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 及全球经济合作

语言是有魔力的。自去年9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谎言的艺术》一文首次提出“后真相”一词,这个词汇如施了魔法般迅速传遍世界,尤其是在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后,其能量进一步放大。

话说日前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内容,是在会议召开前夕,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发布的一份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为主题的90页长报告。这三个“后”字词,立即成为全球各路媒体的高频词,也成为本届慕安会的重要议题。

抛开安全领域不说,考虑到今年的国际形势,不仅让人思考,“后真相”时代,在全球经济领域谈合作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首先,有必要简要探究一下“后真相”一词的定义、成因与影响。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时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正是“后真相社会”的代表。作者给其下的定义是:在这个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

在“后真相”世界,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谎话、流言、绯闻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相信彼此,如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信息。

国际舆论另一巨擘《纽约时报》则将“后真相”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

传播学家发现,当人们习惯于不正经、不老实的去接受、认知各种信息的时候,人们对信息的诉求变了。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专业散播谣言和假新闻所谓“内容农场”。另一方面,会有相应的回声桶效应:就是人会看跟自己取向相同的消息而忽略甚至不看与自己价值观取向不同的消息。人们就像蚕蛹一般,漂泊在谎言的海洋里,无所依靠,越来越蜷缩进小小的“信息茧房”之中。

考察“后真相”时代出现的原因,也许首要原因在于人性本能。早在“后真相”一词被创造出来N多年前,哲人早已说过:人类总是看见自己想看的东西(You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传播学承认,真相从来都只能是被无限接近而难以真正达到的。

除了人性,科技发展是“后真相”大行其道的最大推手。智能手机早已是现代人的肢体组成,“随时在线”、“移动社交”,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处理各种移动信息,同时,自身也成为被信息处理的对象。

在社交媒体时代,“后真相”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真相。

后真相时代要警惕两个危险倾向。

一个是世界的泛娱乐化。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有名言:一切都在成为娱乐业,甚至政治也在成为娱乐业。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前沿的判断,到今天已经属于常识。特朗普的上台深刻表明,政治的确不再是严肃的精英人士游戏,而是娱乐化的,选民“用脚投票”成为正常。某种意义上,公共政策的严肃意义与尊严感被动摇,更不必说神圣性与高贵特质。美国国会议员韦克斯曼曾着述称:政治对他而言是一种“高贵的召唤”(noblecalling),不知这位议员现在是否也对这样看法表示怀疑。

另一个危险倾向更令人担忧,那就是“后真相”这种强力标签对科学精神的动摇。科学精神是西方知识体系建立的基础,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源动力。而“后真相”的重要支柱是“情感”,其重要特征是飘忽不定的。特朗普的当选说明,那些建立在长期的所谓科学研究与经验基础上的民意调查,最终都完败社交媒体中隐藏不露的情感暗流。很多缺乏理性的个体的后真相式判断,汇集而成了改变世界的惊涛骇浪。这让人忽然想到不久前上映的魔幻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当中有一个叫“默默然”(obscurus)的角色,不可解释,容易失控,却有巨大的破坏力。

说到此,再来谈谈全球经济合作的问题吧。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由于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整个世界经济呈现高度不确定,尤其是美国与欧洲等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的幽灵早已徘徊在世界经济的上空,随时可能俯冲而来。

全球经济合作中,各国彼此的焦虑与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合作的连续性被打断。原有的一些全球经济合作面临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以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动引领全球加强金融监管,带头设立了监管高标准,按照时间表应当在今年初就形成国际共识,并予以推行。然而,特朗普的上台中断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进程。一个显著事件就是负责金融监管的美联储理事塔鲁洛不久前愤然辞职,离其任期结束还有约五年时间。美国新政府的“去监管”取向令国际金融监管失去合作之“锚”。而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目前尚无法接替在这一领域引领形成全球规则共识的角色。

眼下的威胁在于,各方可能会放弃对全球一致监管规则,从而防止监管套利的共同追求。这对全球金融稳定绝不是个好消息,过去9年来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努力面临尴尬困局。

再扩展一下,全球经济其他领域的合作情况又会怎样?现在设想也许为时尚早。“后真相”时代的全球经济合作,会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吗?也许,它的关键词还是娱乐与不安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