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有太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今日研讨西方经济思想,必须要回到西方语境,回到思想源头,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与演变。已有很多教科书反复论述,斯密、李嘉图、密尔、马歇尔、凯恩斯等是西方经济学主线,是巨链上的一个个环,这套系统与今天的经济学一脉相承。对于思想史研习者而言,这种简单化的描述却最不可靠。以奥地利学派名家罗斯巴德的教科书《古典经济学》为例,罗斯巴德持自由主义立场,看轻一切有强烈社会关怀的思想家,唯独对强调市场的思想家如杜尔哥特别关注。这种视角在奥地利经济学的系谱里颇有道理,但与新古典经济学格格不入。若要学习奥地利学派的学问,就需要重新学一遍经济思想史。

再来看个人经历对思想的影响。不妨解读一下李嘉图。李嘉图是个证券掮客,称作银行家亦可,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大多数时间段里,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更不用说匿名评审的学术期刊、终身教职这些二战以后才有的现代东西。大多数人都只是“业余经济学家”。李嘉图20多岁就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业余时间倾心于数学和物理学。他直到27岁才偶然读到斯密《国富论》,顿时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尤其对用经济学阐释现实经济问题最有兴趣,而这并非斯密的兴趣所在。岁数相仿的职业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结识之后,开始通信。马尔萨斯把研究手稿寄给李嘉图,同时也鼓励他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李嘉图虽然对很多现实问题都有研究,但对整理出版非常犹豫。在马尔萨斯的一再鼓励下,李嘉图终于在45岁时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举成名。李嘉图与这本书,后来都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但李嘉图自始至终都不是经济学家,这本书就是一个银行家的业余之作而已。

所以,只有把这些思想家代入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还原他的基本生活,才可能对他的思想环境有个基本认识。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数时候都在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发言。也只有理解了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才能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真实想法。

这还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甚至是深入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研究一个思想家,如同认识一个人。在认识这个人之前,先要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就是对他留下的各种着述、材料之间作无尽的分析。有一点需牢记,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材料永远匮乏。斯密生前留下《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两册书,这两册书已经历许多版的修订,大有变化。斯密生前还写过修辞学、法学、天文学等许多本书,只是他都不满意,在去世之前付之一炬。我们一般探讨的斯密,主要都围绕那两册书,只是触摸到一个愿意让我们如此认识的斯密,远非真实的斯密。如何准确理解和认识斯密,这正是经济思想研习者需要投入努力的工作。

注意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误区后,下一步就可探讨经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特点。我认为有四个特点值得一提。

第一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并未固定。经济思想的研究,从研究的时间、空间、对象等很多方面看,都大有值得商榷的空间。比如关于古希腊的思想研究。过去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的概念,从词源看,最早的来源是柏拉图同一时代作家色诺芬所着的《家政学》。今天的古典学已有很大进展,大家对色诺芬的认识也深刻许多,很容易发现《家政学》与今天的经济学关系不大。

在接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我们也存在大量认识上的误区,这两人都没有直接以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但读一下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可以发现大量今日经济学正在探讨的命题,如善、节制、公平等等。这本书很值得经济思想研究者研读,而过去很多学者却认为这不属于经济研究范畴而轻轻放过了。

第二点,西方经济思想研究与其他历史学科应该有密切的联系。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近年来,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不断更新我们对各个时期经济问题的认识。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在这些更新的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原有结论。欧洲经济史的进展最为充分。教科书上说,斯密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较为含混,而稍晚一点的李嘉图坚决反对《谷物法》,支持对粮食的进口,而马尔萨斯则支持《谷物法》,主张设定粮食进口的壁垒。在亚当·斯密生活的时期,英国无疑还是一个农业国,粮食生产大国。但随着工业进步,农民进城,英国粮食生产逐渐减少,需要进口粮食。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更严重影响了欧洲粮食的供给与需求。这就是发生在李嘉图时期的经济社会现实。英国从何时起,从粮食过剩转为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粮食规模又有多少?这已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史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随着现在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这些问题,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分歧所在。

再举一例。经济学家在谈论美国19世纪经济思想时,都非常犹豫。美国内战之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美国辉格党创立者亨利·克莱与内战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称为“北美唯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亨利·凯里这两人的思想都很有特点,而且极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可称为“美国学派”。两人都是主张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对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充满同情。上世纪70年代以后,福格尔等经济史家对于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高效率的论点开始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时至今日,美国经济史家用各种方法衡量内战之前南北双方的经济效率,观点分为两派,互不服气。但这些研究,给我们研究当时同情南方、主张关税壁垒的主流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

第三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变化。熊彼特认为,理论、历史与统计,是经济学家必须掌握的三种工具。而在近些年里,经济学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进展,即经济史的意义,前面已提及。经济学在理论方面亦有很大进展,不仅有大量新兴模型被发明出来,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对很多重要问题、传统问题的新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提及一系列重要美德,如善、正义、节制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经济学里难以得到解释,以至于罗宾斯希望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划清界限,各不往来。时至今日,经济学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正义、节制等问题的方法,虽与古典研究方法不同,但问题意识并无差别。所以,研究古典经济思想亦需要关注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进展。

而且经济思想研究的另一分支,也是现在的热门方向,研究比较晚近的经济思想。例如一些最新出版的宏观经济思想研究专着,就讨论“卢卡斯之后的宏观经济思想”,从卢卡斯一直写到现在热门的宏观DSGE模型。但也必须指出,如同当代史是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一样,历史学家一般都主张,与研究对象拉开一段距离。举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例子。2000年前后,即所谓的千禧年,人们都觉得是个重要时代标志。当时《美国经济评论》等杂志以此为由头,约了一批稿件,请各个领域最出色的学者,畅想一下他们这个领域在新千年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赫克曼等很多著名学者都应邀写稿。过了几年,我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批文章,发现预测几乎全都错了。他们当时预言的发展方向,没过几年就被人抛弃,反而是一些当时并不引人瞩目的领域如实验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最受欢迎的研究方向。我自然并不能很有效地判断这些领域是否真正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有一点我很确定,即使是各个领域的牛人,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判断也未必准确,学术研究的范式和风潮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当代思想史的研究充满了困难。但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富有价值。

第四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随着历史材料、历史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新材料涌现出来,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可以说,很多材料原本就存在那里,只是由于过去我们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匮乏,无法利用这些材料而已。

今天,有很多历史上的手稿、档案已电子化,大家有机会直接研究档案,推动经济思想研究。这些工作可能对于做具体历史研究的人更重要,但对经济思想研究也不无启发。同时,历史研究中大量出现新方法。除了经济史中普遍采用的量化方法之外,还有很多质性研究的方法,归类,比较,地理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语言文字分析等等,材料越丰富,可以研究的空间也就越大。需要我们研究者在阅读经典的同时,掌握各种新工具,把它们引入传统的经济思想分析。

(本文系作者为《西方经济思想通识》所写的导言,本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