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票房惨淡单日仅50万 制片方与光线传媒掐架

一部电影投资1.6亿元，另一部投资7000万元，两部电影同一天上映，数天之内，前者票房突破2亿，后者单日票房仅50万，累计票房不到200万，这两部电影分别是《天机·富春山居图》和《光辉岁月》。票房失利的《光辉岁月》摄制组发表声明称这是起“人祸”，指责其发行方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简称“光线传媒”)宣传工作不到位。

《光辉岁月》摄制组在6月12日发布的声明中强调排片场次问题。“根据2013年6月9-11日全国电影市场排片统计，电影《天机·富春山居图》排片场次占到35.6%的份额，而同天上映的《光辉岁月》排片场次不足3%的份额，这绝对不是天灾，是人祸！”

6月17日，光线传媒宣传总监李海鹏对本报记者说：“(排片场次)具体是由院线来决定，不是由我们决定。院线与我们以及片方利益相关，对有人看的电影一定会多排的，作为发行公司肯定会尽职尽责完成工作。”

由于认为光线传媒在宣传和排片方面存在失误，《光辉岁月》摄制组在发布声明的当天表示，决定停止与光线传媒合作，并号召全国院线暂停放映该片。对此，李海鹏明确表示，光线传媒“还是会积极协调(《光辉岁月》)上映工作，我们会继续负责该影片的宣传工作，而且接下来双方也涉及诸如结算等一系列的实际工作”。

排片率低之争

汇集多位老牌港星演绎的动作片《光辉岁月》于今年6月9日在全国公映，由熊欣欣执导，曾志伟监制并主演，黄日华、梁咏琪、吕良伟、郭涛、惠英红、倪虹洁等20多位艺人共同参演。影片以清朝末年为时间坐标，以“喋血复仇、捍卫自由”为主线，希望展示给观众“一段热血沸腾的英雄记忆”。

从影二十多年、曾多次获得全国武术冠军并成功饰演“鬼脚七”一角的熊欣欣被誉为“好莱坞历史上第一位亚洲动作导演”。6月14日，熊欣欣在海峡影视季上再次强调“宣发方(光线传媒)没有做好分内事而导致票房惨淡”。

这部影片自9日上映以来，影院排片率仅3%，且放映场次大多安排在中午等冷门时段。制片方认为，这是光线传媒的“不作为”所导致。对此，光线传媒表示，正是由于制片方的问题，原计划在15个城市做的宣传工作只完成了一个，宣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熊欣欣否认此说法，表示“没有落实说有15场”，电影上映后，“没看到活动，也没看到海报，排片很少”。面对排片、票房双双遇冷的《光辉岁月》，熊欣欣发布微博难掩怒气：“光线传媒，《光辉岁月》投资方跟你有杀父之仇吗？……我不敢说我拍的是什么好片大片，但也不至于海报都看不到！”

《光辉岁月》摄制组方面称，“最初选择把宣传和发行交给光线影业，是看好对方曾成功发行《泰囧》和《致青春》，但没想到却遭遇了与投资规模极不匹配的排片场次份额。”

据光线传媒介绍，任何一部电影若委托光线担当发行方，公司的职责是将承载影片整体的宣传规划，包括宣传阶段活动的设计安排。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需要艺人积极配合，艺人的配合对宣发任务而言，其重要性属策略级别。

“院线有自己的判断、媒体有自己的判断、观众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大家、引导大家，但决定不了这个事。”李海鹏对本报记者说，“宣传对电影来说，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合作费骂战背后

《光辉岁月》制片方对光线传媒不满的怒火还烧到了双方的宣发费。

光线传媒发声明称：“虽然该片宣发费用由投资方承担，我司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尽力帮助投资方压缩成本，影片宣传、发行、主题曲制作、粤语版等后期制作总费用目前不超过400万人民币。”

针对光线传媒“400万”花费的表态，《光辉岁月》制作人张清源回应称，“我们与光线传媒签订的协议是给他们1000万的宣发费用，他自己承认刚花了400万不到，这400万当中还要给他们光线传媒自有平台200多万，投入市场才200万不到，能见到宣传吗？可想而知给他的钱都没花出去，自己留下了，到底用心不用心，一看自然明了！”

6月17日，李海鹏对本报记者说：“钱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提供预算，他们得知道钱是怎么花的。而且我们也要有个自己的判断，不是你给了我们钱，比如给个七八百万，我们花了300万，剩下500万就是自己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不需要用这样的方法赚钱吧！”

针对《光辉岁月》摄制组对宣发费的质疑，6月17日，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石川认为，事实上“宣发费 完全可以算出来”。比如，宣传见面的城市有多少个，一个城市需要花费多少钱，铺了多少个电视媒体广告、多少个网络宣传广告等，均可以逐一进行计算。

“不是宣发方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你得有监理，跟施工一个道理，给了钱盖房子，最后若没尽心尽力给我盖房子，你是有责任的，因此要派监理、要验收，房子不合格可以不付款。”石川对记者说，“这套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就会出争议。”

“他们所争执的问题很普遍，包括整个影视市场的运作系统都不是特别规范、成熟，”石川对说，“这些问题不单单光线传媒会遇到，其他发行方也会遇到。”

石川坦言，以他所在的上海电影家协会为例，并没有协调上述问题的机制，究其原因是“管理手段太过单一”，缺乏一个行业管理层面的有效构筑。“如果这种事出现在美国，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制片人协会或相关行业协会出面调解，但我们除了骂战只能打官司了。我们的管理手段跟不上市场发展的步伐，管理显得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