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2.0时代不宜一刀切

这次两会期间，社会对“老赖”似乎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从对严惩“老赖”100%的道德拥护，转向诉求别把“老赖”小丑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应置于法治框架内，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3月初，链家董事长左晖因作为“老赖”被列入限制消费名单而公开喊冤。原来，链家居间代理了一场房屋买卖，上家不履行合同，引发诉讼，法律判决强制过户，由链家协助办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但上家依旧没有履行，左晖就此成为“老赖”。

因为第三方没有履行判决，导致自己成了“老赖”，这样的一刀切的标准，似乎确实有些不太对了。

生效的法律判决、裁定以及仲裁决定是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手段，需要整个社会去维护其权威性。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执行难”问题突出，法律白条问题严重，不履行生效的判决并没有被当成一回事儿。近几年来，惩戒手段全面升级：禁乘飞机、禁坐高铁、禁各种高消费，“一处失信，处处受阻”。

“老赖”是民间说法，法律术语是“失信被执行人”。回归法律本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将“失信被执行人”界定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但事实上，一般很难区别是否真有履行能力，所以往往将不能履行判决的被执行人都算“老赖”。

这就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首先，在市场经济竞争之下，总有失败者。当一个人面临高达几百万元的执行标的，信用惩戒、消费限制的“大杀器”对于真没有履行能力的人来说，是没有效果的，反而变成一种“无期徒刑”。这就需要对“有能力而不履行”和“根本没有履行能力”这两种情况做出区分，同时也需要出台“个人破产制度”。在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消费若干年后，允许豁免其债务，让其从头开始。这样才不至于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让一个人永远翻不了身。

其次，生效判决明确的履行责任形式不一样，也应当区别对待，不能不问缘由地祭出惩戒“老赖”的大杀器。有的履行内容很复杂，比如，在前述链家案件中，因为上家不配合，链家难以履行“协助办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的生效判决，也实属无奈。

第三，对“老赖”的惩戒被一些人错误地理解成“搞株连”，并引发民粹情绪的倒灌，这也值得警惕。

在本次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对之前传言的“父亲是老赖，儿子不能上大学”的事辟谣。刘贵祥明确表示：不管是教育部门，还是法院，都没有对这种情况采取所谓的“限制措施”，“不能把正常的义务教育和高学历教育都纳入限制”。辟谣来得正是时候，对老赖的惩戒措施，本质上是督促其履行生效判决，不是为了人格羞辱，不是搞针对“贱民”的狂欢，更不是搞“株连”。之前一些自媒体传播“父亲是老赖，儿子不能上大学”的谣言，本身就是对现代法治理解产生了偏差。

法治水位的提升，注定是一个盈科而进、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前老赖横行天下，需要动用霹雳手段，甚至从道德高地将之贬义化，形成压力。但在惩戒手段日常化之后，老赖2.0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应区分拒不履行判决和无力履行判决者，以及受制于判决内容而无法履行者，不宜一刀切地扣上“老赖”的帽子；对实在无力履行的被执行人，还需配套地提出个人破产制度；此外，依法惩戒失信人时，要避免权力的滥用，保持公权的谦抑性，更要反对搞“株连”。处置“老赖”的措施需要精细化，这是法治升级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