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持续深入 中国经济应转向消费驱动

来源:中国证券报 2018-05-17 02: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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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全球化持续深入 中国经济应转向消费驱动)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挑战与机遇并存。近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九位专家,就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潜力、中美两国金融科技差异化发展路径等热点话题,在北京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多位资深专家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各经济体唯有合作才能共赢,而多边机制应随着新科技发展而不断更新,以发挥更大作用。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下称“PIIE”)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不赞同金融危机会周期性爆发的观点,但他认为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确会使一些新兴经济体遭受冲击。PIIE高级研究员查德·伯恩(Chad Bown)则指出,国际贸易重要的是能达成总体平衡,中美两个经济体能从与彼此贸易中获得极大利好。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玛丽·罗夫利(Mary Lovely)表示,全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多边组织需要推出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条款。

在PIIE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看来,扩大消费对中国十分重要,加强技能教育是中国走向消费型经济的关键。PIIE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昂(Nicolas Veron)认为,信用风险在中国没有得到准确的定价,需要建立更透明的市场,未来中国的金融系统必须更加成熟。PIIE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强调,深化国企改革对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外,PIIE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农(Joseph Gagnon)指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赤字,而中国应适当降低储蓄率。

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周期性爆发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有人担忧金融危机可能会周期性爆发,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亚当·珀森:我不认为金融危机会周期性爆发。一个国家能否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本国经济的健康状况或抗压能力才是决定因素。虽然每一次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一些新兴经济体就会受到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市场会爆发全面危机。

尼古拉斯·维昂:未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重心会有所不同。英国会受到退欧的影响,但欧洲总体发展健康。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让金融体系在面对下一次经济危机时有足够“回弹力”是他们需要优先考虑的。中国的决策者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供给侧改革都有很好的把握,但在(资金)价格等方面仍有提高空间,在公司治理等方面也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中国证券报:贸易不平衡是否必然存在?新兴市场应当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如何看待WTO等多边组织在当下全球经济和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查德·伯恩:双边贸易不平衡是很正常的,世界贸易真正重要的是要达到总体上的平衡。促进贸易发展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是保护产权、良好治理等。此外,要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鼓励竞争,降低贸易壁垒,以及建立更富弹性的就业市场。过去20年,国际组织的角色是助力解决争端。世贸组织在解决国家间小的贸易争端方面很有效,但现在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国家开始不再依靠世贸组织了。

玛丽·罗夫利:现在全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与之相关的电脑、手机等产品贸易量也迅速攀升,随之而来的就是跨境数据传输、数据存储隐私权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多边机制来解决,但需要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条款。比如,判定网上购物个人信息的归属权,我们需结合隐私权、信息保护的权利等不同的体系。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对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方面的贡献?对于发挥“一带一路”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有何建议?

尼古拉斯·维昂:“一带一路”倡议很有建设性,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针对西欧与中国之间那些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入的地区。未来更好发挥其作用仍需关注两方面:一是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是通过借款达成的,对于某些借贷过度的国家,中国相关机构应当注意其信用和偿还能力。二是“一带一路”旨在改善世界、改善各国关注的共同问题,那么对作为承包商的非中国企业,也应当像对待中国企业一样公平开放。

玛丽·罗夫利: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有些地区更靠近国际市场。偏远地区的收入增长与沿海区域存在差距,说明了连接农村地区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大力修建机场、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联通中亚、非洲与全球市场是帮助“一带一路”地区摆脱贫困、增长收入的重要方面。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比较新,很多项目是面向未来的。未来需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基础设施项目、负债、社会状况改善等。此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发展需要许多国际合作。以中亚农贸市场为例,一方面要确保这些中亚国家生产出中国消费者接受的高质量产品,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他们及时把握市场规律。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也要确保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保持开放。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很多帮助。这些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可以关注的。

美国经济能保持较好增长

中国证券报:数据显示,美国2018年一季度GDP增长为2.3%,而2017年第二、三季度GDP增长率一度超过3%。美国未来能否保持3%左右的GDP增长率?

尼古拉斯·拉迪:美国可以很好地维持2%或2.5%的增长率,短期内可能达到3%,但3%的增长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除非它在生产率方面有重大突破。

查德·伯恩: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情况良好,有些方面还可以改善。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很低,但生产率增长速度、劳动力参与率等都没有达到预期。

约瑟夫·加农:相较于里根时期,目前的美国经济更好一些。当下美国失业率为3.9%,而里根时期的失业率则接近10%。未来形势也可能很快发生变化,也许会导致贸易逆差加速扩大,美元加速升值等。但目前来看,美国经济还没有出现问题,是否会向这样的趋势发展仍需要观察。

中国证券报:美国经济增长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约瑟夫·加农: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与贸易赤字相比,财政赤字的问题更大。美国一直从中国和其他国家借贷,这样的情况可以持续一时,但长期来看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最近美国政府通过了针对额外消费的减税法案,我认为这反而会增加借贷。贷款增加会拉升(市场)利率,从而增加美国债券的吸引力,使逆差进一步扩大。为了避免形成这样的循环,当前美国应扭转财政政策,应当加税而非减税。

目前美元走势略强,但涨幅不及上世纪80年代末,现在还处于美元升值的“初期阶段”。当然也有可能旧景重现,出现美元升值、贸易逆差恶化等,但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我认为美元汇率上下略微浮动有助于保持贸易平衡,在努力追求贸易平衡的同时,美国可以对汇率进行适当管理。

全球化步伐将持续迈进

中国证券报:未来全球化将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亚当·珀森:在短期的2-5年内,全球化会面临挑战。但长期来看,全球化的步伐仍将持续。中国在加大对外投资,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继续推进TPP,欧盟也在与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加强往来。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以现在的方式行事,其他国家将会开始商讨建立一个新的不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体系。

查德·伯恩: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这两大经济体能够从彼此的贸易中获得极大利好。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处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是新兴经济体,可能快速增长,增速远超美国。美国是发达经济体,更加成熟,在提供不同种类的商品和服务上比中国更先进。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已经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现在中国的发展变得更侧重消费,更侧重高质量,更侧重拥有更大比例的服务业。

中国经济转型成绩引人瞩目

中国证券报:如何评价中国后续的经济增长趋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是什么?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CPI水平一直控制在较优的范围内,低于2%;和几年前通货紧缩时期的数据相比,PPI一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M2增长可能略低于预期,但也反映出中央银行和政府有计划地逐步减缓增长,与几年前相比也取得了一定成功。在贸易方面,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也是非常好的征兆。

雅各布·柯克加德:中国的经济转型非常引人瞩目,经济增速放缓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目前来看,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需要向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会伴随一定的代价。比如,某些行业可能要被关停或转为对环境更有利的增长方式。

二是债务水平,中国不应该再回到依靠借钱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一方面这样的投资不再能提供丰厚的利润回报,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最终会变成不良贷款。我认为,想要遏制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应继续推进国企改革。中国应当削减对业绩不佳的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

三是财政体制。中国需要一个使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才能避免强制性的土地出售、依赖表外融资工具、影子银行以及其他权力滥用问题。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中国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财权。这样地方政府才会“有多少需求造多少开支”,以满足在养老、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需求。

尼古拉斯·拉迪:从企业部门的角度讲,过去几年中,中国的金融风险急剧拉升,这主要是债务占GDP比率上升过快造成的。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私企的杠杆率实际上已经在下降。中国政府经济部门的高层官员近日重提去杠杆,这对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来讲尤其必要。通常这些过度负债的公司利润率很低,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之所以借债就是为了使公司能够持续运转。

从居民部门的角度而言,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债券违约时而发生的阶段,这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当社会上出现债券违约后,有些公司可能会破产。但它也会迫使投资者、尤其是普通居民,意识到投资时应考虑风险,而不是仅仅考虑潜在回报,这是金融市场非常健康的发展方向。

尼古拉斯·维昂:信用风险在中国没有得到准确的定价。换言之,有一些债券应该更便宜,一些债券应该更贵。这需要建立更透明的市场,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借款人的财务信息和财务前景,另一方面也让投资者对自己的收益和潜在亏损有所预期。未来中国的金融系统必须更加成熟,对违约要有更多经验。

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

中国证券报: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接下来应该侧重哪些改革?

雅各布·柯克加德:扩大消费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如果储蓄和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就会造成债务和泡沫。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向消费驱动转型,这就必然要求人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技能教育是中国走向消费型经济,从而让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在中国持续城市化的进程中,来自农村的低技能人口很难在城市里获得好的工作机会,导致他们只能从事低薪工作,从而缺乏用以消费的资本。

约瑟夫·加农: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储蓄是件好事,但储蓄不能过多。这些钱需要花出去,花在汽车、服装、餐厅、食品、用餐、度假旅行等方面。为了鼓励消费,中国政府应该增加公共医疗支出,这样人们就不用担心生病后看医生、住院的费用;另外还可以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等。

尼古拉斯·拉迪: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有效投资和集约型增长。要在保持相当增长的同时逐步降低投资,可以通过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来实现。中国政府希望保持个人收入的高增长,在过去4-5年间,个人收入、可支配收入、税后收入和家庭收入都比GDP增速更快。此外,中国政府也有意改善环境和食品安全。下一步就是继续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将资源进一步向教育、退休、医疗保健领域倾斜,因为高质量不仅意味着高收入,也意味着提升生活质量。此外,保持一定增长最重要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大幅下降,虽然2016年到2017期间略有回升,但资产回报率还不到2006年和2007年的一半。

查德·伯恩:我认为应当进行能让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的改革,比如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开放服务业、引入更多外国竞争,还有金融领域开放等,绝对有助于缓解国际贸易的紧张局面,减少贸易壁垒、消除贸易摩擦。

亚当·珀森:中国需尽快推进房地产领域的税收改革。修改税法并不容易,但是就中国长期发展来看,中国需要保证金融领域的稳定,而房地产市场在金融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房地产吸引了太多资本,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标的。

中国证券报:2018年一季度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2.1%。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请问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一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玛丽·罗夫利:一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创新能力日益增长,对于企业家而言,他们应当意识到创新是可以盈利的,而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避免在研发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二是为外国投资商和国内投资商建立平等的“游戏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数也迅速扩大,成为外商青睐的销售市场。中国过去为了给国外投资者提供同等机会而付出努力,但也要注意让国外投资者切实感受到他们是被公平对待的。换言之,提升各地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与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一样重要。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也包含国外的研发和设计。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出口份额持续增长,表明中国正在深度整合到全球生产当中。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仍主要来源于外资企业,说明即使在关键增长的市场,比如计算机设备、电子以及电子器械等市场中,包含“外来成分”而在中国组装、从中国再出口的产品仍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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