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的祖先

周泽雄

一

在非洲斯瓦希里语里,死者被分成两类:“撒哈”(sasha)和“扎马尼”(za-mani)。“撒哈”指去世不久、还活在人们清晰记忆中的故人,他们会因活人记忆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个性风貌;“扎马尼”指那种死亡已久、没有任何活人记得其音容笑貌的死者,他们要么归于岑寂,要么评价变得固定。

这个分类很有意思,可以刷新对故人世界的认识。

对照这两个词,成语“盖棺论定”变得粗疏了,我们恍然惊觉:“盖棺”与“论定”不是一回事。世之所谓“论定”,通常不是由于人们泯灭了分歧、形成了共识,而是他们失去了评论某位死者的能力或兴致,死者归于尘土,不复有人评论;或虽有评论,但不具争议性,他们成了“扎马尼”。“盖棺”这一过程仅仅意味着,死者不会与你争辩,而活人仍可能聚讼纷纭。通常,“撒哈”总会因人而异,一位被世人尊为国学大师的人物,在儿子记忆中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徒,或相反,儿子记忆中无所不知的博学慈父,在亡父同僚记忆里只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市井俗物,这都是可能的。

死者地位不同,成为“撒哈”的能力或拒绝“扎马尼”化的能力,也有不同,不见得以是否还有活人记得其音容笑貌为转移。死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按理早已是铁板钉钉的“扎马尼”,但仅在上世纪的中国,就经历了各种大起大落,时而被打碎砸烂,时而又高悬天宇,比任何新逝者都更像一个“撒哈”。那当然是因为后人各怀异心,把孔子视为一个随意抟塑的道具。

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孔子”,即那种可以替本民族增加文化说服力和民族自豪感的堂皇祖先,为了满足后人欲壑难填的民族自豪,这类祖先往往无法替自己的功业做主,被迫接受后人的塑造。他们是一群镀金的先人,披着未必合身的服饰,散发着连他们自己都有所畏惧的光彩。有时,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出生地都无法决定,只能任由后人嚼舌,比如,古希腊时期就有七个城市声称是诗人荷马的故乡。总之,为了所谓国家正义或民族使命,这些祖先必须脱离“扎马尼”属性,与时俱进地表现出“撒哈”式活力。由于这些祖先生活的年代往往缺乏可靠完整的史料,把他们神化也就不是什么难事。

好为惊人之语的俄国文学评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写过:“历史也有失眠,应该珍惜这种失眠,因为它能够杜撰我们,虚构我们,把我们摆到一种新的境地,反复研究我们,好像反复读一本书。”我们看到的情况刚好相反:历史不是失眠,先人的长眠每每被刻意打破,以便遭到“杜撰”的祖先能够“虚构我们”,说出后人需要的台词,就此而言,诗人北岛的著名诗句,倒适宜描摹这种历史的天空: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二

我是在美国退休教授詹姆斯·洛温的书中撞见“撒哈”和“扎马尼”的,他写过一本令人惊讶的书《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该书缘于作者走访美国各地景点时的发现。洛温看到,“在美国各地,路标、纪念碑、城堡、船舶、博物馆,都在歪曲历史”,错误无所不在。他为此写下了《谎言遍布美国——我们的历史景点中的错误》一书,随后又意识到该种错误并未局限于旅游观光景点,美国文化中的历史造假现象已然是一种体制性存在,有着文化上的必然性,尤以中学教科书为最。

这位倔强的老教授决意冒犯美国人的民族自尊,他从美国各州的中学历史教材里挑选了12本使用广泛的教科书,逐一比较,对其中蓄意违背美国历史的内容,择要加以揭露。在他辅以扎实论据的犀利笔端下,我们愕然发现,美国中学历史教材中的历史真相,不见得比童话更多——或如作者所说,教科书“让我们远离了历史事实,进入了神话的境界”。展示真相的正当目标被广泛地让位于教化需求,历史教科书中充斥着不安分的前贤,他们原该以坚实沉稳的“扎马尼”形象示人,却纷纷表现出“撒哈”式活力,用各种虽不符合史实、但合乎美国英雄标准的虚构形象和莫须有事迹,来安抚美国学子,以便其幼小的心灵不致被扫兴的史实早早导向哗变。一片镀金的虚假天空,一个个“弯曲的倒影”,构成了学生的学习内容。

强调阅读上的“惊讶”或“愕然”,是因为洛温教授揭露的问题与人们之前的认识出入甚大。因为,虽然我们对教科书中的造假现象并不陌生,也知道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这么干,但美国通常会被视为一个反例。

首先,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非常年轻,建国不过200余年,这使得它不存在一个任由不确定的神话传说随意涂抹的悠悠前朝;美国人无法像其他古老民族那样,可以借助《圣经》或古代传说,为自己的先祖增光添彩。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博士当年替本民族的混沌性辩护时,曾声称:

嘲弄一国国民的历史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的经历,甚至是没有任何记录的最落后的非洲土着的经历,也都是经上帝自己的手所写的、人类的共同历史的一页。就连那些已经灭亡了的种族,也是应由独具慧眼之士去辨读的古代文献。对有哲学头脑而且是虔诚的心灵来说,各个人种都是上帝写下的符号,或黑或白,就如同他们的肤色一样,可以清楚地探寻其踪迹。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话,那么黄色人种就是用金色的象形文字写下的珍贵的一页!

不管是否认同上述观点,反正,美国人无法把自己的祖先上溯到上帝或“金色的象形文字”上,构成美国历史的文献资料一直是丰富可靠的。如果仅将美国人的历史溯及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1492年(大多数美国中学教材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哥伦布的探险船已经航行在文艺复兴时代了,哥伦布本人的日记、当年的航海日志以及大量航海家、观察家写下的文字,都会使哥伦布的事迹变得真实明晰。简而言之,对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把哥伦布写得像《圣经》里的犹太先知那样扑朔迷离,是不可思议的。

美国建国前后的历史也是如此,虽然历史学家永远不会嫌资料太多,但已有资料至少可以确保将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的每位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说得八九不离十:华盛顿不可能像古罗马的创立者罗慕洛那样,被说成是由一头母狼养大的;具有哲人气质的托马斯·杰斐逊,其死亡场景也很难被说成像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那样,“以一颗燃烧的魂灵,一头扎入埃特纳火山,把自己整块烤蒸”。实际上,关于杰斐逊的死亡,后人知道得恍如亲历:他只比另一位国父约翰·亚当斯早去世四小时,其中唯一称得上神奇的地方是,两位总统双双死于1826年7月4日,那天正好是美国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其次,美国是一个从宪法层面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无权固化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无权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观念斥为异端。进而言之,这种制度甚至都不能理所当然地产生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美国极具声望的霍姆斯大法官当年在“吉特洛诉纽约案”中发表过一份异议,为某个“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为迎接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奋斗”的被告进行辩护,他的观点当时虽然没有产生司法效力,若干年后却得到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各界人士一致认同,他写道:

有人说,本案中的宣言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煽动。事实上,每一种思想都是一种煽动。思想本身就会提供一种信念。因为唯有相信它,才会照着它去行动;除非它被别的什么信念所取代,或者在采取行动之初,即因缺乏影响而告夭折……从长远来看,如果宣言中传达的信念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接受,那么此时言论自由的唯一价值就在于,给它一个机会,让它们得以表达。

多么强悍的表达!依据这种认识,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教科书作者会慑于某种外力而被迫表达一个与史不合的观点。霍姆斯大法官还是“思想市场”理论的创立者,依据“思想市场”的原理,公民会自发形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他们擅长对进入“思想市场”的任何观点进行辨析、审核。因此,只要“思想市场”处于良性运转中,洛温教授提到的那种蓄意伪造历史的现象,几乎难以存活。因为,对谎言构成有效反驳的文献资料,既未被人蓄意隐瞒,也未被官方宣布为研究禁区,任何一位对自身的学术声名有所顾惜的作者,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教科书里公然撒谎。既如此,弥漫于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谎言,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如果我们无法在不良动机里替教科书作者找到撒谎理由,我们就可能在善良动机里找到它们。实际上,自以为动机纯良,往往构成可怕的怂恿,足以让人在学术上颠倒黑白。动机的良善不仅会遮蔽行为的丑陋,还会让执笔者无视自身的学术良知。当教科书作者意识到祖国的未来正因自己的曲言讳笔而身心玲珑地茁壮成长时,他一边指鹿为马,一边还觉得笔端铺满霞光。

三

试以作者着墨甚多的哥伦布为例。使哥伦布的事迹走向伟大和崇高,美国早年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难脱干系,他于1828出版了三卷本的哥伦布传记,其指导思想是:“要警惕有害的学问侵害伟人的英名”。这虽然是一句反历史的陈述,却好像得到了朝野内外的认可——至少,学界的声音被淹没了。洛温教授写道:

1989年,乔治·H.W.布什把哥伦布奉为国家的典范:“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不仅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而且为我们所有的人树立了榜样,告诉我们通过坚持与信仰可以取得彪炳史册的成就。”专栏作家杰弗里·哈特甚至说:“诋毁哥伦布就是诋毁人类历史上以及我们所有人中间的有价值的东西。”

最令人无法抗拒的,就是此类高张的意义,它们仿佛一张谎言的特许状,足以喝退真相,使历史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姑娘”,或如小威廉·F·巴克利所说,使历史成为“胜利者的诡辩”。由于华盛顿·欧文那部以关爱“伟人的英名”为特色的传记“至今仍影响到中学教师和教科书如何讲授这位‘大航海家’,因此,不足奇怪,英雄化从我们手中盗走了哥伦布一生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只留下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洛温教授概括了美国教科书里对哥伦布事迹的通行写法,内容如下:

哥伦布装备了三艘可怜的小船——“尼娜号”、“平塔号”和“圣玛利亚号”,从西班牙出发。旅途是艰险的。在陌生的大西洋海域,船队航行了两个多月。最后船员几乎哗变,甚至有人威胁要把哥伦布丢进大海。最后,在1492年10月12日,他们达到了西印度群岛。

哥伦布后来又进行了三次到美洲的航行,但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没有得到赏识,在贫困中默默死去。然而,如果没有他的勇气与胆量,美洲的历史将是另外一副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使一切变成可能。

接着,洛温教授明确告诉读者:

不幸的是,在这种传统的描述中,几乎一切都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无证可考的。

洛温教授的具体分析,且略过不提,感兴趣的读者请自行拜读原书。作者提到教科书作者的若干编造戏法,却颇为有趣,不忍割爱。

一些作者为了说明哥伦布航海的缘由,无中生有地虚构出当年的群体心理,道是“人们的好奇心不断增强”,仿佛当年有学者“衡量过1492年西班牙人的好奇心水平”。一些作者不惜将与历史真相正好相反的事实,作为哥伦布航海的背景,如强调当年欧洲人口的增长。事实上,由于黑死病的影响,“比起13世纪,15世纪的欧洲人口更少且更贫穷”。相同例子还有:强调“可恶的土耳其人切断了香料贸易”,声称“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与东方的所有贸易全都停止了”,事实却是,早有学者指出,“土耳其与开辟通向印度的新航路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土耳其人有理由去保持地中海以东的古老道路的通畅,因为他们要从中赚钱”。更滑稽的一个表述是:“一些教科书甚至用新教改革来解释这一问题,虽然新教改革要比1492年晚25年才开始”,那就好像说“戊戌变法”是受到“五四运动”的推动。我们不得不感叹:过于强烈的宣传欲望,足以让人丧失理智。

丧失理智的做法当然并不多见,教科书作者更拿手的戏法,是活用省略术,使谎言看上去不那么明目张胆;一旦被人揪住,也好预留退路,因为,单单“限于篇幅”四字,即可构成无穷借口。比如,对哥伦布与美洲奴隶贸易的深刻关系只字不提,好像那件事无关紧要;郑重指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命令美国军队从拉丁美洲撤离的人,却“省略”了威尔逊总统同时也是下令出兵干涉拉丁美洲的那个人;对美国英雄海勒·凯勒的描述止于其青年时期,以便突出她身上的“人道主义者”主题,避免谈及她日后成为“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曾经对俄国革命“大唱赞歌”的内容。

在另一些地方,教科书作者又假装无知,好像他们对史学界的结论一无所知,如津津有味地谈论贝琪·罗斯“为华盛顿设计并且缝制了第一面美国国旗”的故事,哪怕该说法早已被学界认定为编造,仍不能阻止它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教科书上。关于一位银匠曾“策马星夜报信,打响了‘莱克星顿枪声’”的传说也是如此,它虽已被学者证明为查无实事,但由于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属于有用的谎言,遂被作为信史强行塞给学生。

洛温教授总结道:

总之,教科书作者们塑造了一个英雄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它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样,完美而不带任何瑕疵。这种做法只会把教科书变成一本本反公民手册——要求顺从的手册。

四

话分两头,那些自以为会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也会主动虚构自己的身后光环,他们即使扯一些糗事,也只是如乔治·奥威尔所说,“只有披露了某种糗事的自传,才值得一读”。奥威尔甚至认为:“任何人的生命,如果从其内部视察,都不外乎一系列的失败。”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同样认为:“大人物……照例都是通过一种虚构的个性而广为人知。因此,一个老生常谈也不无道理:仆人眼中无英雄。在仆人和私人秘书看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常常沉溺于自我虚构。”

这方面的例子无虑其多,以至阅书无数的钱锺书,对传记一直持警惕态度,他早年曾假借魔鬼口吻数落道:“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保罗·约翰逊提到萨特“一向不太尊重事实”,还举出萨特母亲的话作为证据——萨特母亲读完儿子的自传体文本《词语》后深感不安,评价道:“保罗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某位作家曾信奉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你要忠于现实,就以说谎开始。”

文艺复兴时期名着《十日谈》的第一个故事里,提到一位恰泼莱托,他“在临终时编造了一篇忏悔,把神父骗得深信不疑,虽然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却被人当做圣徒,被尊为‘圣恰泼莱托’。”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提及一位同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他的特点是:“经常讲述著名人物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尽管不断更改,听起来却令人十分信服。”就是说,他随心所欲地编造名人故事,而他本人的地位及叙述才能,又在为这份编造加盖印戳,使其变得可信,从而搅乱历史。

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谴责一些美国记者的非职业行为,他表示:“许多记者的最高忠诚并不是奉献给那些向他们寻求信息的读者或电视观众,而是去保护他们在各种理由之下所代表的群体的形象和利益。”听上去与那些教科书作者无异。这些记者的信笔涂鸦当然会造成历史的紊乱,使得有些名人可以无需努力就获得过甚其词的赞美,另一些名人则不得不替自己不曾做过的丑事担责。后一类人物可以两位倒霉的美国总统为例,一个是赫伯特·胡佛,他被谴责的内容,恰恰是他本人所竭力反对的:“比如说,虚构的胡佛只关心富人——然而针对富人的税率却被真实的胡佛翻了两倍多,占据了他们收入的一多半;虚构的胡佛对普通劳动人民无动于衷,但真实的胡佛却作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脑而被加以表彰,因为他在大萧条期间努力让工业系统不去削减工人的工资。”另一个倒霉蛋是哈里·杜鲁门总统,记者们曾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嗓门有些大的杜鲁门描摹成一个“仅比乡下佬稍多那么一点点文化素养的人”,事实上,杜鲁门却是“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他的阅读内容包括大部头的厚重书籍,如修昔底德以及莎士比亚的著作。他是‘一位能用古拉丁语欣赏西塞罗著作的总统’,当弗雷德·文森大法官引用拉丁文的时候,杜鲁门能够指出其中的错误”。

对此,洛温教授只能怯怯地提出建议:“说谎与忽略都不是正当的方法。方法是有的,那就是:给任何年龄段的孩子讲授真相。”这个建议永远是正确的,但想象它会得到遵循,又失之天真。而我们能够做的又仅仅是:重申这个建议,并且记住,无论一种理由听上去多么合理或正义,只要它试图让人付出扭曲真相的代价,就坚定地把它判为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