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抓住机遇大幅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GDP增速放缓——从2010年峰值12.8%下降到今天的7%左右——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显著更低的平台。尽管中国应能避免硬着陆，但可以预期未来十年GDP年增长率将保持在6%-7%，但这未必是坏消息。

你也许会问，为何人均收入最近才越过7000美元的中国，其GDP增速将比1956-1970年的日本慢许多。1956-1970年，日本人均收入也在7000美元左右，但其年增长率平均为9.7%，答案就在于潜在增长率。

据日本银行的数据，1960-1973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而中国生产率增长在近几年稳步下降，从2001-2008年的11.8%，下降到2008-2012年的8.8%，2011-2012年又下降到7.4%。日本劳动供给(以劳动时长衡量)也在1960-1973年期间有所增长，每年增长幅度超过3%。相反，自2012年以来，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开始下降，每年下降规模超过300万人，这一趋势将以4-6年的时滞导致劳动供给增长下降甚至由正转负。扭转这些趋势很困难，因此很难想象中国如何能够在未来十年继续维持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其人均收入仍然较低，但导致这种情景的发生还有其他原因。

日本经济学家馆龙一郎指出，日本还从高储蓄率和小于1的低资本系数(资本与产出的比率)中获益。尽管精确计算该数据比较困难，但毫无疑问中国资本系数要远高于日本。这意味着更大的资本密集度(每一美元收入所需要的资本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缺口。

有时，高储蓄率可以抵消高资本系数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过高，几乎占了GDP的一半。由于中国资本密集度增长远高于劳动生产率，投资低效率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投资比重只能加重问题。

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公司债务已是世界最高，不管以绝对值衡量还是以相对GDP衡量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不但会进一步抑制资本效率，还会增加公司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

这都表明中国增长潜力将显著下降，决策层必须接受增长放缓的现实并据此优化调控重点。接受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的诱惑——如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那样——不但不能刺激可持续增长，还会破坏中长期增长和稳定，更好的方针是将重点放在让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方面。

在这一问题上，日本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日本意识到经济放缓已不可避免，提出了“改造”日本列岛的宏大计划。决策者关闭了重化工业的能源密集型工厂，刺激创新，并采取措施解决空气和水污染。结果，日本经济增长质量大幅改善，虽然其增长率在1973年石油冲击后的十年中下降了近一半。

目前中国决策层已经倾向于采取类似的方针，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并重申了深化改革、实施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对中国来说，接受更低的增长率，为支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机会。如果中国坚持改革和再平衡，全球经济都能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