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欧“赘婿”文学,得了2025年布克奖?)
当我第一次粗粗翻过获得2025年布克奖的小说《肉身》时,不免惊诧于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大卫·邵洛伊(David Szalay)从情节离奇程度上来说,几乎写了一个东欧版本的“龙傲天”逆袭“赘婿”文学:主人公伊什特万(István)15岁时,在匈牙利一座公寓楼中与母亲相依为命,勉强过活。命运的齿轮开始离奇地转动,他与同楼一位42岁的女邻居陷入懵懂的“情事”,他以为自己爱上了她,女人却开始推拒。当女人的丈夫找上他时,他们在狭窄的楼梯上相互推挤,丈夫摔死于楼梯底层。他被认定对这起死亡负有责任,送进了少管所。
从少管所出来后,他拥有了打架的本领,开始参与走私、打零工,在底层社会漂泊。为了挣脱命运的束缚,他参了军,但因伤草草退伍,之后继续靠打零工谋生,成为夜店保安、司机。直到他在伦敦成为富商尼曼一家的私人司机之后,他的命运开始了离奇的上扬。富商心脏病突发死去,妻子继承了大部分财产,继续为这一家人服务的伊什特万则“登堂入室”,从“雇员”转为“伴侣”,照顾孩子、管理庄园、处理生意,乃至陪同社交——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和奢华的生活,也进入了上流社会的内部。
然而,在邵洛伊笔下,一路经历颠沛流离、离奇逆天改命的伊什特万的形象,全不似情节同样夸张的短剧中“龙傲天”。后者往往在低谷时忍受一切糟践,内心独白却咬牙切齿,高峰时志得意满、吹嘘自己,衣锦还乡时必定对羞辱者一一讥讽“打脸”。
伊什特万在《肉身》中留给读者的,只有沉默。他沉默寡言,木讷而被动,几乎从来不倾诉自己的内心。小说以对话为主,而伊什特万的台词多为“好的”(OK)——据统计,这个词在书中由他口中出现了约500次。“OK”这个简短的词语,成了伊什特万面对生活一切变化时的口头禅,也象征着他情感的麻木与对“工具人”身份的无言接受。
“当一个人对一切都只说‘OK’时,那么实际上可能什么都并不OK。”《南德意志报》的文学编辑做了这样尖锐的评论。正如小说的名字《肉身》(Flesh)所示,伊什特万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困于自己“肉身经验”所打造的囚牢之中,“作为一具身体”,被动而疏离地接受巨变、“经历生活”。
邵洛伊似乎有意将伊什特万塑造成一个存在于书页中的“空洞”。读者只能透过邵洛伊笔下旁人的反应和只言片语,来揣测他的情感世界:我们不知道他何时落泪,直到某个场景中旁人让他别哭;我们不确定他是否悲伤,只能从邵洛伊留下的两整页空白书页(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著名作家罗迪·道尔激赞的史无前例的天才之举),推测他在默默哀恸。甚至他的外貌从未在书中明确描述,我们只能从他一直受到青睐,假想他并不难看。
在那些或高贵如《奥德赛》、或尘俗如“赘婿”文学的男性“英雄”叙事中,主人公们假借“金手指”之名,成为自由意志胜天半子的“爽文”代言人。《肉身》的主人公伊什特万截然不同。他并非出于自由意志与命运搏斗,从不肖想“争得上游”;“肉身”的本能是他行事唯一的依仗,很多时候是身体带领着他去行动。这让他看似在所有危机面前始终采取行动,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可靠”的男人。
在伊拉克战场,当他最亲密的战友被炸伤倒下时,离得最近的平民司机吓得一动不动,同车的其他士兵也因恐惧震惊而什么也没做,而离得更远的伊什特万却本能地冲了上去。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何能做到。然而,这样的“勇敢”成为了对他的折磨。他不确定自己是出于“对战友的情义”,还是生发于本性并被军队训练所强化的“在暴力面前由身体先动”的条件反射。
然而,他相对于行动的情感和意识的滞后乃至缺位,让他对自己的实际处境相当浑浑噩噩。当富商遗留下来的生意遭遇危机时,已成为他妻子的富商之妻陷于酒精之中排解压力,而他仍旧积极“行动”:见律师、找合伙人斡旋、调整项目结构。然而,他无法在语言、情感层面给予她恐惧与自责以任何宽慰和回应,而这正是他们婚姻走向破裂、最终他心灰意冷放弃一切的起点。
同时,“肉身”的欲望也将伊什特万挟裹,成为他命运的驱动器和其中暗藏的坑洞:少年时懵懂的爱欲追求,为他带来锒铛入狱的毁灭性后果;中年后对金钱地位的追逐,则让他迷失于纸醉金迷。
文学是人类欲望最直观的镜子,只是过往而言,越是世俗的文学,越倾向于倾发对其更直接赤裸的渴望。邵洛伊试图以一种真实又赤裸的方式,在严肃文学中直视爱欲和金钱这两大人类欲望。“金钱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力量……它以一种分配权力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他毫不掩饰地描写男性原始的生理冲动,也坦率呈现金钱在现代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在邵洛伊看来,小说不应回避金钱和身体这些世俗元素,恰恰相反,正是对肉体与物质的关注,才能更真切地刻画出现代人的处境。毕竟,生命本是一种“具身的体验”,在抽象的社会身份和理念背后,每个人终究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孤独地承受着命运的冲击,这是他在这本小说中着重关注的。
然而,《肉身》的后半部细细描绘的,可以拟仿鲁迅那个著名的嗟叹“娜拉走后怎样”,是“当‘龙傲天’得到了美女、财富、地位之后会如何”,这让它和世俗“爽文”泾渭分明。男性“爽文”的爽点,需要前期铺垫必定憋屈得让你咬碎牙往里咽的苦,才能服务到结局一朝翻身成为“人上人”的“爽”。低点有多低,距离高点的落差有多大,事实上决定了“打脸反转”的“爽”到底有多“爽”。但当你真的到了人生至高点之后,往后余生又该如何面对无法再次拔高的“爽”的阈值有盼头?又或者说,维持住这人生的至高点本就是最艰难的事情,只能耗尽心力却不断衰颓,从此以后钝刀子割肉的痛苦,是对一时之“爽”最绵长的审判?
伊什特万“达到人生巅峰”之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他虽然跻身伦敦上流社会,拥有娇妻和坐落在泰晤士河边的豪宅,但始终像个局外人那般,和他的新家庭格格不入。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频繁出入高级酒店与参与募款晚宴。然而,他依旧沉默寡言,举止粗粝,始终难以掌握富人圈层的微妙社交规训。在爱马仕门店,妻子坚持要给他买一条领带,他只会一遍遍地说“不,谢谢你”,退到店门口附近沉默地站着,就像他做司机时那样。即使她将橙色礼盒塞到他肩头旁,他仍“犹豫着要不要接过来”。继子则讨厌他、漠视他,最终拒绝见到他,这最终宣示了他的“伦敦时代”的彻底告终。
小说结尾,年迈的伊什特万带着满身创伤回到了匈牙利老家。富贵如过眼云烟,他只剩下内心的荒凉与落寞。他在镇上新建的购物中心里,应聘一家大型连锁电器超市的保安。面试时,店长看着他简略写着“在英国工作了几年”的简历,问他之前做什么工作,他只说自己经营过一家小型住宿服务公司,在疫情期间倒闭,只能回到匈牙利。店长并不信任他的这个答复,但因人手短缺,最终雇佣了他。与此同时,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去世。葬礼之后,他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抽了一根烟,那正是他15岁杀人之后抽第一根烟的地方。他站起身,走回母亲留给他的那间公寓。从此以后,他一个人生活。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就像邵洛伊特意不给伊什特万的发家以任何有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的解释那样,他对伊什特万命运的急转直下,也没有抽丝剥茧地分析。他只是把他从伦敦丢向了匈牙利。实际上,邵洛伊试图暗示的是,匈牙利穷小子伊什特万从寄居在家乡廉租楼中一无所有,到从伊拉克战场死里逃生,再到入主伦敦百万富翁豪宅,不过是被时代浪潮裹挟前行中偶然的必然。战争、移民、经济失衡、全球化进退,所有这一切都潜伏在故事背后。全球公共世界那些潮起潮落、伊什特万无从左右的“大事件”,才是催动他命运的真正“翻云覆雨手”。《肉身》贯穿了伊拉克战争与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繁荣。前者让伊什特万身心俱伤,后者让富商因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浪潮先是暴富后是破产。
这种解释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邵洛伊早已着迷于呈现私人领域掉入公共事件震荡夹层中所造成的错位。他的主人公们往往沉溺于私人的孤独与欲望,而外部的公共世界滚滚向前,二者既彼此隔绝又暗暗碰撞。他2018年出版的小说《动荡》更偏重于公共事件,由数个短篇构成,讲述几位不同国籍飞机乘客的故事。他们背负着不同的时代创伤,有人恐惧飞行源于“911”余波,有人债务缠身因全球经济失调。他入选2026年布克奖的小说《人不过如此》则更偏重于私人领域,写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男性的故事。他们中有贵族、学者,也有保安;年龄从少年到暮年,表面生活千差万别,内里却同样局促狭隘,陷于爱欲和金钱的困扰。
《肉身》则是他所呈现的这种私人领域与公共事件错位的集大成者,正如尤瑟娜尔终于敢提笔写《哈德良回忆录》时所言,“准确的距离”被找到了。作为“后全球化时代”的标准精英之一,匈牙利裔的邵洛伊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幼年随父母辗转黎巴嫩,因内战迁往伦敦,在英国长大,入读牛津大学,辞去白领工作后又移居匈牙利专心写作。《肉身》的主人公伊什特万,恰似他的平行分身,出生于匈牙利底层,成年后闯荡伦敦上流社会,最终又回到故土,人生轨迹与作者同样横跨欧陆东西,这让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
而后全球化时代所有人所面对的,那种瞬息之间洞悉全球公共大事件却无能为力、能够跨越大洲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却支离破碎的人生,也在邵洛伊的书写中获得了某种史诗性的连贯:在持久的共同世界空前不可能的时代,人们不过是在共同经历同一种对“不可言说的意义”(这正是《肉身》的德语译名)的剥夺。人类所面对的孤独、漂泊与命运如出一辙,无论对精英还是底层皆然。
阿伦特在阐述“私人领域”这个词时指出,“私人”(privatus)一词在拉丁语中带有被剥夺(privation)之意。当人在不可控的公共事件中漂流如浮萍却被其掌控命运,这意味着其实被囚禁在自己“肉身”的囚牢中过一种“完全私人的生活”。正如阿伦特所言,过一种“完全私人的生活”,意味着“被剥夺了对真正人的生活来说本质重要的东西”,“赢得某种比生命本身更持久之物的机会”。这正是伊什特万“仿佛不存在的一生”的悲剧根源,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以“龙傲天”“赘婿”文学为主题的短剧饮鸩止渴般盛行背后真正的时代症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