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尼山2025 | 郭沂：道哲学视野下的文明共生

（原标题：倾听尼山2025 | 郭沂：道哲学视野下的文明共生）

编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

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

当下，全球政治冲突频发、各国之间经贸壁垒陡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

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并设置了“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发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齐鲁文化与世界文明”“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视野下的家庭意义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等多项分议题。

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和互鉴，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和各项分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专家，以下是来自他（她）们的观察、思考和期望。

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即将在山东济宁曲阜举办，本届主题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当代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断挑战人类的主体性边界，生态危机的加剧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价值碰撞则呼唤新的文明对话范式。

借此机会，我们采访了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郭沂教授，他所提出的道哲学体系以独特的理论架构，为理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理念提供了崭新的哲学基础。

经济观察报：本届论坛强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您如何理解这个主题？

郭沂：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哲学，而价值要靠超越的本原、即康德所说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根基，来获得神圣性和必然性。因此，价值的本原就成为中国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儒家的价值主要是道德，因而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整个儒学史的核心问题便是道德的本原。孟荀的性善性恶之争，程朱陆王的“性即理”和“心即理”之争，以及古代朝鲜的四端七情之争，在本质上都是对道德本原何在的争论。然而，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何以至此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往圣先贤们搞错了寻找价值根源的方向。

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起源于一个比原子还小的“奇点”。大约138亿年以前，这个积聚了无比巨大宇宙能量的奇点发生了大爆炸，并迅速膨胀，从而形成我们今天的宇宙，也就是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然而，作为原始原子的奇点既然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其本身不具有价值属性，因而由其爆炸形成的宇宙也不可能具有价值属性。也就是说，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本来是一个物质世界，它只具有物质属性，而不具有价值属性，这就像奇点是物质性的，不具有价值属性一样。然而，传统哲学一直在这个世界寻找价值的本原，以为价值来自诸如道、天、性、心这些本来属于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的元素，其情形犹如缘木求鱼，必然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那么价值来自何处呢？或者说价值的本原到底是什么呢？既然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本来并不存在价值，所以价值只能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我称之为“藏”——喻价值的宝藏，而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我援《易传》“易有太极”之语称之为“易”，这在本质上是物质世界，其基本元素可谓之“气”。易是一个超级母亲。就像一位母亲会孕育若干卵子一样，易也会孕育若干乃至无数个太极，也就是所谓奇点，而每一个奇点爆炸后都会形成一个宇宙，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一个。至于道家的“道”、儒家的“天”等等，其实都是这里的“易”或“太极”的别称。

在藏界和易界之间存在一个特殊的枢纽，我称之为灵域。也就是说，灵域是沟通易和藏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这样一来，藏界、易界和灵域构成了一个超级的、至大无外的世界，我借用老子发明的概念，仍然称之为道。这个道当然已经不是老子的道了。其结构类似于人的大脑，易界和藏界犹如大脑的左右两半球，而灵域则扮演了胼胝体的角色。易界、藏界和灵域都是永恒的和自在的，三者所分别拥有的气、价值和灵魂也都是永恒的和自在的。在这里，我接受柏拉图灵魂不灭的论断。据此，价值是通过灵域输送到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的，藏才是真正的价值本原。

大道的衍化包括两种形式。一是道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具体言之，就是易、藏和灵的自我实现过程。易通过生生而实现，即所谓“生生之谓易”。易本身就是一个至大的生命体，为一级生命体。由作为太极的奇点爆炸形成的宇宙，是二级生命体。构成宇宙的星系也是一个个生命体，为三级生命体。生存在行星上的生命为四级生命体，因而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命皆属四级生命体。每个级别的生命之内还可以划分为若干层次。从宇宙大爆炸到人类的诞生，是一个大生命的产生与成长的过程，而易则是孕育这个生命的母体。太极（奇点）像一颗种子，宇宙是这颗种子长成的大树，而宇宙中的无数星系，则是这棵大树的无数枝叶。

二是道的自我发现过程。就像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产生自我意识一样，大道衍化到一定阶段也会自我发现。道的自我发现开始于生命的诞生。到目前为止，就人类可知，道的自我发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植物对大自然的反应，二是动物对大自然的认识，三是人类对易界的认识和对藏界的觉悟。

道是无限的。由于生命形式不同，每一级别的生命都从不同角度发现了道的不同面向。在同一级别生命内部，不同的群体和个体也从不同角度发现了道的不同面向。就人类而言，大致地说，人们是通过心来认识易界、靠灵魂来觉悟藏界的。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各个文明、民族、社群乃至个人皆从不同角度发现了道的不同面向。也就是说，他们所发现的都是道，只是道的不同面向，皆有精彩之处，所以要各美其美。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们所发现的是道的不同面向，所以只有将其整合起来，才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便是美美与共的道理。

经济观察报：道哲学如何回应人工智能、生态危机等二十一世纪特有的文明挑战？其理论突破点可能在哪里？

郭沂：我认为，人工智能最大的挑战是人为物役的问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这个问题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和庄子，虽然不可能预见二十一世纪出现的人工智能，但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知识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和破坏。老子的警告是：“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无为也。无为而无不为，绝学无忧。”（郭店竹简本《老子》）庄子则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缘由：“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老庄的担忧，终于演变为两千多年后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对人工智能进行定位。站在道哲学的立场上看，价值赋予人生以意义和意味，它靠灵魂得以实现，因而灵魂是人的主体性的真正承载者，或者说人的真正的自我是灵魂。然而，灵魂是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赋予自然生命的独特礼物，一切人造物都不可能拥有它。这就是说，人工智能与自然人最根本的区别是，由于它是非生命体，因而没有灵魂，不可能拥有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只是物，而不可能成为人，更不可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和意味。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界定人工智能的作用及其限制。由于人工智能不拥有灵魂，所以它被排除在藏界之外，从而也不可能拥有以价值为内涵的精神生活，可见它发挥作用的范围局限在易界，或者说我们生存其间的物质世界。我前边提到过，心的作用是对易界的认识，这也正是人工智能的界限。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不但会像心那样认识世界，具体地说认识我们生存其间的易界，而且有可能像心那样产生意识，甚至拥有自由意志。然而，人工智能一旦拥有自由意志，便有可能产生主宰世界甚至奴役人类的倾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人类被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没有主体性的人造物所奴役，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景象！因此，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必须止于自由意志。这样才能把人工智能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使之为人类服务。

说起生态危机，我认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现代人的世界观和文明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近代以来，西方的世界观和文明发展模式一直在主导着这个世界。西方世界观的根本特征是主客二分，征服自然，经济至上，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所谓生态危机正是这种世界观和文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对此，早有有识之士指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观念是化解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从前边我提到的道的自我实现过程看，道哲学完全接受了这一观念。不仅如此，道哲学还进一步认为，易体、宇宙、星系乃至行星上形形色色的生物，皆为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易体、宇宙乃至地球是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生命的共同家园。在这个家园里，各种生命形式是共生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人类疯狂掠夺大自然之后，必然遭到大自然的疯狂报复。因此，我们必须调整世界观和文明发展模式。道哲学所持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道哲学所持的文明发展模式，是生命主义。

生态危机的另一个根源是不加节制的欲望。欲望当然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但按照道哲学的观点，人的本质在于灵魂和精神，而肉体只是灵魂和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和手段。因而，满足肉体的基本需要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此之外，如果一味地追求感官享受，就会误把手段作为目的，以致失去自我。数百年来，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已经远远超过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当然不否认还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是时候将注意力转移到精神生活上了。诚如是，则必然减缓生态危机。

经济观察报：您在新书《中华文化与人类未来》中主张中国的轴心时代应上溯至殷周之际，这比雅斯贝斯的判定早约300年。这一发现对理解中华文明特质有何关键意义？能否用具体案例说明西周思想已具备“超越性反思”等轴心特征？

郭沂：雅斯贝斯在提出轴心文明学说的时候就指出，轴心文明的主要特征有“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探询根本性的问题”“超然存在”“反思的产生”“精神过程”等等，这当然没错。但在我看来，轴心文明更根本性的特质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价值，并形成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其他特征都是其副产品。下面我就以中国为例稍加阐述。

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对殷周之际的历史有这样的描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在这里，王国维把殷周之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典礼，二是道德，其中前者为后者之“器械”。也就是说，道德才是殷周之变的核心与实质。王国维所说的与“制度典礼”相对应的“道德”，当然属于价值。为了赋予道德以神圣性，周人将其根源归之于至上神天帝，这就不得不涉及西周时期的核心概念“德”字。

人们一般将西周时期的“德”理解为道德，但如何解释“凶德”呢？于是徐复观提出“德”就是负责任的行为，但这样仍然存在扞格不通之处。有鉴于此，我只好花了很大心力去研究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德”在甲骨文就出现了，本义为动词“得”。到了西周时期，“德”字引申为名词，即所谓“德（得）”者。当时人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外在于生命者和内在于生命者，都由至上神“天”所“命”，为人所“德（得）”。由此，除了本义外，西周的“德”字引申出七个义项，即外在之德、人伦之德、内在之德、人性之德、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

这套德论系统犹如滔滔巨流，浇灌着三千年前思想王国的沃土。外在之德和内在之德像分别通过外在之命和内在之命发源于上天的两个水系，而人伦之德与人性之德则分别是这两个水系的干流，经过心的作用，这两个水系重新汇合到一起，形成由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构成的宽阔河道。在这条巨流中，天是源头，分别以人伦之德、人性之德为干流的外在之德和内在之德两个水系为上游，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构成了下游的三个河段，而介于上下游之间的心，犹如一个水利枢纽，将具有客观、潜在、超验等特征的外在之德、人伦之德、内在之德、人性之德转换、实现为具有主观、显在、经验等特征的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

显而易见，“天”不仅仅是至上神，而且还扮演了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的角色，其超越性自不必说，而处在上游的外在之德、人伦之德、内在之德、人性之德都直接来自天命，也都是超越的。由此，雅斯贝斯所提到的轴心文明的那些特征，在西周德论系统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西周德论系统不但是对殷商宗教文化的突破，也为其后三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即自内而言之为道德文明，自外而言之为礼乐文明。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的轴心时代始于殷周之际，迄于周秦之际，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而已。这意味着人类轴心时代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并非始于公元前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