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托育蹒跚起步：机构“缺生源大于缺钱”，如何撬动财政补贴杠杆？

（原标题：普惠托育蹒跚起步：机构“缺生源大于缺钱”，如何撬动财政补贴杠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今年3月，当又一个孩子因为搬家离开托育园后，小鱼哥哥不得不在自己的朋友圈置顶了一则招生启事。

小鱼哥哥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长袜子家庭托育园的主理人，也是目前唯一的工作人员。他985大学毕业后曾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后来投身公益，某种程度上开办这所托育园也是在践行公益。

现在，他的托育园只有一名孩子，每个月4000元的托费几乎是他的全部收入。这名孩子已经4岁多，早已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级，随时会从托育园毕业。

“我的理念是尊重、陪伴孩子，进行回应式养育，所以以往的招生全是靠口口相传，但当孩子们长大离开后，口碑传播的链条就可能断掉，所以只好尝试扩大一下传播范围。”小鱼哥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家庭托育点是托育服务的一种供给形式，2023年10月，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印发《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让这一模式的规范发展有章可循。

托育供给形式还包括托育机构、幼儿园、社区办托、单位办托育等。今年以来，多地公布托位建设目标，意在尽快补足托位不足的短板。

然而，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多位从业人士发现，由于托育服务起步较晚，这个市场发育尚不成熟，尤其面临社会托育需求大、托育机构招生难的结构性难题。政府财政保障加强，是托育服务发展的东风，但很多托育机构反映，他们“缺人而不是缺钱”，也就是缺乏入托的婴幼儿生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补贴或许可以从补贴托位建设转向补贴托位运营。

一个另类的家庭托育点

小鱼哥哥的托育园，在托育行业里有点另类。

来这里的孩子主要还是家长们认同一样的教育理念。小鱼哥哥会带孩子一起去菜市场买水果，回家后动手制作草莓酱和饼干。有的托育机构甚至没有户外活动空间，但小鱼哥哥会带着孩子去各种遛娃聚集地。

来托育的孩子都是因为家里缺人照护，但留在托育园的时间却有长有短，离开的原因也各式各样。

“今年离开了三个孩子，一个是不太认同我的理念，到了3岁就马上去了幼儿园，一个是因为家里的爷爷奶奶很想念孩子，从老家到北京专门看孩子，还有一个是特殊儿童，家长不舍得让这么小的孩子在外面时间太久。”他说。

家庭托育点是一种小而美、家庭氛围浓厚的托育形式，但对于从业者来说，这不是一个赚钱的好生意。

小鱼哥哥说，“我的理念是深度陪伴，所以会主动控制招生人数，比如两到三个，如果为了盈利是很难持续的。”

2023年10月，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印发《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每个家庭托育点的收托人数不得超过５人，家庭托育点每1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

小鱼哥哥说，这样的规定让家庭托育点很难盈利。他举例说，在北京租一套两居室，每月房租要6000元，两名照护人员如果缴纳“五险一金”，人工成本每月要1万元，还要采购玩教具和餐饮。即使5名孩子全部招满，每人每月4000元托费，总收入也只有2万元。

“事实上，托育点不可能一下子招满5人，招生需要一个过程。”小鱼哥哥说。

《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还规定，登记家庭托育点还需要住宅所在本栋建筑物内或者同一平房院落内其他业主一致同意。满足这条规定的难度不小，他就曾因为孩子中午哭闹被邻居投诉过。

在招生启事中，小鱼哥哥把全日托的托费从每个月4000元涨到了4500元。在社会强调普惠性托育的背景下，他反倒认为，提价无关大碍。

“对于有托育需求又有经济条件的家庭来说，他们上得起每个月8000到10000元的商业化托育机构，就不在乎4500元的托费；对于没有经济条件的家庭来说，他们大多选择老人看护或小时工帮忙照护，连4000元托费的班也不会上。”小鱼哥哥说。

从早教中心到托育中心

近日，知名早教机构金宝贝位于南京的三家门店同时关闭，家长们动辄数万元的预付课费尚无着落。

近年来，金宝贝、美吉姆、NYC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等知名早教机构都频频登上过门店关闭、退费难的报道。

富鑫现在是睦米日托在某二线城市一所加盟园的园长。她此前经营一所早教机构，深知早教行业的艰难，“业绩最好时，平均每个孩子的周耗课也只有2次”。

“早教机构很有可能被托育机构取代。因为早教机构45分钟的课程无法满足家长的看护需求，反而需要家长付出时间和精力陪同上课。相比之下，托育老师承担了全部孩子的看护和管理工作。”富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睦米日托就是转型的成果，其母公司运动宝贝是一家早教机构，成立于2008年，但2020年疫情后调整了经营模式，一方面将线下早教转为线上早教，降低成本的同时顺应了业态迭代，另一方面开拓托育市场，将早教用户转移到了需求更强的托育场景。

目前，其他早教品牌也都推出了托育服务。启今集团旗下的稚梦托育成立于2017年，是国内较早一批托育品牌，已经构建了线下直营中心、托育人才培训学院、托育产品研发中心、托育运营系统四位一体的托育服务体系。

“最近一段时间，洽谈合作的合作伙伴数量明显增加，这些合作伙伴遍布母婴、早教产业链，包括幼儿园、早教中心、月子中心等。他们看到了托育需求的强烈，以及国家对托育事业的支持。”稚梦托育相关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一所高端民办幼儿园园长张婕（化名）说，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幼儿园生源萎缩，她所在早教集团旗下所有的幼儿园都被要求申办托班，探索托育服务。

“幼儿园开办托班有先天优势，因为托育教师收入低、工作强度大，所以流失严重，独立的托育机构面临严重的师资短缺，但幼儿园师资过剩后，就可以将幼儿教师流动到托班。”张婕说。

小鱼哥哥也告诉记者，他认识的一个托育中心就与附近的幼儿园合并，对外以幼儿园托班名义招生，内部保持专业独立运营，托育中心得到了资金等资源，幼儿园得到了生源。

不过，商业托育园同样经营形势并不乐观。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中心、托幼瞭望发布的《2023—2024年全国托育行业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通过对北京市托育园的问卷调查，27.7%的调查对象表示，需要达到80%以上的满园率才能实现当月收支平衡，这在当下的托育行业是很难稳定达到的数值。仅有5%的调查对象表示已经全部收回开办成本。

今年地方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澜之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雪松指出，目前托育机构存在“总量不足、存量过剩”的问题。他调研发现，无论是幼儿园办托、单位办托还是社会办托，都存在“一娃难求”的问题。

重庆市人大代表、荣昌区卫健委主任唐敏也介绍，当前重庆市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只有5.49%左右，低于托育服务需求比例。

如何撬动财政补贴杠杆

托育服务“总量不足、存量过剩”的结构性问题，很难依靠弱小的托育行业自身解决，而需要借助政府财政保障的外力。

近期，各地陆续发布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披露了更大力度的托位建设目标。

贵州省提出，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建设，2024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个以上。北京市提出，支持公办园、民办普惠园、托育机构参加普惠托育试点，新增普惠托位1万个。黑龙江省提出，2024年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总数达到11.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3.78个。

财政补贴是加大托位建设的杠杆，目前，多个省份提出，对于新建、改扩建普惠性托位，省级财政按照每个普惠托位1万元标准给予补助。

富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对于新建的商业托育机构来说，并不缺少资金，相反，有的机构担心如果收下这笔补贴，一方面，要被认定为普惠性托育机构进而降低托费，另一方面，有的机构本身托位就冗余，机构并没有扩大规模的需求，再增加托位，反而会增加成本。

“政府与其缓解托育机构的压力，不如缓解家长的压力，财政给家长提供一些补助，能够改善家长‘入托贵’的负担，也能给托育机构增加生源。”富鑫说。

北京市正在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试点，3月初，首批58家普惠托育机构名单公布，收费标准从每月1200元至3700元不等，按各区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得出。

普惠的前提是财政补贴，据报道，北京普惠托育机构可以获得最高每天每平方米5元的房租补贴和每个孩子每月1000元的生均补贴，根据提供的托位数量和实际入托率折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管是幼儿园托班，还是专门的托育机构，还是家庭托育点，未来都可以明确生均经费，类似于发放托育券，每个适龄幼儿享有同样的财政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