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他山之石

陈墨

口述史学在中国的推广普及,杨祥银博士功不可没。这部《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又是一座里程碑。美国是现代口述历史发源地,该书追溯现代口述历史的源头,追踪美国口述史学发展实际历程,标示口述史学转折和流向,澄清口述历史诸多理论课题,对我国口述历史工作和口述史学研究,极具参考价值。老话说得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共8章。第一章是导论,即研究缘起和框架说明。第二至第六章分别是:实践起源和学术命名,精英主义的档案实践,口述历史的社会史转向,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数字化革命与美国口述史学。这几章详述美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按史学史的规范叙述,以编年为经,以代表性事件、观念及其代表性人物为纬,全面详实而又条理分明。第七章是美国口述历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从“狐火计划”到“狐火效应”,看美国大中学校口述历史的普及过程,演化出教育理念和实践革新。第八章是口述史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分析案例,讲科学探索在与法律和伦理的矛盾冲突中如何立足与践行。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人类新知可分为知晓性知识、操作性知识、原理性知识、再发明等不同层级。本书的突出特点正是它包蕴广富,不仅为读者提供美国口述历史学科的一般知识,且为口述历史实践者提供诸如项目设计、实际采访、考据甄别、档案管理、成品制作、开发利用等多种操作知识;在理论转向章节中,又为口述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原理性知识及其探索路径,为学理再发明提供了可靠基础。概而言之,不同层级读者,均可在书中满足各自所需。

本书虽名为《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但作者的视野并非以美国为限,在探讨口述历史的社会史转向时,就论及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社会史家的影响,始终将欧洲口述史学作为重要参照系,并作跨地域和跨文化描述分析。书中对英国学者乔治·埃文斯、保尔·汤普逊、杰里·怀特、伊丽莎白·托金、玛丽·张伯伦、林恩·阿布拉姆斯,及对意大利学者阿利桑乔·波特利、路易莎·帕萨里尼等欧洲口述史家的思考路径和学术观点的介绍和分析,让人印象深刻。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具有跨学科视野。作者是历史学博士,在讲述口述史学史时,并不拘泥历史学本位,更不把口述历史当作历史学专利,而是直面口述史学的跨学科问题。口述历史的跨学科性,有两个层面,一是实践层面,作为一种获取资源及实境研究手段,被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专家所用。二是学理层面,由于口述历史基于记忆、叙事、会话记录,要解决辨析、甄别、考据、收藏及开发利用等问题,需要心理学、语言学、叙事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技能。

早在2000年,作者读大学本科时,就开始留心美国口述历史,并撰文介绍。《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可谓16年磨一剑。令人称羡的是,从事口述史学研究以来,作者还先后与数百位欧美口述历史专家建立了多渠道联系。本书的又一令人惊叹之处,就是它的信息极其丰富。588页书中,附录的参考文献、网络资源信息就占了149页,再加上上千条注释中提供的信息线索,在正文之外形成了极为宏大精细的信息场,为有心于知识探险者提供路径攻略。

二

我读此书的最大收获,来自第五章,即《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其中介绍的具体理论转向,是对口述史学原理的进一步研讨和深思,美国学人对口述史学的溯源研究,最终找到了口述史学原理性思考的逻辑起点。

口述历史是什么?它首先是对个人记忆的采集、收藏和开发、利用。什么是口述历史的本质特征?答案是:个人记忆。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记忆存在遗忘、断简、改写、冗余、错嵌等诸多问题,有人还分不清想象和真实的边界,甚而会有人故意说谎,因此,基于个人记忆的口述历史,必须经过甄别、考据、提炼,才能成为合格的历史档案或社会科学资源。由此,论者就不必再在“口述历史是否真实”这一没有实际意义的伪问题上浪费口舌。说口述历史基于个人记忆,非但不会降低它的史料及史学成色,反而能扩张视野,开发出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资源价值。

个人记忆的陈述,还会受到政治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和认知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说不说?说多少?说什么?如何说?肯定因人而异。要开发利用个人陈述,必须考虑叙事的传播环境、个性心理和言语能力等诸多问题,即要寻找对个人记忆陈述的甄别、考据、提炼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懂得言语事实、心理事实和生活事实的差异,并在不同事实层级及其结构中,分离出史学及人文与社会科学原料,进而抵达人性真实。

口述历史还是采访人对受访人的访谈记录,是人际传播,是会话叙事,也是对记忆、叙事经历乃至心理的质性研究途径。口述史学的共享权威转向,不仅将口述历史从受访人陈述等同于口述历史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将采访人的重要性进行必要的价值重估:鉴于个人记忆和个人陈述的复杂性,口述历史采访人和研究者的工作,实是一种复杂的数据发掘、信息甄别、知识提炼——不妨称之为“心灵考古”。在操作层面上说,标准的口述历史,与个人自传或回忆录有质的不同,因为它要面对采访人的提问、质询、甄别、考据和评估。

口述史学理论的这些转向,实出于同一目的,即找到口述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提出科学的真问题,由此建立口述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理基础。因为口述历史基于个人记忆和陈述,口述史家的工作必须跨学科,即只有结合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档案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技能,才能成为合格的口述史学暨心灵考古专家。在多学科视野中,口述史学有其复杂艰难的学科难题,也有更为广阔诱人的前景,有极大的“再发明”空间。

三

本书博大丰富,却非完美无瑕。例如,第六章第一节《数字化记录》中,对录音设备及技术沿革介绍就稍显冗余。现代口述历史确实与记录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但对既往技术说得过多,对数字化技术及其“革命性”的介绍和讨论就不免减少,从而重点偏移,甚至避重就轻。再如,第五章说理论转向,虽然对迈克尔·弗里斯科、彼得·弗里德兰登、罗纳德·格里等人的学说及其影响的历史描述很清晰,但对他们的理论思路的分析和讨论就稍嫌不足。对记忆转向、叙事转向、共享权威等理论的原理引述和讨论尚不够充分,难免有些让人遗憾。

我对本书如此吹毛求疵,是因为作者如此年轻,如此博学,是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作为口述史学的领军人物,理应从严挑剔,甚至苛求。

(作者系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