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居民从哪来？他们纪念的是哪位蜀王？

（原标题：第一批居民从哪来？他们纪念的是哪位蜀王？）

文博时空 作者 毛玉婷 五千年前，一系列远古文化在成都平原交叉绽放。他们中，到底是哪批人率先抵达三星堆，勾画出三星堆的最初面貌？后来，又有哪些人融入，改变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后世人描绘的蜀王，是否能够在平原找到踪迹，他们是否参与创造了三星堆？

墓葬的发现可以帮助解答这些疑问，但至今在三星堆古城发现的都是不埋人的器物坑，考古人心心念的王陵并未出现，所以仍是迷雾重重。

巴蜀文化脉络

目前，川中最早的文化痕迹发现于山地区域，现隶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

距今大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期时代，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先民在营盘山活动留下遗址群。他们的文化特征接近中国西北地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两个地方的人都种植小米（粟、黍），用着相同的制陶手法，不约而同地在高领陶器的肩、颈、腹部留下粘接痕。

大概在距今4900年，部分古蜀人从西北高原而下，抵达成都平原的德阳什邡，创立了“桂圆桥文化”。在这个靠近山地、相对较高的地区，他们延续旱作农业，继续种植小米。

后来，部分古蜀人向成都平原西南部迈进。在多河流、沼泽的环境里，他们开始学习种植稻米，越发适应新环境，深入至平原腹心，在今天的成都、都江堰、崇州一带，建起古城群，形成定居村落，修筑起规模宏大的标识性城墙，形成“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中的稻米种植、城墙修筑现象，普遍被认为是向长江中游文化的学习。以两面堆土的方式修筑城墙，是主分布在湖北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特别印记。

营盘山遗址——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串起成都平原的最早文化链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考古队时任队长赵殿增认为，距今4500年前后，有一支因尧舜“征三苗”而被迫西迁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人群，最早从长江中游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与本地原有文化结合，形成了“宝墩文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江章华认为，岷江上游先民迁入成都平原时，最初只会种小米，主要活动在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山地相对较高的边缘地带，人口少，聚落小。到了宝墩文化初期，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而成都平原多水环境本就适宜于种植水稻。随着对环境的适应，人口逐渐增多，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区移动。到了宝墩文化的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出现了大量密集的聚落。由于水稻的种植，食物的保障，带来了人口的增长。聚落密度的增大，带来了群体间的相互竞争，促使群体间的整合。

第一批三星堆先民来自何处？

考古发现却和远古文化的诞生调了个时间顺序。

1929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次被发现。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一些学者识别出遗址中堆叠着不同类别的文化痕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提出，需将三星堆处在石器时代数百年的文化与后来的文化分开命名。

1995年，随着宝墩文化的发现，与三星堆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对应上。考古工作者发现，宝墩人制作的陶器通常是整体器型简单，更加注重装饰。其纹饰丰富，以绳纹为主，水波纹、平行划纹为特色，还有各类附加堆纹、弦纹等，口缘还会做成花边。

三星堆一期阶段发现的陶器型多为平底，有少量圈足器，多宽沿、大翻领，还出现了花边口绳纹罐这种典型的陶器，这些面貌都与宝墩文化接近。

江章华等学者将三星堆第一阶段界定为距今4500年至3700年间的800年，认为其归属于“宝墩文化”。此后，多位学者也用并列的方式将此阶段称为“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

就在三星堆的起源快达成一致时，2009年，桂圆桥遗址被发现。

赵殿增说，他过去也常使用“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但总感觉二者仍有一定的差异。近年的研究，令他倾向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他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上限年限不是距今4500年，而是距今4800年，对应的前身或许是“桂圆桥文化”。

他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比了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从主食来看，前者先民先以粟作为主，后来才出现稻作；而后者是较连贯的稻作文明。前者的城市面积比后者的更大，建筑更密集，文物更丰富，但却一直未像后者居民那样修筑城墙。

他进一步梳理了整个三星堆遗址上的人群迁入脉络：粟作的“桂圆桥文化”人群于4800年先来到三星堆，后又吸收了“宝墩文化”的因素，开始建筑城墙。当时四川盆地可能尚未产生统一的政权，后来在成都平原的南北两地，逐步形成三星堆与宝墩两个大型中心聚落，二者可能分属于不同族。 

在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又一批三苗人，可能受到大禹第二次南征的驱使，经由长江三峡地区来到三星堆遗址。

距今3500～3000年前后，可能是最后一批三苗人的后裔再次来到三星堆古城，将从中原地区学到的先进青铜器铸造技术、三苗人比较成形的神权国家形态传播至三星堆，与原有居民的自然、祖先崇拜结合，创造出神奇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古蜀文化的主人

“诗仙”李白的绣口，不仅吐出了半个盛唐，还吐出了三星堆的蜀王记。一句感叹“蚕丛及鱼凫（fú），开国何茫然”，托出的两个人物，现被普遍认为是三星堆的两代蜀王。

古蜀文明目前尚未发现确信的文字材料，汉代文学家杨雄依据只言片语的古老传说，整理形成了《蜀王本纪》一书。据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常璩《华阳国志》中《蜀志》所记载的蜀王事迹，也与其略同。于是，五位蜀王的传说，广为流传。

最早的蚕丛，也是唯一有记载外貌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尽管外貌描写只有三字，但却特点突出——“其目纵”，即眼球突出。

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面具、人像，多有一双又大又长的菱形眼睛，甚至有呈圆柱状向前伸出者。文物的突出特征，对应着古籍记载，因此，蚕丛被普遍认为是三星堆遗址的最早主人。

接着，有学者认为，数百年后，王位传承至“鱼凫氏蜀王”，三星堆遗址也步入其主体阶段——“三星堆文化”时期，他们把“蚕丛氏蜀王”尊为直系祖先，将其形象“纵目人”奉为祖神。

三星堆文物中有诸多鱼鸟纹饰、鸟身像：三星堆金杖上的鸟、鱼花纹，大型神树上的青铜立鸟，这被认为象征着“鱼凫”王，是其族徽、图腾。

在三星堆的动物造型中，鸟是最为特殊的一种。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具有鸟的造型的小铜像很多并不是简单的独立艺术造型，而是作为青铜神树或铜供具的组成单元，具有宗教与信仰层面的象征意义。

鸟在诸多古史神话中都会与太阳联系起来，成为“太阳神”的象征之一。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青铜鸟的形象，往往就被解读为“十日传说”，九只鸟代表九个太阳，剩下一日则已经升上中天。

由于树顶已经损毁，不知道是否在顶部另有一只青铜鸟来代表这个正在“值班”的太阳，学者们认为这就对应着《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三星堆文化的鸟与其他动物还有一点相异，其形象在不少场合已经抽象化为图形符号，具有平面装饰艺术的意味。

这一时期，一种典型的陶鸟头勺在三星堆大量发现。勺把的鸟头造型，有着弯弯的勾喙，与鱼鹰极为相似。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古蜀传说中以鱼凫为族名、族徽的鱼凫王朝有关，鸟头勺可能不仅是生活用具，还是祭祀礼仪用品。

后来，搬到金沙“十二桥文化”的主人，被认为是杜宇氏蜀王。

巧合的是，殷末周初以后，前一阶段常见的鸟头形把勺基本趋于消失，小平底器逐渐被尖底器取代。有学者推断，鸟头形把勺代表着鱼凫氏时期的文化，其废弃消失，恰说明了鱼凫时代的结束，杜宇主蜀时代的兴起。

再往后，“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被认为是最后一位蜀王——开明氏时代。此后，蜀地融入中华大一统的版图中。

蜀王的传说虽不是信史，亦可作为一种理解古蜀文化的方式。近年来，学界也广泛接受将记载蜀王传说纳入考古研究中。

图片 | 杜广磊 毛玉婷 张磊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王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