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谍战双城记

（原标题：《惊蛰》，谍战双城记）

项静

海飞把故事的空间设置在1940年代的重庆和上海两座孤城中，省略了其他腹地中国和更为复杂丛生的故事，是以截取方式浓缩了最为复杂混沌的空间和历史经验。如果历史经验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的话，你以轻去处理的部分必然加重另外的端点，这里的空气、建筑、人生、服饰、早餐都是被加了砝码的。它们是黏滞的，充满了隐喻和联想空间，这里没有直接和简略的生活和人生。

小说的开头，原本在上海过着快意人生的“包打听”陈山在一个凉薄的清晨，从昏迷中醒来，命运瞬间被改写，因长相酷似已逝的军统特工肖正国，为了人质妹妹，被动卷入了间谍战；日本军官荒木惟，用白而干净的指头在弹钢琴，在琴声中思念故乡，想起了那个充满了森林、腐草与木头气息的家乡奈良，以及狭长的号称“日出之国”的祖国。前一个镜头是自由自在的陈山和小伙伴们宋大皮鞋、菜刀、刘芬芳，他们赌博吃酒，插科打诨，在弄堂里勾肩搭背地走路，或者动不动就吼一声，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他们和警察、巡捕、特务还有流氓地头蛇打得火热，如胶似漆，偶尔还为有钱人讨债捉奸。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一颗子弹射入陈山的后脖颈，他再也回不到往昔岁月。

海飞的小说都有一种唯美忧伤的叙事风格，这种忧伤可能来自于时间和经验的断裂，“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张爱玲语）。一些人坚定地重申“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的信仰；一些人分裂为不同阵营和类别的人，他们内心和外形同时运行；一些人本能地牵紧维系爱情和亲情的绳索，在外来力量的笼罩下越拉越紧；大部分人在一个大的舞台上扮演的是离别和萍水相逢，血刃相见，失去了坚实的原生背景。所以这种唯美和忧伤对应的是漂浮，一种家国山河的弥漫性抽象力量与个人相遇的时刻。

在这种小说背景和情感逻辑中，一个眼神、动作、一句话都可能改变一个不同阵营的人，而这也是小说中许多重要情节的推动力量。浪漫爱情与兄弟之情，会带上一种超越和弥合阶级、政治差异的力量。消解的不仅仅是国族内部的矛盾，还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日本人千田英子带着陈山去看他父亲，在路上她想起自己的酿酒师父亲，陈山说你不好好学酿酒，你来我们国家凑什么热闹。国家之间的矛盾、战争的本质，就在这种轻言细语中惊鸿一瞥，散落不见，小说从叙事语调到故事设置，都没有给予这种基本观念落脚之地。另一个例子是，荒木惟对陈夏一直隐瞒着人质的真相，他甚至去日本找医生帮她治疗，“我想这个美丽的世界对得起她”。在民族矛盾之外，还有音乐和美，外延越来越大，直到消弭掉或者存而不议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张离对陈山说：“你的妹妹不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是她面前一片迷雾，看不到方向。”

海飞在这种风格中所着眼的不是具体的矛盾和历史，也不是紧张的，而是对空间和时间中人的抽象理解和人性拆分的游戏，故事戏剧的设置让这个游戏几乎限定了方向和路径，这又让小说带上一种虚浮的不成比例的繁华富丽。

阿甘本在《幼年与历史》一书中说，在快乐的时代回忆历史就如同回忆原始家园的人，将会用这个记忆来衡量一切事物，将从每个瞬间索取这个希望：他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预言家，谍战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特殊选择，可能是已经封存的历史的隐喻，它不会按照现实的逻辑自行展开故事，它所做的是摆脱掉时间的束缚。它要求作家在既定的时空和已知的结局里向深里去挖掘人性的深度，去创造新的美学，新的刻奇美学人物—天赋异禀的陈山和陈夏。海飞几乎葆有了对快乐家园的最大善意，对陈山的发小朋友们，特工总部、叛徒和革命者、“孤岛”里挣扎的日本官方，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分析和理解。我们能够感受到主创者对故事发生地—重庆和上海的爱和怜悯，它带着我们回到一个无法重现的美学意义上的过去，真实过去的爱与幻觉。海飞说《麻雀》里的上海：“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那时候的冰箱，那时候的电梯，和现在都不一样，都有一种手艺的魅力。特别是呢子大衣，手工缝的，残留着裁缝师傅足够的手的余温。那样的呢子料，是活着的。”《惊蛰》里，张离死后，陈山在孤独寂寞的猛将堂里，无限向往那段重庆岁月。《麻雀》和《惊蛰》都在努力维持的客观呈现中隐藏着忧郁和对具体之物至诚的爱，时时悬挂的死亡之剑和时代的迷雾，会制造幻觉之爱，一切都变得忧郁迷离，在这个借来的空间时间里制造自己的美学和自我安慰。

我们都清楚谍战故事都是过去的故事，从二元对立、壁垒分明，到时间线索上的闯关故事，到新加入的人物形象和戏剧元素。唯一无法剧烈变化的就是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亲情、友情、生死和爱情，人们的挣扎和不甘，内心的恐慌和无望，就像深井一样，望不到底。

唯一能拯救这种迷雾的是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主人公的成长，他们终会在时间深处苏醒。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中的三个孩子，陈河，北平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在读书和受教育中自觉地加入共产党；妹妹陈夏在懵懂中作为人质被日本人看重和培养；陈山阴差阳错陷入日本人的阵营，执行任务去打入军统，后被策反为共产党。 一路艰险到达重庆，一个普通青年亲眼看到了何谓家国，在命运的波动中，从一个模糊的人变得坚定、自觉，撑起了一片时空。《惊蛰》的故事从1941年冬天开始，混沌迷离，到下一个惊蛰，一切都清晰了。陈山在新时空里遇到了旧相知余小晚，不过这可能是下一个故事了。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