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证券登记结算体系的创建和开拓

柯伟祥，1952年2月生。1968年插队当知青，曾在贵阳市税务局、贵州省财政厅、深圳市政府工作。1990年起，先后担任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兼深圳证券卫星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君安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副主席兼公司纪委副书记。

柯伟祥

百天筹备 新中国第一家

证券登记公司诞生

1990年10月26日，人民银行下发金融业务许可证，批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登记公司——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成立。

提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老一代的股民知道，这是开股东卡的地方，你只有去登记公司开了股东卡，拿着股东卡才能去证券公司开户买股票。为什么要有登记公司？登记公司怎么运作？登记公司在证券市场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非专业人士不会去关注，对于1990年初入此行的我来说，更是个挑战。

1990年上半年，深圳出现股票热。仅有的特区证券等三个柜台营业网点，人山人海，很难挤进去。红荔路边上兴起了“黑市”交易，股价波动离谱。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刚刚来过，为统一管理并规范股市交易，筹划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预计12月开业。1990年6月16日，张鸿义副市长把我和农行的许行长找过去说，市政府研究要赶快成立股票过户公司，事先已经研究要搞交易所，发现光有交易所不行，还得有过户公司，要不然股票交易过户怎么办？登记怎么办？叫我们两个赶紧去筹备股票过户公司。当时对这方面是一无所知，但是特区的环境就是让人敢闯敢试，于是我接下这个重任，开始忙碌起来。

筹备开始了，可是政府没有拨款，许行长让我写了一个条子，从农业银行信托公司借了3000元钱，这是登记公司的第一笔钱，我用它买了几辆自行车，几顶草帽，来一个人给一辆自行车，给一个草帽，就这样开始了工作。公司得有个办公的地方，红岭路上武警七支队的礼堂刚好空着，我赊账租下了这个场地。那个礼堂里有个舞台，就买了两张席子扔在舞台上，深圳天很热，员工有时候晚上加班不回家，就睡在那个席子上，这样就开始设计流程，开发软件。那时候找了大量香港、台湾的资料来借鉴，又把特区证券公司、中行信托比较懂行的人请来帮忙，设计出了最初的股票过户公司基本业务流程。

1990年7月16日，筹备组提交了《关于过户公司筹备工作问题的请示》。8月18日，市政府发文批复成立证券过户公司。登记公司最初市政府批下来就叫证券过户公司，过户公司名字是从香港学的，香港股市当年在没有实现无纸化的时候，它有几十家开展股票登记过户业务的公司，港交所的上市公司分散在若干家公司登记和过户，有些会计行也做这个事，行业内叫过户公司，所以开始我们学香港的，成立一个过户公司。后来随着我们对资本市场证券登记结算这一专业体系的深入了解，才感觉不对，所以很快我们就提出来，这个公司不能叫过户公司，应该叫证券登记公司，就打报告给政府，更名叫证券登记公司。

1990年11月26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开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登记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之后的12月1日也开始营业。中国股市有了第一个专业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

集中登记

从一户一票到一手一票

为了规范市场，杜绝黑市交易，交易所开业后要把所有的柜台委托集中到场内进行交易，登记公司要提前做准备。第一步是集中登记，将股东名册集中登记，把原来的“一户一票”股票换发成标准股票。

在这之前，股民手中的股票是“一户一票”，是指一个人无论买了多少股股票，只发给他一张纸质股票，在这张股票上标明了实际购买的数量。这种实物股票，在实际交易中，特别是行情好、交易频率高时，比较麻烦。他如果全部卖掉好办，再打一张给买家，但是卖一半怎么办？得把这个股票一分为二，得重新打两张股票出来，这会引发很多弊端。于是登记公司就设计换发“一手一票”的标准股票。面值统一规定为每股1元，每500股或者100股为1手，每1手发行1张标准股票。

这种标准股票借鉴了香港证券市场转手纸的设计，背后有转让登记的格子，可以登记转让10次。当时在特区证券柜台交易的只有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以及深原野5只股票，人称深圳的“老五股”。深安达的股东人数少一些，换发标准股票就从深安达开始。开业的第一天，不少人把自己家里的深安达股票拿来，凭身份证开户登记好之后，换成新的标准股票。也就是在登记的同时，股民第一次拥有了股东账户卡。

崭新的标准股票，交到股民手里之前，被重新设计、印刷、盖上钢印、清点、分拣、装袋、核对，这个繁琐的过程，登记公司均参与其中。对于所有员工来说，需要认真细致，还要吃苦耐劳，才可以扛下来。那时候每天都要加班，中午也营业，轮换吃饭。每一家公司的股票都要重新设计，人民银行总行让印钞厂专门把防伪的印钞纸拿出一批来给我们印股票，每家股票要到北京印钞厂去印。股票印回来以后，还要盖钢印，员工戴着手套都要打出血泡，而且一个钢印太慢了，特别是像万科、发展银行这种股东多的公司，万科的股东特别多，我要求万科郁亮多做几个钢印，否则会误事。所以万科、发展银行后来都向公安局申请做了好几个钢印，几个人一起盖，这个是劳动强度最大的。

集中登记后，股票的转让是人工和电脑辅助进行。白天在柜台办完业务，晚上要录数据，再把股票准备好，每一个股民标准股票是多少，要给他盖章、装袋、分拣好、编好号，标上什么时候他会来取，所以那时候非常忙，大家经常工作到半夜。直到1991年4月3日，深发展在交易所挂牌集中交易，5家上市公司股票全部换发为标准股票，实现集中交易，登记公司也由此完成了股东和上市公司股份数据的集中登记，这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例，登记公司全体员工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集中托管

实物股票成为历史

实物股票的印刷要花钱，存在遗失、盗窃、仿冒的风险。交收过程费时费力，效率低下，肯定不能适应市场发展要求。于是我们很快就设计提出了集中托管方案。就是把所有的股票集中起来托管到登记公司，全部电子记账。类似于银行，股民凭股票存折交易，不再拿实物的纸质股票。

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投资人不习惯，还是要拿一张票才安心。我说那张票还在，但是放在登记公司。后来我们颁布规则，从某月某日开始，你不能拿着实物股票来卖，你先得去托管，把它交到登记公司，我给你一个存折。股民也可以继续保留股票，我们不强求你交回来，但是你要买卖的时候，就要托管了。我们要实现股票交易的非流动化，还不叫无纸化。就是实物股票不流动了，股票还在，只是它的记录数据在流动。

在经过多次讨论之后，1991年12月28日，深圳开始实施《股票集中托管实施细则》，要求股票集中存放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股民未办理集中托管的股票不可交易。股民要在券商处开立托管账户，在何处托管的股票就在何处卖出，已经托管股份可以转托管。股票交易的清算、过户登记、交割实行账面记载制度。到1992年的3、4月份，深圳上市的实物股票全部进了仓库，实现了“无票交易”。

然而，旧股票虽然收起来了，但新发行的上市公司仍然还在印刷股票，怎样堵住这个口子，在发行阶段就实现无纸化？我们抓住了一个好机会，就是深圳发行的第一只B股。

其实B股无纸化更困难，境外更接受不了，特别是香港投资人不能接受，我想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后来跟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新鸿基证券等谈这个事，每次见面都谈，他们说，“你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感兴趣”，我说，“不是我个人感兴趣，这是关系到我们将来的发展”。他们说，“你这张纸不给，很多投资人接受不了，发行可能会受影响”。我说，“应该不会，香港有香港的习惯和香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深圳的B股应该有它的游戏规则，你们负担太重，很难转身，现在我们B股是一张白纸，为什么要把沉重的这张纸的负担又背起来呢”？跟他们讨论到最后，大家互相妥协一下，我们从南玻B股开始，纸可以给，但给的不是股票，我们不印股票，就打印一张股权证明书给你，你不要的，我就给你记录在案，有个B股账户，是一个电子数据，就像银行卡里面有钱一样。需要股权证明书的投资人，可以提出申请，根据我们的规定，交几千港币的费用才能拿到纸质股权证明书。香港方面接受了，南玻B股成了第一只无纸化发行的股票，从此开始，A股的发行也不再印刷实物股票，深圳证券市场正式进入了无纸化时代。

分布式登记 深圳证券市场

从区域走向全国

将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发展成为一家现代化的中央结算公司，一直是我的梦想。这种想法源于当年看到的一份权威报告。1991年到香港参加世界结算机构的一个会议，会上提到了G30报告，就是《国际30人小组关于证券结算与交收统一标准的建议》，也叫国际30人小组报告。1987年股灾以后，全球主要市场就检讨股灾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结算交收系统存在问题，因为资本市场的结算交收系统不完善、不科学，在股灾发生的时候反而推波助澜，加剧了市场波动。所以全球各地的金融资本市场，以及法律方面的30位专家，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份报告，提出了国际证券市场结算交收方面的九点建议，就叫G30报告。我请香港的周文耀先生帮忙找了一份报告，赶快组织人翻译、研究，搞了几个月。当时我们缺乏经验，很多概念不清楚，所以多次去找香港的结算登记机构一些同行帮忙，他们很热心，帮我们纠正一些概念。翻译完成之后一看，我就认定必须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设计建设我们的结算登记体系，当时就看准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有了这个方向，还要考虑深圳的具体情况。当时深圳市场已经吸引了全国的投资者，“8·10”事件时有数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到深圳，酿成了群体性事件。怎样让投资者在他的所在地就能参与深圳股市交易呢？深圳证券市场需要从一个区域性市场走向全国，可是深圳当时的基础设施比上海落后许多，连长途电话线都没有几条，通讯是个难题。怎么能登记到投资者的数据、上市公司的数据呢？

“分布式登记，集中结算”的登记结算体系应运而生，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是我们迫不得已的选择。到全国各地设立证券登记机构，让各地机构就近登记当地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再通过快递磁盘或者夜间通讯传到深圳。囿于现实的权宜之计，成了深圳证券市场走向全国的突破之举。1992年11月，首家异地证券登记机构——合肥证券登记公司通过验收。

4个月后，在深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证券登记业务联席会，当时已有3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证券登记机构，通过验收并投入运作的异地登记机构有22家。集中结算，分布式登记的全国性证券登记清算网络基本形成。到1993年底，深圳登记公司共协助建立起56家证券登记机构，遍及除西藏、台湾之外的全国各个省份，辐射全国的证券登记、清算网络基本建成。这些证券登记机构1993年共为190多万户投资者办理了开户，为到深圳交易所上市的41家异地公司完成发行登记，为各地股民买卖深股办理了400亿元的清算过户，扮演着证券市场“会计”角色，成为深圳证券市场与异地股民、异地券商和异地上市公司沟通的桥梁，为深圳证券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作出了贡献。

1993年，除西藏、台湾、宁夏以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已经超过200家，其中60家已经进场交易。不过，由于通信线路不能满足要求，股市行情、委托和成交回报信息无法及时收到。我调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后主抓技术条线，成立了卫星通信公司，尝试用卫星来传送证券行情，到1994年8月29日，深圳证券卫星双向通讯系统正式开通，外地股民也和深圳本地股民一样，下单之后可以马上看到自己的成交回报，登记结算的通讯条件也因此大大改善。

建设中央结算系统

为资本市场发展打好基础

1991年12月，我们完成了G30报告的翻译工作。

1992年6月，我们开始规划建设深圳中央结算体系，并向主管机关和国内外部分专业人士发出了《深圳中央结算公司可行性报告》咨询意见稿。

1993年5月，深圳市政府正式决定由我负责筹建深圳中央结算公司。

1993年11月，《深圳中央结算业务规则》咨询意见稿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1994年4月，《深圳中央结算业务规则》（第四稿）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实施。

1994年9月，在IBMAS/400电脑上开发运行的中央结算系统获得成功。

199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深圳证券结算公司。

记得当年我常跟员工们讲一个逻辑关系：“登记公司出问题，影响到交易所，交易所出问题，影响到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出问题影响到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出问题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出问题影响到中国的前程。因此，咱们在干的是一件伟大的事。”2010年5月，由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体系的创建开拓，我被授予了“中国证券市场20年特别贡献奖”。这是对我个人的鼓励，也是对证券中央结算系统所有开拓建设者们的肯定和鞭策。

回顾参与证券登记结算体系创建开拓的五年，那是我与同事们拼命工作、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恩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感恩给予我们指导、支持、宽容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