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统筹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原标题：黄群慧：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统筹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期间应“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对此，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黄群慧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0期）上表示，以往关于产业政策存在较多争议，但当前应超越“要”或“不要”产业政策的低层次争论，转向探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即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融合。具体包括产业政策制定如何依据技术发展生命周期确定不同重点，以及竞争政策如何与之协同。

黄群慧进一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到“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黄群慧表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表述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更具体、更明确的方向，反映了随着发展阶段推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原先强调以实体经济为支撑，旨在巩固实体经济根基，本次四中全会仍将其列为首要任务。经济韧性根本上依赖于实体经济，而制造业则是实体经济核心，工业与农业为其主体部分。四中全会突出了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核心的地位，意味着在实体经济整体框架下，进一步强调以先进制造业这个实体经济核心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

“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强调“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深意。我国的制造业门类齐全、增加值占比占到30%左右。“当前核心任务在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制造业正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及高端化方向发展，例如数智化与高端化相结合。在此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作为现代化产业支撑，符合发展需要。”黄群慧说。

从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到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保持制造业合理比例，是四中全会的重要要求与创新亮点。

黄群慧强调，从制造业比例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较快，存在“过快过早去制造业化”问题。但从制造业全球占比看，近些年我国占比持续上升。制造业这种国内占GDP下降和在全球制造业占比上升的内外“剪刀差”现象，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融合及制造业数字化，可能导致对制造业增加值的统计标准国内外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剪刀差”现象。

二、围绕技术成熟度统筹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着力点

黄群慧指出，产业体系建设在当前阶段尤为关键。

以往讨论产业政策适用性时，常基于工业化阶段进行动态分析：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产业赶超发展方向明确，尤其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时，产业政策作用显著；至后期接近后工业化阶段，产业前景不确定性增强，则更强调竞争政策，通过市场竞争筛选或试错机制推动发展。当然工业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并非单一政策取向，而是侧重不同。工业化阶段特征与产业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成熟度密切相关：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成熟度各异，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统筹发力点亦需差异化配置。

例如，未来产业若技术路径尚未明晰，需依靠大量民营中小企业进行试错探索，此时应强化竞争政策，鼓励创新活力；产业政策可发挥方向引导作用，如政府基金作为引导基金，而非大规模直接投入。新兴产业技术方向相对明确，需实现规模化发展时，政府应在产业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规模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引领作用突出，产业政策应聚焦标准引领及配套基金、转型升级基金推动。

对于研发投入，黄群慧曾建议能否在“十五五”期间大幅提高至12%，他坦言现在看五年内提升4个百分点难度较大。难点在于企业基础研发投入主要依赖政府投入，而国外企业基础研发占比较大。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加大基础研发投入，许多发达国家基础研发中企业占比达到50%以上。目前，企业基础研发投入仍显不足。

此外，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总体上，各方均应努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在技术创新定位上，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应聚焦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发挥行业龙头或产业链链主作用；现在央企管理的大批研究院所，应该逐步回归公益定位，强调行业共性和技术研发。

黄群慧还特别提到，我们常希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规模化，此过程虽有必要，但若对多数战新产业的产能进行补贴，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则很可能很快陷入“内卷式”竞争状态，这种产业的产业政策应转向限制对产能的补贴，更加强调对技术创新环节的补贴。

“当前有两方面政策导向值得强调：一方面，企业战略需从‘红海’转向‘蓝海’，通过创新寻找第二成长曲线。这意味着产业政策应更基于鼓励创新导向进行设计；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其创新方向应侧重于行业共性技术的定位，民营企业通过创新政策实现颠覆式创新。例如，DeepSeek在杭州的产生，得益于竞争性生态，而非国有企业或资源密集区域，此点凸显竞争政策的重要性。”黄群慧说。

三、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内卷式竞争”当前已成为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性问题。黄群慧认为，“内卷式竞争”不仅是微观企业间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例如，CPI持续低于今年2%和以前3%的政策目标，就与此现象直接相关。这次提出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基础制度、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执法、政府行为、资源要素市场“五统一”以及对内对外的“一开放”，应该说“五统一、一开放”对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内卷式”竞争会有关键的作用。

黄群慧强调，分析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地方政府是单独可以列出一方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一直以来，地方政府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以往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内卷式竞争”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现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统一地方政府行为，其意义在于实现全国效率最优、要素自由流动。如果地方政府仅着眼于本地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等促进经济发展行为尺度不统一，将影响全国整体效率。建设统一大市场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实际上界定了有为政府的边界。各地政府通过免费土地、补贴、税收等手段相互竞争，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黄群慧指出，这一点很关键，与“内卷式竞争”问题密切相关。

“内卷式竞争”成因复杂，涉及宏观、中观、微观多重层面。从大的方面看，制造业产能庞大具双刃剑效应：外需收缩的过程中如果转向国内大市场，庞大制造业产能相对国内需求过剩，这会引发价格下行与企业低价竞争。

从产业组织形态来看，除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影响产业供给与产业链布局外，“平台”对“产业链内卷”影响较大。实际上，与“内卷式”竞争相关的“产能过剩”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并非新问题，历史上曾经经历多轮，如上世纪90年代“产能过剩”，以及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的“去产能”任务。

“但是，本次‘内卷式竞争’呈现一个新特征，那就是‘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崛起作为创新成果与数字化成就，值得肯定和鼓励发展，但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却引发全链条内卷。这不再是单一的、同类型企业和同类型产品价格内卷，而在于整个链条内卷，即‘平台’主导企业挤压上游与下游价格，掌握定价话语权，涉嫌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黄群慧分析，传统制造业利润趋薄与平台利润高企直接相关，因平台掌控大量消费者，压降供应商价格。

此外，中小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大中小企业间竞争亦导致压价行为。这些从宏观、中观、微观三方的市场结构变化，引致企业诸如定价等竞争行为改变，最终影响绩效、利润与创新，“市场结构转变—企业竞争行为变化—企业绩效改变”形成“内卷式竞争”现象产生的基本逻辑。

黄群慧表示，政府作为重要主体，需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此推动未来产业、战新产业及创新产业的升级，这需要围绕高质量发展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地方层面应该制定个性化指标，不仅权重有所差异，地级市更应实施定制化考核指标，实事求是引导地方政府从惟GDP主义转向高质量发展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