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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索罗斯批判的问题在中国更严重

2018-01-29 10:27:54 来源: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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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秦朔:索罗斯批判的问题在中国更严重)

早上4点半,闹钟响了,夫人订了5点的神州专车来接。要赶6:55浦东飞北京的航班。4:50打电话给司机,电话那头说睡过头了。

4:52,再打过去,说一个小时后才能赶过来。又气又急,赶紧叫滴滴专车,还好,六七分钟后,车来了。

每个人对预定的服务都有依赖感。坚强的承诺是客户依赖感的来源。惨的是,服务掉了链子又没有备胎。所以我们永远需要竞争性市场。

秦朔:索罗斯批判的问题在中国更严重

老同事回了一句:“用在公司身上不够正能量吧。”

可是,如果把要脸不要脸理解为文明不文明、诚信不诚信、有底线无底线、真善美与假恶丑,为什么不能放呢?至少,不放公司,放它们的某些行为是可以的。

是什么触动了我,生出填空的想法?

是前一天,乐视网复牌时的那一刻,18万多的投资者眼看一字跌停。按基金公司的估值调整,接下去可能还有十几个跌停。果真如此,乐视网市值将缩水到100多亿,其历史最高峰是1700亿。

《每日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评论,《乐视8年的A股史:贾跃亭是唯一的“人生赢家”》,因为乐视网通过IPO、定增和发债共融资91亿,贾跃亭姐弟通过高位减持合计套现139.84亿,贾跃亭通过逾30笔股权质押套现约300亿,融创入主还套现30多亿。

我在短视频中评论说,乐视网的灾难是18万投资人为贾跃亭的孽债埋单,为中国不健康的资本市场埋单。这么多问题,会计师在财报中是怎么一年年通过的?券商是怎么推高股民预期的?两年多前,华创证券在《互联网生态帝国渐成形》的报告中预测,乐视网2017年的对应市值空间为3471亿。

乐视网是怎么变成超级乐观的代名词的?也许已经无法还原这个循环,但谁都明白,今天的破灭,和当初对真实的蒙蔽,对风险提示的刻意忽略,是分不开的。

很想看看,这些学历和智商双高者们今天的脸。

候机时在朋友圈通过链接看新闻,一条关于亚投行两周年的新闻。看到最后是“热门推荐”,一共三条:“姚明因病抢救无效离世”,“李小璐聊天记录被曝光”,“翁帆终于爆出……”。看到姚明的标题,一惊,点一下,要先下载APP。仔细分辨,才明白原来有个作曲家叫姚明。

秦朔:索罗斯批判的问题在中国更严重

机器算法和AI正大行其道。但算法的标签是人设定的。机器说,你们就关心这些,你关心的就是头条。且不说很多人根本不关心八卦却不断被推荐,即使八卦大概率地是人的普遍偏好,是不是推荐越多对用户越好?

不是要做道德判断,想说的是,任何一种搜索引擎,都不应偏离帮助用户节省搜寻成本的基本目的。如果所谓“智能化搜索推荐”的目的不过是千方百计拉长用户的使用时间,无所不用其极地让他们陷溺于某些东西,将把用户导向哪里?

人性中有两种永不消失的动能,都客观存在。用最简单的分类法,一种动能是你幼小时父母教你、你有子女后再教他们的方向,一种是你希望子女规避、少染、至少懂得节制的方向,前者可称明性,后者可称暗性。线下实体世界和线上信息世界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线下,绝大多数商品与服务必须诉诸前者的方向,比如安全、可靠、高性能、美好。没有哪个消费者会选择不安全、不可靠、性能不良、形象粗鄙的东西,因为它们对人的物质利益构成伤害,人一定会趋利避害。基于此,线下竞争,只要公平,基本是优胜劣汰,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择优选择。

而在互联网信息世界,那种你希望子女规避、少染、节制的内容,因为人性中的暗性,也因为“私密性消费”无人约束,会不断地潜滋暗长。

人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消费标准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精神文明的进化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进化。也注定了,在互联网信息世界,劣币驱逐良币会在相当程度上长期存在。

谷歌“不作恶”的道理就在这里。恶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就不要再恶上加恶。能扬善固然好,比如推出像谷歌学术这样的产品,比如利用机器算法制止虚假信息泛滥;假如做不到,非要“Machine Talks“,互联网公司起码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尽往和公序良俗相背的方向推荐信息,虽然那意味着流量。扎克伯格最近已经痛定思痛,决定尽可能采用有信誉的新闻机构的信息。

想想吧,你愿意让子女活在一个怎样的精神世界,就应该给他们怎样的引导。

互联网的问题正在引发全球关注,而且越来越多是从批评性的角度。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上说,谷歌、脸谱等巨头的垄断足以操控网络社会氛围,应该加强对它们的监管。在中国,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情况可能更严重。网络空间充斥着巨头们营造的规则、氛围和公关豪言,但通过使用体验,用户不难发现,巨头们言行不一的情况很少收敛。

在这个时代,倡导“互联网+”、推崇互联网思维、把互联网等同于未来,已经变成单一时尚。似乎不这样,就老土,就过时,就要被消灭。坐拥流量霸权的大公司,动辄就说要为线下赋能,其实,从价值观和商德的角度,真有资格吗?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是大势所趋,了不起,但扪心自问,除了自身努力、人口红利、风险资本的不遗余力,有没有线上线下规则不平等、监管不一致的“政策红利”的作用?有没有受惠于信息世界的劣币驱逐良币怪圈?有没有网络效应“赢家通吃”的恩赐?

在飞机上,心有不平的我一直在画图,想用一个结构,把跟恶相关的成功表达出来。直到飞到北京,感受到新的风景。

在北京的一个小型探讨会上,资深投资家和媒体人形成了一个共识,“互联网+”该减一减了,“互联网-”是指对互联网崇拜要“祛魅”,互联网不是一切,也代表不了一切。当线上红利不再,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入线下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边际成本结构的不同,就会发现线下运营以及供应商关系的复杂性,就会发现保持用户体验一致性的艰难。我们经常说,信息化和工业化要融合,互联网和实体经济要融合,但基本上都是实体经济在真心学习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充分汲取在线连接、实时交互、数据驱动、迭代演化等互联网精髓,与时俱进,焕发青春。相反,我们鲜见互联网公司向实体经济中的优秀企业请教。

互联网公司要向实体企业学习什么呢?守本分,不吹牛;讲诚信,善待利益相关者;知敬畏,懂谦卑;不急功近利,做长期打算;不漫无边际扩张,走专注专精之道。真的太多了!

第一个是以本分为原则的vivo,我去过三次,没写一个字,公司很低调,希望只作交流。

秦朔:索罗斯批判的问题在中国更严重

2011年vivo进入智能手机,2011年底到2012年上半年是功能机向智能机的切换期,他们当时低估了运营商通过补贴推广智能机的力度,导致功能机库存很大,情况非常严重。vivo的CEO沈炜告诉我,“那时虽然亏损,但我们对合作伙伴的态度没有变。比如材料,我们跟供应商说,请准确报告目前做到了什么样子,只要做出来的,我们都认;还没有做出来的,告诉我成本是多少,我们全部承担损失。尽管材料拿回来也没用,当废品卖掉或者报废砸掉,但我们没有违背下单时的承诺。还有零售商,为了加速功能机销售就要降价,赚的钱就少了。我们说渠道损失全部补偿。当时vivo的规模不大,一个月却亏一个亿,亏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把全部问题都自己担。”

在沈炜记忆中,2012年初是他经历过的最大劫难。他说,“我们算了一下,可能7个月就‘断’了,但我坚信是可以过去的,我们这么多年做事都本本分分,坚持到了今天,如果连我们都死了,上天太不公平。”3月底开全国代理商会议,沈炜一进门就说“关门倒计时”,说9月底如果搞不定,咱们就关门了。但到5月后,功能机库存已经很少,智能机开始启动。

vivo很有底蕴,很成功,但你几乎看不到他们的高管到处夸耀自己。这种文化可以溯源到20多年前的步步高时代,当时段永平就非常强调本分。步步高做超级VCD,清晰度有350线,竞争对手说有500线,甚至有说更多的。怎么办?段永平说:“也说500线是蒙骗消费者,如果不说500线消费者又会买竞争对手的产品。我们后来说‘大幅度提高了清晰度’,但在原则性问题上,不能脱离事物的本来属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标准不应该给利益让路。”

不撒谎,不吹牛,不欠账,踏踏实实为用户创造好的体验,让利益相关者都满意,这就是本分。本分才能持久。vivo已经成为2018、2022两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全球官方赞助商。

上天很公平,消费者眷顾的是宁可关门也不欠供应商账款的vivo,而乐视危机恰恰始于拖欠供应商问题的爆发。

几年前去海信,意外地发现,海信在城市智能交通市场和商业POS机市场的占有率都是全国第一,宽带接入网的光模块市场占有率是全球第一,医疗显示设备和CAS(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成功进入了全国最著名的30多家三甲医院。这些家电之外的新业务对海信的利润贡献现在已经接近“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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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问海信董事长周厚健,怎么这些东西大家都不知道呢?他说,海信是个爱做不爱说的企业,没有技术突破光说也没用,而要想在技术上真正有所突破,就要甘于寂寞。

在这个奉行“天下武功惟快不破”的时代,海信像一个另类。周厚健坚持“技术孵化产业”的“老路”,先在研究院储备技术、探索方向,组成研发团队,技术相对成熟时成立公司,然后以三年为周期一轮一轮规划、演进,他说每个成气候的新产业无一例外都花了10年左右时间。

“谁不想快?但技术的生长有自身规律,有时快不得。拿智能交通来说,是1999年启动的。当时海信在社保、教育、呼叫中心、ERP等多个领域都有过尝试,多轮调研后,发现这些领域都已相对成熟,而智能交通在国内刚刚起步,市场上都是外资公司,对中国独特的交通情况‘水土不服’。比如中国道路的交通流,人车和非机动车混合,电网不稳定,进口设备经常出故障,一打雷下雨,信号灯就可能出问题。所以,海信没有选择国外产品计算‘交通流量’的算法,而是针对中国的道路交通特点,独创了计算‘交通强度’的算法。2005年,在北京奥运会智能交通系统招标的技术检测中,海信有多项指标超越了国外产品,此后才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周厚健认为,“结构调整当前看是一碗饭,长远看是一条命”,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是技术创新。“现在海信的研究所里,还有好几个天马行空的项目‘放在那里’,它们可能被时间、被市场淘汰,也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决定海信的命运。”

从自主彩电芯片、自主彩电模组到ULED、激光显示,到诸多新产业的突破,坚守“技术立企”的海信,发展质量越来越高。

新浪财经等机构主办的“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我是评委,今年在诸多候选人中,我毫不犹豫填上了他的名字。祝贺你,周董!

去方太调研时,我发现每个管理人员都把“五个一”公开张贴出来,即“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这是每个方太人都要定的小目标,先因后果,提升素质。

方太实行全员身股制,每年分红两次,身股覆盖全体员工,只要员工入职满两年,都会根据岗位职级给每位员工一定数量的身股。不仅培养“股东”意识,而且不知不觉间改变行为方式,发自内心地贯彻公司文化。

“一家企业从无到有,聚集人才,生产商品并进行销售,除利润之外,它到底因何而存在?”方太的回答是,“方太立志要做一家伟大的企业,导人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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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太董事长茅忠群对我说,伟大企业要有两个核心:创新和良知,导人向善的良知往往能成为创新的催化剂。“比如2010年,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厨房油烟加剧主妇的肺癌风险’,心里很不安,为此对吸油烟机的开发目标做了重大调整,从过去以某些量化指标为开发目标,到以‘最佳的吸油烟效果’‘不跑烟’这样的非量化目标为开发目标。当时销售部门说这种调整有很大风险,但良知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对的。经过努力,2013年推出‘风魔方’,2014年推出‘云魔方’,吸油烟效果提升了很多。我们研发的全球第一台水槽洗碗机,也是基于良知,洗碗是很烦的事,但父母劳碌一辈子,生活条件终于好了,还是要用双手去洗油腻腻的碗筷,觉得于心不忍。”

茅忠群每天起床读经,读文化元典,半个小时,从不间断。有人建议他把总部迁到不远处的另一个区,能省下一大笔税收,他淡然回答:“该交给政府的,我不会动一分钱的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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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丽是中国最大女鞋零售商,占非运动鞋市场份额的9.4%,加上运动鞋,有两万家门店。2017年通过私有化从香港退市。

百丽近年来遭遇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电商的冲击,其中不乏假货因素。2016年,中国大概每销售四双鞋就有一双通过电商渠道,线下零售商面对产品雷同、价格战、库存高的三大挑战,不转型没有出路。

百丽由高瓴资本集团、鼎晖投资以及百丽管理层私有化之后,开始解决“+互联网”的问题。新团队看到,百丽有十几个品牌,3到4亿用户,每天进店人数400-600万,用互联网行话DAU(每日活跃用户)来说,相当于中国前十大电商之一。每天试穿人数60-100万,购买人数30万-50万,复购率25%。这就是百丽的漏斗模型。

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最近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演讲中,回顾了重塑百丽活力的过程,一是用RFID(无线射频识别)等工具对终端赋能,二是重新定位店长与店员,挖掘其潜力。

通过开发终端赋能工具,可以从实时数据中看到每一间店究竟在做什么。一个SKU放在店里30天都没有人试穿,就不应该放在店里;一款高跟鞋一天被试穿30次,但只有一次购买,说明鞋看起来很漂亮但穿起来不舒服。对销售进行数据分析后,能大幅提高效率。

零售企业的店长与店员是巨大的潜力人才库,而不是负担。“套用互联网的话,最好的UI(用户界面)、UE(用户体验)就是百丽12万人的店长和店员队伍。调动她们的潜力,给她们更多的赋能工具包,让她们有更多时间、更多精力腾出笑容来面对用户,成为时尚顾问,访客变顾客的转化率自然就提高了。”

针对店长之间下单成果差异大的情况,也采取了相应策略。第一是减少标准方差,大幅度提高平均水平;第二是把店铺运营数据全程扫描,分析挖掘运营潜力;第三是分析门店类型,分析历史数据,了解不同季节、不同时期、不同周边环境对销售带来的影响,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通过“+互联网”,百丽2017年出现了两位数的正增长,盈利大幅回升,士气大大提高,守正出新,焕然一新。

互联网思维没那么神乎,相反,互联网企业很难干成线下的苦活累活,管好大型企业也很不容易。共享单车的童话蜕变成巨额亏损、靠挪用客户保证金维持、随时可能断炊的笑话,从过度喧嚣始,因管理脆弱终,不就是一个警示吗?

当互联网公司开始线下化,当资本供给变得谨慎,可以预言,很多泡沫都会消散。

从2018年开始,“互联网+”转向“互联网-”,同时大量线下企业真正开始“+互联网”,将是一个大趋势。动不动就要摧毁和颠覆传统,完全忽视管理是需要积累的,马步扎不好却想着能在风口上飞,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不摔下来才怪呢。

中午,我还和一位金融企业家进行了交流。他曾在政府部门工作,是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十几年前辞职创业。他对我说:“走遍全世界,中国人的勤奋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也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重商主义的普及是如此广泛。中国还有六七亿人在农村,未来还会有几亿人跻身中产阶层,只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平的法治环境,继续维持快速发展不是问题,我完全不认为中国今后的潜在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五。当然,创业是艰难的,但是没有难度系数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这天晚上,因为上海下雪,我们坐在飞机上等了两个小时才飞。邻座刚好是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校友,他在一家国有大型融资租赁公司当老总。我们谈到这一两年基建投资对设备租赁业务的促进,但他也说,由于金融强监管和去杠杆,有些客户的资金流受到影响,付款风险会上升。

我问,付款问题跟诚信有没有关系?他说从他20年的工作经验看,中国企业的诚信度是不断上升的,信用环境是不断改善的,目前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周期性调整,企业确实遇到压力,真是无能为力,这应是主要原因。

到了这一刻,对贾跃亭造成的孽债,我似乎释然了一点。他的互联网“生态化反”已然失败,到处欠债,是不是真是走投无路了?

这篇文章中,没有讨论政商关系、牌照、人治、寻租、国企民企的进退。其实,在上海到北京往返的这段时间,也和朋友们交流了很多。我们的共识是,一个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制度与政策环境,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真的有底气,有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的长期打算。这一点至关重要。

每天,我们都要接触许许多多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都在体验中国的公司时刻(Chin@ Moments of Business)!

一个新的关于商业文明的坐标系浮现在脑海里,就叫它“秦朔矩阵”吧,因为我全部创作的核心,就是希望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让“良治+良知”的“好人赚钱”,成为我们时代的商业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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