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重温｜卢铿 家国与传承

（原标题：原文重温｜卢铿 家国与传承）

编者按：1月17日消息，卢铿先生于2024年1月16日凌晨1点07分去世，2024年1月18日举办最后的告别仪式。

卢铿，祖籍重庆，生于香港，是亚洲船王卢作孚的孙子。历任华新国际集团总裁，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海尔集团高级副总裁、海尔地产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回顾过往，观点新媒体曾多次与卢铿先生交流，谨以下文纪念卢铿先生。

《原文重温｜卢铿 家国与传承》

卢铿，祖籍重庆，生于香港。祖父卢作孚是毛泽东提到的“近代中国实业界四位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卢铿曾历任华新国际集团总裁、上海实业地产集团副董事长(兼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卢铿从事房地产业二十多年，有百余万字的著述，被誉为地产界的“思想者”。2007年10月10日后任青岛海尔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卢铿：青岛海尔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艰难岁月

坐在我们身边的卢铿是一个相当壮实的中年人，看起来刚刚四十出头。说到兴奋时，他会下意识地轻轻拍一下听者的胳膊，或者眼睛定定地盯着对方，查找着任何一丝认同他观点的微笑。福州香格里拉大厅正播放着钢琴大师舒曼的C大调幻想曲，静静的阳光洒落，照印出窗棱斑驳的灰影。

很难想象面前优雅而平和的谈话者1969年的经历。那时的他被下放到四川万源县大巴山的一个村落里，成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知青，他们是所有与世无争的山区中从天而降的“城里人”。

那年他19岁，正经历着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光，他要独自面对离开城市的生活，承受家族从巅峰跌落低谷的阵痛，虽然姐姐和哥哥同被分到一个生产队。况且，偏僻的山村断绝了他的精神食粮，偌大的世界寻不到任何可以阅读的书籍。

这也是整个中国最艰难的时刻，激进的生产运动和动荡的社会斗争，将每个人都推向与命运抗争的边缘。卢铿穿着土线编织的麻布衣服，成天挽起袖子和裤腿，从崎岖弯长的山路里走向生产队“耕耘”的田地。每天一个人能挣四毛八分钱，而同一个大队最差的生产队干一天只有七分钱。杂粮饭能吃饱，但难有荤腥。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生活好像被清冽的山风洗涤过一般，简单而虚空。

十年后，这个在山野间磨练了性情的少年考上了文革后刚恢复的大学，卢铿就读的是东北工业学院(现东北大学)钢铁冶金系。学校里的主食是粗粮，每周能有两顿大米饭吃，偶尔能见肉食。当时公开发行的科普杂志仅有四种——《航空知识》、《舰船知识》、《天文爱好者》和《地理知识》，这是难得的拓展知识的宝贝。家里总算有了第一台14吋的彩电，是姑妈从美国回来探亲时用外汇券在海关免税店里买的。

在此期间，卢铿疯狂地释放着自己的思维进行着思考，卢铿勤于笔耕，著书立说。希望通过文字来阐述自身的主张，建立自己的思考档案。其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拥有自己的思想。用他的话来说，他总是写日记，写文稿，每月写5000-10000字，卢铿一直坚持着。他会每天给自己立一个思考的题目，并逐一记录下来。

这显然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思想冲动。作为“新住宅运动”与“新东方主义”的提倡者，卢铿坚持思想指导行动。

1982年，卢铿大学毕业，随后在冶金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1984年，卢铿下海从商，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下海的一批职业经理人之一。随后，卢铿选择了背离自己的专业，开始从事房地产。

爷爷卢作孚

事实上，我们在追寻卢铿的精神气质的时候，很容易找到卢铿的爷爷、中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的影子。

在中国近代的实业家当中，卢作孚的经历让许多人惊讶。

卢作孚原名魁先，别名卢思，1893年4月14日，即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卢作孚穷苦出生，学过几年学堂，但自学成才，尤其好数学。

16岁时，卢作孚在成都靠帮别人补习数学度日，期间他先后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应用数题新解》等书籍，但因为资金困难，后来仅《应用数题新解》正式发行。其后，卢作孚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民约论》、《进化论》、《天演论》等西学。1910，卢作孚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卢作孚躲避军阀追捕，到川南江安县的县立中学去任教。随后，卢作孚离开四川，前往上海寻找救国道路。1915年，卢作孚回到四川，为《上海时报》写通讯度日，1916年3月，卢作孚前往成都《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而后卢作孚又回到家乡合川担任教师。直至1926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开始了其实业生涯。

卢作孚身上有更多的中国文人的气质。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卢作孚是按照那个时代新派文人所走的正常道路行走的。自学成才，投身革命，后来期望教育救国，他当过数学教员，在多个中等学校任教。后来时局变化，卢作孚进入新闻行业，成为新闻记者，撰写过多篇针砭时政的文章。再后来回到教育，并在此过程中由教育而实业。卢作孚由“教育救国”的理想转变为“实业救国”的理想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实业确实为卢作孚提供了一个走进中国历史的舞台。

在此过程当中，卢作孚的主要往来对象除去四川乡贤之外，更多的是黄炎培、萧楚女这样的文人学者。事实上，卢作孚的救国梦想与卢作孚本人对救国道路的思考对卢作孚后来的实践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卢作孚在短短的40天内指挥完成的宜昌大撤退是事关国家命运的一次撤退，在40天当中，卢作孚把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成功撤退到大后方，期间，民生公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卢作孚由此进入了人生的高峰期。

抗战后，卢作孚将民生公司越做越大，从内陆航运到海运，成为中国一代“船王”。

宜昌大撤退及民生公司的发展成就了卢作孚，这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抗日救国当中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用历史的眼光回头来看，卢作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显然不止这些。一方面其在重庆的乡村实验，使得重庆北碚成为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避居的天堂，另一方面，卢作孚在现代企业管理上的卓越成就，堪称中华之瑰宝。卢作孚在乡村实验上的著述颇丰，而其在民生公司期间的相关文稿可以看作是中国一代实业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珍贵史料。

我们能在卢作孚的文稿当中，仔细地整理出其在实业救国及企业管理方面成熟的理论体系。这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中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事实上，卢作孚大约是最为鲜明的主张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考者之一，其一直致力于现代的城市体系及现代企业体系的建设，这已经远远超越其时大多数人所言的“实业救国”理想。卢作孚实业家的身份之后，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思想家、教育家及乡村建设实验领袖这样的身份。

由卢作孚而始，一个家族的思想血脉似乎已经奠定。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思考者，卢作孚对卢铿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关注国家命运的天性，另一方面则是对国家、社会的思考及实践。卢铿读完了祖父所有的文稿。

割裂

1950年，卢铿在香港出生，而此时的卢作孚大约更多地在考虑台湾抑或大陆的选择，当然，他也有机会留在香港。但卢作孚最终选择了大陆。

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之一，卢作孚的选择或许有些令人诧异。这个蒋政府的救命恩人因为指挥宜昌大撤退而将一个国家的希望保留了下来。但在世纪的中叶，他却选择了一个新的政权领导的民族与国家。

我们并不知道卢作孚当年做这样选择的动机何在。也许与大多数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他热切地期盼一个新的民族气象与一个新的中国；又或许寄居海岛无法实现其毕生努力的救国图强梦想。

但仅仅两年后，卢作孚便放弃了这个选择。1952年，他自杀了。

家人因他的选择而改变了命运。卢铿便因为祖父的决定而留在了新中国。卢作孚与卢铿两代人被1949割裂开来。

从1952年“三反”、“五反”，到1958年再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卢氏家族在1952年之后的生活多少会与卢作孚联系在一起。但环境显然是全新的，没有了著名实业家的光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可能要忍受比平常人更多的灾难。

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即便是历史有意地将两代人割裂开来，但是其中藕断丝连似的联系始终会将一个有些残缺、但依然算得上完整的历史串起来。

历史重回原点，当1978年国家重回正轨的时候，国家所面对的是卢铿这一代人。

成长环境并没有完全压抑住卢铿血脉里的家族气质，相反在社会回到正轨时，卢铿坚决地继承了家族的思想气质，并将压抑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对于文化、知识与思想的渴望，以及对国家及社会的思考完全释放了出来。卢铿与自己的祖父一样，不断思考，不断实践。

卢作孚到卢铿

在《观点地产》对卢铿采访的过程当中，卢铿的思维方式奇特而又别致，一方面他始终站在一个高度上来评价房地产及今天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在房地产方面，卢铿有着自己鲜明的主张。在他而言，房地产也许更多的是对这些主张的实践。这些主张当中所含带的责任感也许是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的。

这与卢作孚的“实业救国”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式有着鲜明的雷同之处。卢铿与祖父不同的气质在于，其始终能站在现代化的中国来理解与阐述今天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需要的内容与方式。也许时代不同，实践的内容不同，我们无法将卢铿与卢作孚做一个系统的比较来寻找出其中血脉的相同之处，抑或去寻找一个理解卢铿的角度。当时代在两代人身上赋予了不同的责任时，在此，我们所能做的也许是敞开一个真实的卢铿，探寻出其特有的精神气质。

以下是《观点地产》杂志对卢铿的专访。

《观点地产》：有一种批评，今天的中国地产缺乏精神气质，建筑产品是这样的，中国地产企业是这样的，同时中国地产人可能也是这样的，您怎么看？

卢铿：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系列片《记忆1938》，讲了一百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卢作孚1938》，讲宜昌大劫难。民生公司和我祖父一下成了一个民族的英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在国难的时候没有发国难财，反而帮国家渡过了一个最大的困难期。后来因为这个民生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对民生是有好处的。所以当你真正意识到你的文化责任，你把一件事情做好了，围绕这么一个目标去做好了，企业、个人也会从中受益，并不是相悖的。房地产企业的精神气质在哪里，在责任，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体现在你经营公司上。可能还有一个文化责任。有文化责任的企业才能说是有精神气质的企业，有文化责任的企业不会建没有文化的建筑，同样个人也是一样。

《观点地产》：现在房地产公司都在忙着挣钱。机会太好了。

卢铿：1999年的时候我提出那个“新住宅”运动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在某一种思想旗帜的指领之下，能够让大家完全地反省，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房地产市道并不好。我们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我觉得01、02年还好一点，特别是04到07年。其实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太多的开发商，太多的机会，太多的诱惑，太多的陈旧，也太多的问题。

《观点地产》：但很多人说国家富了，开发商富了，应该是一种进步。

卢铿：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不在于它的资本，现在很多国家资本很足，人均GDP很高，国家人民很富有，但是它没有文化影响力。现在国家应该说有足量的资本，但是我觉得关注国家文化进步的力量太少了。而发展商手里掌握了大量的资本，而且大家做出来的产品是直接对城市，对文化有关系，对生活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发展商应该有一种责任，就是把手里的资本跟这个国家今天所需要的文化结合起来，去开发一些能够影响中国文明进步的房地产。

现在大家是为了赚钱，绝大部分是为了赚钱，赚钱其实跟这个不冲突的。但是一个产品做得很好的时候，它既为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或者是一个公共建筑。同时，它也会让你得到很多好处的。

《观点地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卢铿：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观点地产》：“新住宅运动”和“新东方主义”是您对文化责任的思考？

卢铿：“新住宅”文化地产不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我在总结它、归纳它、运动它。后来我关注到整个中国城市风貌的大问题，我们没有自己的主意了，全是别人的主意，所以就提出了“新东方主义”的思想。从一种建筑文化思想，我觉得“新东方主义”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把古今中外所有对当今和未来发展有意义的东西归纳成我的思维方式，它不只是一种审美理念。

“新东方”主义是我最早观察城市的观念，一个城市的风貌应该说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现在建设上处于一个非常浮躁的时候，一方面是城市化的进程需求建设量非常大，无论是工业还是居住，建设量非常大。据说，德国一个研究所的研究，说2006年，全世界新的建设量有45%发生在中国，这个量是非常惊人的。我估计不会有这么大，但是至少是一个不小的数。这么大的建设行为导致了今天政府和发展商非常盲目地在建设城市。这个城市在数量上是惊人的，但是在品质上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中国的城市里面，有我们很传统的风格，还保留着一种风格。引进了许多所谓欧式的建设，还有很多现代和后天的建设。但是在所有的建设风格当中，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同时又非常时尚、现代的建筑很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不光是一种文化缺失，更是一种政治缺失。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倡设计和开发，既有我们民族的机理语言、元素，同时又有现代建筑风格的新的风格，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新东方”理念思想。对建筑艺术的观念最后就演变到了对一种思维方式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时代它就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国家提出和谐这么一种政治，这个时代需要和谐，需要文化。因为无论是古今中外，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缺点。当城市的建设者或者是城市的设计师能够完成这四个因素的融合的时候，那我们国家，我们的城市就会发展得更加有序。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不可能丢掉自己的因素，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不可能避免国际文化的影响。所以，最终城市的建设风貌一定会走向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构成的一种新的城市文化，这是必然趋势。

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关注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现在影响居住文化的不仅仅是产品，或者哪一个理念。它应该是为我们的居民、百姓营造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由硬件和软件共同构成。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后天的新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些理念与挣钱是不冲突的。但是现在开发商缺少沉淀，缺少思考。

《观点地产》：从文化责任与社会责任上来讲，我们可能发现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建筑都很难从某种意义上达到一个平衡点，这其中可能关乎城市与建筑的平衡，因为城市是有历史的，也可能关乎到建筑本身的平衡。

卢铿：这个时代其实很多人还是在思考，比如说所谓“新东方主义”，或者是中国的新古典，这种风格，在3、5年前基本上没有，但是最近3、5年有了很多，现在数都数得出来，有上百个。这种文化出来了，说明大家在思考。这个酒店大堂就可以看得出，总体上是古典的，是有点新古典的。它有点把国外的风格和中国风格融在一起，像那个柜子，前面那个柜子是屏风，很典型是中国的。

所谓时尚化的古典跟欧洲的古典融合在一起一点看不出来，上面很多格局是欧洲的古典，但是你把中国的新的古典跟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是蛮协调的，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力量。如果你把一个全古典的东西放在这儿是不协调的，你把它演变一下，它时尚化了，所以它就非常融合，非常舒服。包括这个台灯，很中国的东西，那块石头，很中国的东西。但是你没觉得有什么不协调，它就是一种艺术的融合，这个也看得出我们中国的文化融合力量很强。这种包容有好处，也有坏处，包容很快把别人的好东西学过来了，但是它包容了以后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了，所以这就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观点地产》：您觉得问题在哪里？

卢铿：现在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很多都是把丑陋当成一种美，我是不接受的。我觉得当代艺术当中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它希望我们自己去思考它像什么，但是我觉得无论它像什么，它应该是美的。

比如说现在几个争议很大的项目，国家大剧院我可以接受，鸟巢我不接受，水立方更不接受，最不接受的就是央视大厦。

国家大剧院我接受，因为它精神上是用了中国偏远地方的一种精神，同时，它这里面用了许多中国古建筑文化的思想。而且它是美的，无非是现代一点，在故宫的附近显得有点突兀，但是它能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的建筑需要发展，这种发展一定是要向美的方向发展。

但央视大厦我觉得是非常扭曲的。库哈斯我接触过，我们做上次那个圣彼得堡的项目，那个项目他参加了，他亲自给我们演示了，最后被我们淘汰了。他有一个类似的东西，60层楼的一个“X”。

这个东西，无论从艺术的理念，或者是从技术的理念都是错的，是一个扭曲的设计。

而且这个楼技术上也很糟糕，第一个，它的成本大大高于普通楼的成本。因为它的结构上需要做很多处理，所使用的材料会多得多。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缺资源的国家，国家应该提倡的是节能、节材、节水、节电。但是它没有，它告诉人们在浪费，浪费才出了一个奢华、丑陋的结果。还有，冬天在北方城市，它所有的斜面、斜角，上面悬起来的秃顶会产生许多冰柱。他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得通电，就得电热。

央视大厦，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嘲弄，我觉得库哈斯在谩骂中国，他用了一个非常不客气的方法在骂中国的社会主义，骂中国的今天。

鸟巢也有问题：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耗能、耗材料的建筑。据说，它焊线的长度加起来是多少公里，我们以这个为荣，好像我们国家有这个实力做这个事，大量的材料耗在那个地方，没有必要。

当中国的建筑量每年的增量成了90%的时候，德国人说全世界新建筑量在中国有45%。当全世界1/3以上的建筑钢铁和建筑水泥用于中国的时候，当我们每年人口新增一千多万，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全量的时候，当我们的建筑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不光是为中国，也为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观点地产》：其实建筑本身可能反映了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中国人在发展中迷失了。

卢铿：我赞同你的说法，为什么我们现在突然遭遇了欧盟对我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其实是国外感觉到中国有些不理智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发展，如果GDP的增长率低于8%，我们可能会出现失业这类的问题，我们拼命发展。但是连续两位数的发展，十几年带来的一个有限资源国家的资源的拼命消耗，我们以后怎么办？没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几十年后就要出大问题了。

所以我书里面就写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为了就业问题，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不得不去拼命发展。但是你想过没有，拼命发展以后，以后就不是就业问题了，是我们吃饭的问题了。因为中国的资源实在是有限的，我们很多战略资源是有限的，10年前，美国国土资源部出了一个报告，他分析每一个人一生当中要用多少铁、铜、铝、锌等等这些所谓战略资源。每个人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说我问你你一生要用多少铝，你可能想不起来，但是你是要用很多的，你用的锅，你用的易拉罐，每个人都是很多公斤，但是这些公斤数乘以我们13亿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举个例子，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但是除以13亿，每个人只有一根香烟长，这是很可怕的惩罚。你一辈子，比如说一吨铁，完全可能，你可能要用一千吨煤，完全可能的，你乘以13亿试试看，我们有吗？我们能够每年这么发展吗？中国煤炭大概10年前，每年的产量是4亿吨，我们非常高兴地说我们是世界第一了。你知道去年是多少吗？30亿吨。所以我们所有问题的核心是人口问题。人口太多是不可能减少的，尽管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非常到位，但是每年还要增长一千多万人，一千多万人是两个以上的新加坡，是一个以上的澳大利亚，很可怕的。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短视的。我觉得中国需要很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关注这种公共问题。但这可能关系到人与企业的责任问题，我们很少思考自己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迷失了，我们没有自己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