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六朝古都荆州:楚都四百年,三国古战场)
文博时空 作者 汪天飏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在唐代之前,荆州连接中国南北、东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成为古代中国的十字路口。同时,荆州适宜的自然环境,也孕育了水利、农业的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安康。
荆州人杰地灵,从“天下第一循吏”孙叔敖到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从荆州走出去的宰相达138位,可谓是“宰相之城”。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也在荆州吟诗作赋,从爱国诗人屈原到李白、杜甫。
荆州是一本书,翻阅荆州和前人留下的脚注都会令人心驰神往。因此,这次我跟随“时光旅行社”来到荆州,走进深厚悠远的历史现场,一读再读。
长江中游一带在古代有崇虎的习俗。有学者认为,虎头像颛顼的人字形冠实际上是“皇冠”,象征着崇高的地位和权力。后石家河文化为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距今4600-4000年,主要分布于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玉受沁变为黄棕色。旋涡形耳,两耳窝内各钻一圆形孔,圆眼,宽鼻。左右两个侧面对钻一隧孔。
荆及衡阳惟荆州
《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大禹治水而成后,将中国大地划为九州,其中之一便是荆州。
东汉许慎在《说文》中指出:楚,丛木也。一名荆。从林疋声。荆、楚同物异名,本意是一种柔韧性较好的木本植物。自古,荆、楚便是一体。楚人自称颛顼后裔,至春秋早期,楚国迅速崛起,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将国都迁至郢(即荆州纪南城),至秦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荆州一直是楚国的中心。
这趟时光旅程我们首先抵达的是纪南城,荆州地处楚国中心,楚国的都城郢便建于此地。纪南城宫殿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与北京故宫的占地面积相当。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开始,纪南城(楚纪南故城)为楚国的郢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纪南城被秦将白起攻陷废止,郢都迁陈(河南淮阳),后又东迁寿春(安徽寿县)。纪南城作为楚的郢都,楚国先后有20代楚王在此定都,历时411年。
“荆人畏鬼”且“信巫鬼,重淫祀”。楚国青铜礼制脱胎于周礼,但逐渐创造了不同于中原奇数列鼎(如九鼎)制的“偶鼎制度”,即一些铜鼎的制作和使用时多以偶数成组,同组鼎的形制、大小、花纹皆一致。其中,楚升鼎是楚国特有的一种最具楚文化特征的铜鼎,相较于周鼎,升鼎没有大小之分,在祭祀仪式中专门用来盛放牲肉。
荆人这种崇拜鬼神的原始信仰体现在其装饰审美和仪式活动之中,静动之间勾勒出他们对于日常的规训和对于生命的祈愿。其中,楚人尊龙崇凤的信仰和观念也体现在象生形玉佩中。在楚式象生玉器中,龙凤结合是最为常见的题材,特别是凤鸟的形象和元素,更是无处不在。这些凤鸟有的以具象呈现,有的以简化表达,其造型有龙体附饰凤鸟、龙体凸饰凤鸟、龙凤同体和凤首龙身等多种形态。
这一玉龙佩龙身呈W形,背部高而宽平,长尾作简化凤首形,龙身边缘还有三个弯钩形凸饰,也属于简化凤首。龙身饰不减地浅浮雕,以谷纹为主,卷云纹和蝌蚪纹也较多,龙上下颌边缘饰纹丝状陶纹。龙背如风字形,龙尾和边缘凸饰作简化凤首形,上下颌边缘饰陶索纹,三者均流行于楚式玉龙佩。
该玉璧为青白玉质,上方由两只回首相顾的连体凤鸟,与璧构成三角形纽,以备穿系,下方两小璧并联。这种玉饰主要出于湖北荆州和河南淅川楚墓,不见于非楚文化区。楚人最重玉璧,认为玉璧是财富、地位、身份等级的象征。
以玉石作佩饰在原始社会时既已蔚然成风,商周时期,随着玉石加工技术的提高,佩玉之风更加盛行,加上礼乐之制的规定,玉石被赋予了更多人格化的解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道德色彩。在众多玉器中,又以玉佩最为多见,以至于在诸侯的宾礼中往往以玉佩相赠,以示友好。
相传楚人卞和在楚地的山中发现了一块外裹岩石的美玉,他将其进献给当时的君主楚厉王,而楚国王室认为和氏贡献的只是一块石头欺骗了君王,于是楚厉王下令砍去了和氏左脚。很快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次进献此玉,武王则命玉工鉴定这块玉石,但仍认为和氏所献的是一块石头,砍去了和氏右脚。和氏悲痛欲绝,恸哭三日三夜,新即位的楚文王得知此事后派人除去裹在玉外之石,终发现绝世美玉。和氏璧由此成为了楚国国宝,也为日后“完璧归赵”的故事埋下了铺垫。
旅途中我们所遇的楚人穿着华丽,身着直裾(裾为衣服的前襟)长衣,织造精细,色彩鲜艳,纹样华丽。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能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蚕业,同时广泛吸收各国经验于人才,楚人的纺织技术早已在这时跃居列国之首了。
楚人浪漫,好巫又好酒,酒的品种主要有菁茅酒、醴酒、瑶浆、琼浆、桂酒、椒浆和楚沥等。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国家,楚国常年气候温暖湿润,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发源地之一,也便为酿造业打下了基础。来此之前,我已经对楚人喝酒的讲究有所耳闻,不料东道主拿出的彩绘浮雕蟠蛇漆卮后依然难免感叹,让人联想到“画蛇添足”中的一卮酒,其大小极有可能与此器容量相当。
我们喝的是菁茅酒,即用一种菁茅过滤而成。菁茅酒盛于耳杯之中,耳杯也许就是屈原描述的“羽殇”,屈原在《楚辞》中写道:“瑶浆蜜勺,实羽殇些。”楚人所制耳杯着实精美,这一鸟云纹漆耳杯古朴秀丽,我也将其中佳酿一饮而尽。
配合饮酒的菜肴放置于浮雕龙纹漆豆上,豆是盛菜肴的器皿,上部为盘,下部为便于上菜时手持的柄。全器由盘、柄、座三部分组成。上菜时,我被这浮雕龙纹漆豆所吸引了,器表由盘至座共浮雕出三龙四凤四蛇,构成一幅极为复杂的立体图画。画面中,或龙凤对峙、或凤爪抓蛇、或龙与凤争夺蛇尾、或蛇埋头逃逸等,呈现出一派龙腾风舞、动物相斗的生动场景。
他们还不忘将香草、香木用作香薰,据说有净化空气、除菌消毒、清洁衣被的功效,正好免去了南方水乡潮气重容易导致居室、衣服、被褥容易生霉菌的情况。
欲借荆州自古难
旅途的时光机带我们离开楚地,时光也让楚地几经辗转成为华夏大一统的组成部分。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立荆州刺史部,东西汉时皆属南郡。作为汉代十三刺史部之一,荆州横跨包括今天湘鄂两省及豫桂黔粤的一些部分。司马彪《续汉书》记载,东汉荆州全境共辖7个郡,包括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以及长沙,这一区域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等省份的一些地区。
这时的荆州,依然延续着楚人的“小传统”,包括以红、黑色调为主的楚地漆器。荆州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有利于漆树生长,为大量漆器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汉代的漆器,也在战国时期生产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鼎盛,包括饮食、化妆、家具等各种类型的漆器,但主要是以饮食器皿为主的容器。
山字纹铜镜在这时依然可以见得。作为楚镜中最为盛行的纹饰,山字纹的出现或与其五岳崇拜有关。楚式镜常采用地纹映衬主题纹饰的表现手法,山字纹镜又一般以羽状纹为地纹,其上饰“山”字等主题纹饰。
此外,自战国晚期流行起来的蒜头壶也沿用至西汉中期。蒜头壶最大的特点就是壶口部有形似“多重蒜瓣”的凸出部。蒜头壶则是秦文化代表器物之一,随着战国末年秦统一天下,其形制传至各地方。蒜头壶作为酒器,使用功能较强,它们的颈部顶端往往有一个小孔,配有对应的青铜塞或陶、木塞,在盛酒时,可从小孔注入,后盖上塞子,酒便不会洒出,饮酒时则可以从曲颈的顶部开口倒出。
当然,新的元素也在原先的基础上得以被发明。同为蒜头壶,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的时候仅是一种储存酒或直接饮酒器物,当时蒜头壶垂腹稍圆。至西汉,蒜头壶腹多呈扁圆状,并迅速向“礼器”方向发展,而脱离实用器的范畴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到三国之时,荆州已然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沟通中原的交通要塞,也成为群雄逐鹿之地。诸葛亮在隆中答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这时的荆州,下辖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夏、南郡等八郡,辖境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
荆州城的每一个角落都悄然诉说着三国的硝烟与传奇——曹操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欲取荆州,同时东吴政权将荆州视作立国屏障,刘备更是把荆州视作“匡扶汉室”的理想之地,可以说谁取得了荆州,谁便夺得了天下。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对荆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荆州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度是曹操占据襄阳、南阳;孙权占据南郡、江夏;刘备则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和江夏的鄂县、夏口等部分要地。
荆州城郊四公里外有一处点将台和拍马山,相传是关羽镇守荆州时,临攻前,点将和拍马演练的地点。关羽曾北攻樊城,在沔水与曹军遭遇。关羽大胜曹军,沿街凯旋,百姓夹道欢迎,此街也由此得名“得胜”。
事实上,荆州与孙吴的根据地扬州地理关系密切,没有险峻的巫山和三峡作为屏障,同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交通便捷,因此联系也更为紧密。因此荆州早已在孙吴的战略中。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打败曹仁,夺南郡,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江陵(南郡治所)。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死后,孙权纳鲁肃之议,把自己所据部分(仅指南郡)“借”给刘备,于是刘备占有荆州绝大部分地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曹联合打败关羽。随着江陵失守,刘备借荆州计划趋于破产,从此以后,原来为三家所分隔的荆州,为曹魏、孙吴政权所瓜分,直到西晋一统天下。
孙吴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基础,而朱氏家族本身是江南著名的世族之一,朱然的舅父朱治本是帮助孙坚据守江东的开国功勋。朱然本名施然,原本是朱治姐夫施氏之子,初时朱治未有子嗣,而施然当时十三岁,朱治向孙策请求过继施然为嗣。朱然又与孙权为少时同学,结下深厚的友谊,因此当年轻的孙权接替孙策统领江东事务后,朱然被任命为余姚长,时年19岁,尔后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才华出众深受孙权赏识,在东吴军界是仅次于陆逊的二号人物。
即便朱然身长不足七尺(161cm),他的文韬武略颇为出众。朱然终日都以恭敬的态度生活,经常在战场上遇到急况能够大胆镇定地应对,卓绝过人。即使眼下没有战事发生,但每天早晚都严厉地击鼓,在军营的士兵都会身穿装备列队,以此举动迷惑敌军,令对方不知什么时候应该防备,所以朱然多次出兵都获得战功。
烽火连绵的时代,征战之余贵族也懂得如何生活。这趟旅途中,我们曾见赋诗饮酒、梳妆、对弈,也有驯鹰、出游,这些似乎都成了一种短暂避世的奢侈。
使用耳杯饮酒作赋是这时贵族们的一大雅趣。耳杯也称作羽觞,事实上也是由战国时期指称酒杯的“觞”演化而来,因其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如鸟之双翼,故名为“羽觞”,同时也逐渐世俗化称之为“耳杯”。为了进一步彰显其奢华的地位,这一耳杯以犀皮漆为工艺,将黄、赤、黑三色填入犀牛皮、虎皮,并附以鎏金铜釦的装饰。
朱然墓还出土了两件吴皮胎犀皮漆鎏金铜釦耳杯,杯口沿和杯耳镶鎏金铜扣,耳杯胎体为皮胎,正面髹黑漆,背面纹饰以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形成的花纹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吴皮胎犀皮河豚鎏金铜扣耳杯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女子用来盛放梳妆用具的容器为奁,这类漆器形式、功能多样,大体有圆形、方形和椭圆形三类。同时也有单层、双层和多子之分。多子奁即一个母奁中有多个子奁,不同形状的子奁用于盛放不同的梳妆用具和用品,比如白粉、油彩、胭脂、假发、粉扑、梳簏和茀。
对弈时,两男子分坐两边,中间置一棋盘,前有矮足圆盘,上置食物。自战国时盛行开来的博戏用具,主要由棋盘、棋子、骰子或箸组成。六博是一种掷采下棋的比赛,棋盘上有行棋的曲道。行棋之前要投骰子或箸,根据投的结果,决定行棋的步子。
驯鹰时,两位驯鹰者对坐,手臂前举,各架一鹰,中间置矮足圆盘,上置食物。驯鹰一般在室内,设置有门窗和屏风。出游者有时也会在山丘原野间骑羊漫游。
这样的场景也被记录在了饮食器中,贵族们的生活与之日常所见之物形成互文,经由工匠们精湛的工艺被复刻成生活的艺术。正如体现贵族生活的漆盘,工匠用笔简练,以流畅的线条描绘出贵族生活的闲适惬意,该盘用色讲究,层次清楚,完美地表现了三国时代吴地漆器彩绘的高超工艺水准。
这一时期,漆器在生活中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并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除饮食外,漆也用在制作质地坚硬的木屐上。这种木屐在汉代、魏晋盛行于中国。
轻舟已过万重山
东晋永和八年(352年),荆州定治江陵。南北朝时,齐和帝、梁元帝、后梁、萧统皆以荆州为国都。唐代的荆州是陪都,称“南郡”,与长安城南北呼应。晋室南渡及唐宋末年,人口大量迁入荆州,荆州成为了仅次于金陵的重镇。明清以降,荆州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
荆州境内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城市依水而建、人们傍水而居。有两条对荆州影响深刻的交通要道对荆州影响深刻,其一为水陆并行的荆襄古道,其北经襄阳可经略中原,南经长江可入湖广腹地;其二是长江水道,连接吴越与巴蜀。
唐时,武则天之父武士彟(577年~635年)一度担任荆州都督,唐朝第一大将李靖、玄宗时宰相张九龄均担任过荆州刺史,作为地方战略要地,荆州也便成了仕途升迁的重要中转站。诗人李白也对荆州心生向往,从重庆白帝城出发,只需一天便可走完约350公里的长江水路,到达荆州,果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
除此之外,荆州还素有“惟楚有才”的美名。被称为“宰相文杰”的张居正便是荆州人。张居正自小聪慧过人,是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六年(1540年),张居正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在隆庆年间进入明朝内阁时,恰逢内阁政治斗争,张居正对于朝廷的政治腐败和央地关系之废弛有了深切的体会。到万历初年起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此期间,为挽救明朝统治,在吏治和中央集权、边防和民族关系、土地关系、税赋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
面对百姓税赋沉重、哀声载道的问题,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虽然一条鞭法非张居正所首创,但结合张居正的各种财政政策,一条鞭法通过简化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赋役负担,使农民有了更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除此之外,张居正在任期间编纂了《帝鉴图说》,是供时年仅十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该书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圣哲芳规”,从正面讲述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为“狂愚覆辙”,从负面剖析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可见张居正的良苦用心。
我们的旅程也在感叹于张居正的励精图治和鞠躬尽瘁时接近尾声,旅途的最后一站在明城墙。据导游介绍,当时为确保荆州城墙砖的质量,下令湖北、湖南等地的各府、州、县烧造城墙砖,并实行城墙砖实名制,即各造砖单位负责人和窑匠、人夫的姓名均按照特定要求印在砖上,从各级政府管理、到具体烧制城砖的窑匠、人夫及基层组织者,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实名制管理责任体系。
我们留下匆匆一瞥,只见荆州城在夕阳中的古老剪影。
图片 | 汪天飏、翟德芳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王梓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