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信仰”根深蒂固 打破刚兑是个伪命题？

（原标题：城投“信仰”根深蒂固 打破刚兑是个伪命题？）

日前云南国资未能按时偿付到期债务的消息一度引发市场热议，就在坊间讨论二级市场最后的信仰——城投债违约的口子是否就此打开时，剧情迅速反转，债券迅速还上，众人散去。然而，伴随这一消息而起的对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的担忧以及对城投债打破刚兑的话题仍在持续。

就笔者与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相关人士交流来看，业内多认为，由于前几年地方政府举债过于凶猛，在目前监管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借新还旧的模式难以为继，债务压力之下，未来几年类似逾期事件可能还会时有曝出，甚至更为频繁，但同时认为，不太可能爆发大面积的违约风险，金融机构对城投平台的“信仰”仍在。

这种“信仰”根深蒂固。有人认为城投打破刚兑可能是个伪命题，地方融资平台从源起到发展，其本质上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承担着经济稳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等公益性使命，这种“天性”使其与生俱来就持有“政府信用”这一尚方宝剑。城投打破刚兑也就意味着政府信用的破灭，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前几年，围绕以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地方政府、地方国企、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的各类市场中介等主体借力隐形“政府信用”的庇护，一些案例成为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每一轮的监管堵漏之后，之所以很快出现新的变种，也是“受益”于这种“合抱的力量”。

“你去看看财政部发的那些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处罚函里的责任人就会发现，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都有一定责任。”上海地区的一位财政专家对笔者表示。

从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到严禁政府为融资平台出具担保函，中央政府这些年的监管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试图拿掉融资平台头上这把尚方宝剑的过程。一旦市场思维上将城投与政府信用二者脱钩，城投违约事件就不会与政府信用破产产生联系，到那时，城投打破刚兑也并非不可能。

但事实上中央政府这么多年强调融资平台要独立运作之后，金融机构对城投平台的“信仰”似乎并没有动摇。比如笔者就了解到，在监管严禁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担保函、承诺函等类似文件之后，金融机构就转而要求融资平台提供知晓函、同意函等取而代之，意思就是政府允许或知道平台在融资即可。

有人不禁发问，城市要发展，基础设施要建设，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以信用做担保，金融机构愿意出钱，一起服务于经济发展，有何不妥？问题或在于，政府信用作为一种背书资产的时候容易被过度透支，从而产生风险；在市场逐渐形成一种坚不可破的“信仰”的情况下，资产管理中风险收益匹配平衡的原则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打破，资源配置也就失去了效率。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资金流入地方政府，不仅分流了本该流入其他实体经济的资金，甚至造成浪费，因为这类资金大多是没有监管用途的，逐利本性可能驱使地方政府在未经科学论证的情况下乱建设，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如若执政者的目的不仅仅是防范此前积累的、近期可能爆发的债务风险，同时也包括形成一个良性的金融生态系统，那么笔者认为，打破城投刚兑也是必然的一步。在已经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中，需要监管者从各个环节同时出手，具体的实践层面，就是加大多部门协调联合监管的力度，同时赋予主导牵头组织足够的权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从这些年限制地方融资的过程来看，其效果还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比如2014年之后，由于经济增长乏力，稳增长压力较大，在已经出台了43号文严格限制地方融资之后，为了鼓励投资建设，收紧政策又陆续有所放松，如此反复容易造成下一波治理成本的提高，或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