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不失时机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刘士余表示,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是货币政策信号有效传导的重要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脱媒呈加速态势,以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为代表的非银行部门快速发展,支撑企业投资风险管理的资本市场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货币政策及其信号的传导由以前以银行系统为主发展为更加复杂的多渠道传导。从实践上看,资本市场能够直接对宏观经济变量和货币政策信号做出快速灵敏的反应,资本市场参与者最多、透明度高,通过价格涨跌,通过期货和现货的交替应用,通过正向和反向的操作,能够迅速地管理和出清风险,从而将资金引导到有投资价值的领域。利率、汇率、流动性总量及其他衍生工具操作等货币政策信号,都会通过资本市场传导,正常情况下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灵敏度也是最高的。

“货币政策信号在资本市场上传导的渠道主要有五个。”刘士余指出,一是抵押品效应。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企业估值增加,可用于融资的抵押品价值上升,企业融资功能随之增强,从而放大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二是托宾Q效应。股票价格上涨还可导致单位资本投资回报增加,企业重组成本下降、投资意愿增加。三是财富效应。股票等资本工具价格上涨,企业资产和居民财富将随之增加,投资和消费意愿增强。四是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兼并重组实现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其通过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价格会大幅降低,便利性会大幅增加。五是资本市场创新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从而扩大就业机会,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稳定性,进而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

刘士余认为,资本市场也有局限性。当资本市场泡沫快速形成甚至不断放大时,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是逆反应。就像“黑洞”完全或者部分吸收了太阳的光线,此时资本市场的泡沫可能达到了顶点,情况非常可怕。因此,中央银行及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应尽力避免出现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产生“黑洞”吸收现象。

刘士余表示,我国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例如,2003年修订《人民银行法》时,赋予了央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历史上,央行主导的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与重组,以及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多部门联手应对,都彰显了央行的前瞻性和系统性,这方面我国经验不逊于也不输于其他国家。在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处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三性”交织状态下,应继续加强货币政策信号对资本市场体系的影响和关系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