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走进加拿大:美国反全球化究竟是为谁而反？）
上台半年后，特朗普开始践行他的竞选承诺。一方面，迫使加拿大、墨西哥妥协让步，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启动“301条款”调查，准备制裁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鉴于美国的巨大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反全球化行动，令东亚、北美甚至全球市场忧心忡忡。很多人都在担心自由贸易的未来，颇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
其实，要理解美国甚嚣尘上的反全球化浪潮，最好还是先拨开反全球化的乌云，将目光从国家间贸易关系，转向美国国内利益关系，探究一下美国反全球化的根源所在。理解了美国为什么反对全球化或反对什么样的全球化，自然就会对未来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把握。
有人认为，美国反对全球化是因为他们在自由贸易中吃了亏，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所以才“恼羞成怒”，由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转身变成了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根据美国对外贸易数据，这一说法确实有道理。以2016年为例，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除了在加拿大、英国、巴西、中南美洲、沙特、新加坡身上能赚点顺差，多数都属于赔本买卖。其中，对中国、墨西哥、德国、日本、印度的贸易逆差尤其突出。
贸易逆差长期拉大，导致资本外流、债务增加、财政紧张，当然会激起美国民众的不满。但是，对外贸易长期逆差只是促使美国反全球化的一个因素，甚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因素。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自身利益得失才是最清晰、最重要的，贸易逆差不过是一个象征或符号。而且，由于各自利益得失不同，这个象征或符号对不同阶层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对于金融家、企业家乃至技术研发者来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最大的福音。他们可以带着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组合最便宜的生产要素，赚取最大化的生产利润，或者将独创的研发技术推广到全世界，获得最大化的研发利润。因此，华尔街金融家、工业巨头、硅谷技术精英以及美国名校学生，一般都拥护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他们完全能够凭着美国优势，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赢家。
在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工人阶层也有所收获，比如实惠的中国制造、便宜的加拿大木材、优质的中东石油等等。但是，遗憾的是，他们收获了实惠、便宜和优质的商品，却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机会。美国大部分工业巨头，如通用、福特、苹果、微软等，为了节省成本、增加利润，不断将生产链搬到加拿大、墨西哥、东亚和东南亚，使美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业空巢”。美国劳动工人没办法相应流动，因而大量失业，工资水平陷入停滞，原来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生活”，一下子变成了奢望。他们眼睁睁看着中国人起高楼，眼睁睁看着墨西哥人钱包鼓，自然免不了怨恨，觉得是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贸易对美国的最大冲击，其实不是贸易逆差，而是全球化造成的国内利益分配失衡。自由贸易以前，美国资本、技术和劳动工人同甘共苦，一起在世界市场上打拼，赚来的利润合理分配，使得劳动工人可以维持相对丰裕的中产生活；自由贸易以来，美国资本和技术甩开国内工人，转移到加拿大、墨西哥、东亚和东南亚投资建厂，走上了独自发财之路。其结果是，美国金融家、企业家和技术研发精英赚得盆满钵盈，劳动工人的生活则每况愈下，不是收入停滞就是下岗失业。而奉行市场竞争的美国政府，又不愿意过度干预经济，通过二次分配或福利制度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最终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
美国主流社会出于利益考虑，不愿公开阶层分化的根源，也不想改变“有限政府”的政治传统，遂将工人怨气引向国外，让他们觉得是墨西哥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特朗普在选举中之所以大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对墨西哥、中国的指责，戳中了东北部和中西部“穷白阶层”的命门，引发了他们的思想共鸣。
分析至此，可知所谓的美国反全球化浪潮，主要源于“穷白阶层”的不满和反抗。至于美国上流社会，尽管也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贸易现状抱有不满，但是他们的不满是嫌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市场准入条件太高、投资环境不理想、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进而言之，即抱怨自由贸易程度还不够。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反全球化”，前者要求抑制全球化，后者则要求进一步推进全球化。
特朗普是依靠“穷白阶层”支持上台的，因而必须在全球化问题上呼应他们反全球化的心声，也就是努力创造条件，将工业巨头们拉回本土，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这是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题中之意。但是，工业巨头到其他国家投资建厂，不仅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也是为了保持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只有保持最低的生产成本，才能占据主导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除非美国真的将生产成本降下来，比墨西哥、加拿大甚至亚洲各国还便宜，否则工业巨头们是不可能回流的，即使回流了，也是死路一条。
更为重要的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的“穷白阶层”，对特朗普仕途来说当然重要；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继续攻城拔寨、傲视群雄，则更为关键。“穷白阶层”的不满，还可以通过改善民生来缓解，如果损伤了通用、福特、苹果、微软等企业巨头，就等于丧失了国家根基，那是万万不能的。以商场精英为班底的特朗普政府，不会不知道孰轻孰重。
因此，在接下来的对外贸易谈判中，特朗普政府应该会“两手都要抓，一手软一手硬”。软的是尽量呼应选民心声，为他们争取回流企业，同时限制外来劳动力；硬的是顺应金融家、企业家和硅谷技术精英的要求，将美国的贸易标准推向全世界，以便他们的资本和技术，能够更为便捷、安全地赚取更大利润。前者为辅，后者为主。就此而言，世人不必担心美国会阻断全球化。作为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美国不会无知地阻断全球化，也不可能阻断全球化。现在的特朗普政府，不过是想借助“劳白阶层”的不满，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一套升级版的全球化标准而已。
真正有可能阻断全球化的，是那些被全球化改变了利益结构，而又无能为力化解危机的国家。根据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出版的新书，全球化改变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全球的利益分配结构。从1988年到2008年间，全球最高位（C点）和中位（A点）收入人群，在过去二十年间收入增长最快，中上位（B点）收入人群收入增长极其有限，连增长平均线都达不到。这意味着，过去二十年的全球化，造福了富人和大多数普通人，唯独损害了各国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留恋过去、不满现实，是推动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的主体力量。
说实话，以美英几百年的国家治理能力，解决中产阶层的生活危机，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毕竟，它们拥有成熟的政治体制，也有民选的压力。但是，对很多不具备这种治理能力，也拒绝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国家来说，全球化所导致的收入增长差距，则很有可能催生严重的社会撕裂，甚至使国家秩序毁于一旦。在一个区域中，不用多说，只要有几个国家，像中亚的叙利亚、阿富汗，陷入国家崩溃，全球化就无从谈起。
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一个国家只要进入了全球化体系，都有可能出现美英式的内部收入差距陷阱。这种内部收入差距陷阱，而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才是每个国家自身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劲敌。
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需要反思，全球化体系里的每一个国家，都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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