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地图背后文学般的情节

曹凯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泰国西部是英属印度的缅甸,东部是法属印度支那,南面是英国势力范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泰国与周边国家边界线也在这一时期最终确定下来。泰裔美籍历史学家泰国学者通猜·威尼差恭指出,泰国的“国家地缘机体”也在这一时期确定下来。

不过,这一过程似乎并不简单。通猜在《图绘暹罗》关注的就是泰国的国家地缘机体历史,显然也深受本尼迪克特“想象共同体”理论影响。他的故事起始于19世纪早期,中南半岛的东南亚政治实体当时处在朝贡体制中。这一体系不只是越南、泰国、缅甸向清朝朝贡,半岛内部有更复杂的朝贡依附政治关系。

夹在泰国、越南间,柬埔寨同时向两国朝贡。不同派系各自以两大强国为后援展开博弈,大国也乐意利用内斗干预其内部事务。1811年,越南国王写信给泰国国王称,泰国是柬的“父国”,越南则是“母国”,应共同维护秩序。

泰国、缅甸一线南北也有一系列小型政体。泰国宣称对马来半岛的吉打、霹雳、登嘉楼、吉兰丹等自治小型政体拥有主权;马来统治者曾向泰国朝贡,借其制衡荷兰和缅甸的干预。随着英国殖民者到来,吉打18世纪末开始割让多块土地给英国,希望英国助其制衡泰国。

这种朝贡政治一度让西方殖民者糊涂。英国人租借吉打州土地,曾担心其宗主国暹罗干预。不过,暹罗并没有干涉,继续索取贡品,在19世纪初至少两次出兵干涉吉打内部事务。

吉打统治者的骑墙行为,在东南亚本土似乎并不稀奇。连片村庄和足够的人口,一定武装力量,拱卫着少数中心城镇,就是一个小型自治政体。小型政体之间相互是姻亲或同族关系,同时火并不断。

为了避免被吞并,小型政体向大型政体朝贡。大型政体内部也未必稳固,可能是依靠武力征服和朝贡关系笼络起来诸多小型政体的联盟,一有变故或将分解。

泰国或许就起源类似政治实体。素可泰王国虽然最终融入泰国大城王朝,也曾长期向缅甸、大城王朝朝贡。直至19世纪初,泰国北部兰纳在大国夹缝中,世袭领主维持自治已达数世纪。

大国宣称拥有小邦主权,小邦骑墙维持自治,合纵连横,波诡云谲。泰越之间的老挝当时存在琅勃拉邦、万象等诸邦;外围还有西双楚泰、华潘、勐天等小型自治政体,甚至被迫效忠三个以上宗主国。泰国声称拥有上述地区主权。不甘人下的老挝诸邦则向越南朝贡,借其制衡泰国。多重主权是长期政治军事博弈的结果,一城一地短期归属在这里不重要,地理区隔是模糊的。

借助这种多重效忠,老挝诸邦希望保持自立权。泰国、越南统治精英对于模糊性宗主权心领神会的。这种的模糊本土政治模式依赖着一整套的本土政治话语。这些政治话语同时绑定着跟佛教相关的世界观和地方性知识。《图绘暹罗》花了大量笔墨讲述东南亚本土的星象历法、地理学传统,及其背后融汇着本土佛教智慧。在前现代,暹罗和东南亚在佛教三界世界观有其特殊地位,夹杂着各个城市和政体在三界、佛陀圣殿、南瞻部洲等佛教世界的等级关系的想象。

精通泰国语的师弟就曾告知,泰国国王被认为是佛陀在人间的代表,国王居住的曼谷有着一长串具有佛教智慧的封号。一长串封号背后传达的信息就是,曼谷就是佛陀的天使之城,享受着周边诸国的尊崇。

早期暹罗和东南亚国家也有“模糊”的地图,大小政体和城市以等级关系也出现在地图中,也夹杂着神圣世界职分的想象。现代地理学强调的地理距离的真实性量度在古代地图中是不重要。本土古代地图充满神圣性和模糊性。在东南亚传统政治地理中,地方性知识和地图、多重主权政治生态是自洽的。

直到西方人带着地球仪、精巧钟表、西方人地图来到东南亚,一些牧师甚至将其带入宫廷和贵族社交圈。仪器背后的现代天文学、地理学知识也一并输入。拉玛四世1851至1868在位,他和很多贵族都发现,三界世界观似乎不足以解释地球是圆的,传统佛教历法也不精确。最初,他指责掌握传统知识精英懒惰腐败,自己亲自研究天文历法和地理学;鼓励贵族学习西方知识,重新解释宇宙世界和自然地理,重新解释佛教。

这一过程预示着激烈的文化冲突,并在政治冲突中爆发。英国殖民者从印度进入缅甸和马来半岛。以越南为跳板,法国进入老挝诸邦和柬埔寨。两大强国最初的介入,泰国和东南亚小型政体仍以传统朝贡依附关系视之。不过,殖民者的现代地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讲究精确性,英法希望明确确定边界,不会放任小型政体与大国之间多重主权的政治地理生态。

英国人不断催促泰国,希望确定西部边界线。习惯朝贡政治的泰国统治精英起初不胜其烦。朝贡体系下,边界从来就不是一条线,朝贡体制下模糊反而有其方便性。不过,随着英法都要求确定边界线,暹罗也不得不进行调整,东南亚多重主权的政治地理学开始没有生存空间。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泰国开始削弱领主自治权,重划行政区域建立省府制,以中央派遣官员代替领主。省府制探索最早在领主自治的兰纳,再推进到全国,也包括朝贡的老挝诸邦。

重划行政区、确定边界需要精致的地图。现代地理学和制图技术不再是外国技术,是泰国当时急需的实用知识。19世纪70年代开始,暹罗开始培训制图人员,建立地理学专业教育机构。凑巧的就是,建议设立地理学教育机构的丹隆亲王,就是也主导推进省府制改革。1885年,皇家测绘局成立开始勘测暹罗的自然地理,开始绘制国家地图。

因为老挝诸邦的战乱,宗主国泰国和法属越南派兵进入,沿湄公河一线直接对峙。同时,泰国官员跟随军队进入,酝酿推进省府制;大量技术人员也进入,打算绘制地图。

不过,湄公河对峙逐渐失控,在1893年演变为激烈冲突。法国海军封锁曼谷附近河口,一度占领泰国王宫。英国人无意干预边界冲突,拒绝泰国求助。泰国拉玛五世被迫妥协,深受打击,一病不起,几近离世,数月才恢复。这一时刻成为泰国国家感和民族认同建构的关键点,殖民者逼迫与民族危机的话语悄然孕育。

接下来的10多年内,泰国与英法签订一系列条约,老挝和柬埔寨大部分归属法国;泰国南部伊斯兰地区主权被承认,但是部分朝贡政体划进英属马来西亚。泰国东北相对独立的政体、族群、语言,逐渐成为泛指的“东北”,“东北人”和泰语东北方言。东南亚多重主权政治地缘格局消失。

20世纪初,泰国地理边界在殖民者夹击下形成,依靠现代地理学第一次实现精确量度。领土的古代斧头形状,逐渐成为泰国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符号之一。熬过艰难时刻的拉玛五世,也成为一种国家认同建构的符号。民族主义者相信,在殖民者夹击下,国王忍辱负重,牺牲部分领土主权换取国家独立;以省府制替代领主自治,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维护国家统一。

此后,泰国民族主义者编纂的历史地图,利用现代地理学技术,重塑古代泰国领土幅员辽阔景象,将朝贡国版图纳入,故意忽略前现代政治的模糊性。同时,他们还花大量笔墨,把不同时代泰国地图和领土丧失呈现在地图上,激发泰国人的国家感。这些地图被大量使用在历史教学中,一度引发周边国家对于“泰国帝国主义”忧虑。

泰国的“国家地缘机体”真正形成。斧头型地图符号、历史地图、忍辱负重的国王成为国家感的图腾。地理制图技术不单纯是地理学知识,编纂者部分借助其重塑“新的过去”,制图服务于国家感建设。历史编纂和地图编辑本身也“充满文学性的情节”,成为国家感建构取之不尽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