，可能恰恰在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女性社会家庭地位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相比男女分工的历史成因，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女性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和社会地位。一个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是，如果劳动力市场面临外生冲击，例如战争，女性就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致使许多青年学业中断，一般人可以想到的是，征兵法案影响了男性接受教育和工作，这可能忽略了战争对女性的教育、工作和家庭地位也会产生不利影响。Jaworski以美国为例，研究了二战期间战争动员对女性的影响。男性应征入伍的直接后果是，很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劳动力供不应求，这些新出现的就业机会不仅有优厚的报酬，而且往往对学历没有太高要求。

　　更好地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水使得很多女性辍学，而这些受到影响的女性，往往更早结婚，并且生育更多的后代。这些女性在获得工作经验和高收入的同时，放弃了自身的学业。在战争结束后，随着军队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复员，女性被迫离开劳动密集型的岗位。但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这些女性在文书、销售等传统女性占优势的行业中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战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糟糕。

　　我们熟知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部分是通过早期教育获得的，因而早期教育缺失的影响会伴随人的一生。但针对美国这段历史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战争动员对女性教育的影响并不会持续太久。很多女性在认识到教育缺失的影响后，会选择重返校园，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一冲击带来的就业差距逐渐消失。因此，战争时期的征兵法案不仅对男性有着直接的冲击，也会对女性的教育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这一影响可以通过成人教育等再教育途径得到缓解。

　　如果说征兵法案是通过征收男劳力对女性就业产生间接影响，那么在美国，一个直接的、有着更深远影响的冲击就是避孕药的许可。由于宗教等原因，直到今天美国的很多州都对女性的生育选择有着严格的限制。早在1960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就批准了异炔诺酮（口服避孕药）的使用，但这种药品受到严格的限制，最初只被允许出售给已婚妇女。直到1971年第26条修正案的颁布降低了法定成年年龄，与此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一些州已经开始允许给未成年女性提供相关避孕服务。避孕药的普及对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是直接的，一方面，避孕药让年轻人不用受到禁欲的困扰，推迟结婚、追求事业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避孕药使更多的女性推迟结婚，进入晚婚市场。

　　但显然，有关妇女避孕、堕胎的议题仍然面临的很大争议，对支持者来说，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包括性和生育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反对者却认为，胎儿是有生命的，是生命的初级形式，不可以随意抹杀，堕胎侵犯了胎儿的人权。

　　那么，仅仅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看，避孕药的普及对她们带来了哪些影响呢？Goldin和Katz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研究。简单来说，女性追求事业、推迟结婚需要忍受禁欲的痛苦，但同时能够获得更多收入，两者的比较决定了女性的职业选择。

　　在避孕药普及的过程中，禁欲的痛苦大大降低，及时没有结婚，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带来的风险，所以会有更多的女性选择努力工作并且晚婚。同时，结婚时间的退后，意味着方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彼此，找到更合适的另一半，提高了婚姻质量，降低离婚率。当然，由于女性有更多的时间追求事业，不同能力的女性在婚前获得的成就也有了更明显的区别，因此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也有了区别。业务能力强的女性工作成功，更能够吸引男性，而业务能力差的女性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降低了自身的吸引力。数据证明了这一观点：从时间线上看，避孕药的普及伴随着女性更多的接受专业培训、更晚的初次婚姻和更晚的初次生育。与此同时，有更多女性申请并且获得了医学、法学等职业要求更高的专业。对于20世纪40到50年代期间出生的人群，女大学生早于23岁结婚的概率总体下降了8.7%。避孕药普及不仅短期内增加了晚婚的比率，也在长期内增加了女性在专业领域就职的比率，对妇女职业发展和家庭地位产生了影响。

　　前面提到的征兵法案和避孕药普及都是对美国女性社会地位产生重大影响的外生冲击，对于中国，量化历史研究同样能给我们重要启发。与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女性相关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失踪的女性”。人类的性别比例大体遵循这样一种有趣的规律：出生阶段男女比例要略微高于1（约为1.06），到成年阶段男女比例大体上为1，而到老年阶段该比例将变得小于1。阿马蒂亚·森发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有明显不同。譬如，西欧国家的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51%，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占比却在48%左右。假如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话，那么就应该多出超过1亿女性，这当中有3000多万来自中国。现在这些女性居然在统计上不存在了。“失踪的女性”都去哪儿了？传统观点认为，人口的性别选择是低收入条件下人们偏好男性劳动力的结果，随着整体收入提高，这一倾向将会减弱。但是，人们发现在亚洲高收入地区如韩国台湾，性别不平衡的现象同样突出。

　　传统观点对现实并没有很好的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量化历史研究的作用就尤其突出。耶鲁大学教授NancyQian于2008年发表的文章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文章考察了1979年大陆市场化改革和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计划经济倾向于生产粮食作物，农业补贴工业，茶叶和水果等经济作物的价格被人为压制。随着市场化的改革，经济作物的价格开始上升，对家庭内部的男女相对收入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茶树高度较低，采摘茶叶对工作的细致度要求高，更适合女性，而男性则在树木高大的水果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农业部1993年数据证实了这一点，男性劳动者比例越高的地方，茶树种植越少，果树种植越多。显而易见，如果一个地区以种植茶叶为主，那么市场化改革将导致女性收入明显提高，而如果一个地区以种植水果为主，则市场化改革主要提高了男性的收入水平。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茶叶价格的变化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女性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水果价格则代表了男性相对收入。

　　量化研究的结果显示，家庭平均每多种植一亩茶树，地区男性的比例会下降1.2%；每多种植一亩果树，男性比例会上升0.5%。从受教育程度看，种植茶叶会使得女孩和男孩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上升0.25和0.15年，而种植果树在对男孩无显著影响的同时，会使该地区女孩受教育水平下降0.23年。总而言之，种植茶树有助于降低男女性别比，缩小男孩和女孩教育程度间的差距，而种植果树会扩大这一差距。这反映出男女相对收入的差距对于性别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为什么男女收入差距会影响性别选择呢？

　　研究者认为，女性收入的相对提高，加强了母亲在家庭中的谈判能力，由于母性使然，母亲更愿意尽可能照顾每一个孩子，并在他们身上进行充分的教育投资。这项研究启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多年间，农村女性生存条件和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恶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同一时期男女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在这个过程中男性与女性享受到的改革红利有差异。作为政府，如果想要改善女性面临的性别选择问题，降低过高的女性死亡率，提高整体对儿童的教育投入，应该致力于提高女性的收入。

　　上述研究通过量化的方法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数千年来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其遭遇的外生冲击。必须承认的是，量化方法本身并不能确定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事物因果的判断，还是应该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逻辑推导。但是，量化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我们检验历史假设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将历史研究从史料整理和定性研究发展为背后更为重要的因果判断和规律总结。量化历史视角下女性地位的变迁也是如此，它检验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可能起源，考察了性别不平等在婚姻市场上的具体表现，分析了现代社会男女性别收入差异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影响。这些研究不仅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了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可能因素，而且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改善女性地位、消弭性别不平等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作者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