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铅笔揭开的美国专利史一角

（原标题：由铅笔揭开的美国专利史一角——读《铅笔：设计与环境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瓦尔登湖》与亨利·戴维·梭罗。不过，除了作家、哲学家与环保主义者的身份之外，梭罗还是一位革新者——他制作出了那个时代品质最好的美国铅笔。

1841年，戴维·梭罗与兄长约翰·梭罗的教职工作受挫。次年，约翰意外病逝。戴维·梭罗与父亲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密。老梭罗从事铅笔制造业近二十年，两个儿子的学资都来自铅笔的利润。但那时的铅笔还很粗糙。据梭罗的好友、作家拉尔夫·爱默生说，梭罗当时脑子里装着的全是如何改善铅笔流程和铅笔。梭罗查阅了大量典籍，做了大量实验，调整黏土与石墨比例造出了不同软度的各类铅笔，改良后的“梭罗公司”铅笔从1844年起就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并且屡获工匠协会、博览会奖项。

当然，“梭罗”铅笔不是梭罗个人的荣耀。梭罗家族企业是老梭罗在偶然机会里跟自学成功的发明家约瑟夫·狄克逊学会了制造铅笔的方法而奠基的，而狄克逊也不是美国铅笔制造第一人。据美国科普历史作家亨利·波卓斯基在《铅笔：设计与环境的历史》中的记述，19世纪是个讲求独立自主、自修成学的时代，很多人投身刚萌芽的工程学，蓬勃发展的铅笔制造业吸引了很多从业者，因此铅笔的发明起源非常模糊，不过相比桥梁、建筑史等而言，还是简单得多。因此，“借着铅笔的‘抛砖引玉’，我们可由简入繁，一窥建筑史或工程史等‘大学问’的堂奥”，并且“从铅笔起源的不确定性中，我们甚至能获得‘暧昧’的教训。”

虽然像铅笔这种小物件，我们的确容易忽略其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作者归溯源头的一番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欧洲笔艺和书写技术的发展，从庞贝城壁画里拿着铁笔的女孩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手稿，从欧洲古老的笔刷、鹅毛笔到管状的铅珠，再到石墨的应用，人们盼望使用方便的笔具的心愿推动了这项技艺的发展。

然而，问题也来了：为什么经过了漫长文具演化史的欧洲没有成为近代铅笔的制造中心，反而让美国占了上风呢？

谁也不知道石墨是如何被发现的，它在遥远的古代似乎就有过应用，不过引起注意据说是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有个牧羊人在野外看到被大风连根拔起的大树的根部带着奇怪的“黑铅”。人们意识到这是很好的书写原料。此后一个多世纪，欧洲人直接用石墨写字作画，这当然很不方便、很不经济。17世纪晚期，德国纽伦堡木匠想出了把石墨嵌进木条里的主意。英国铅笔制造者凭借博罗代尔石墨矿占据了先天优势。但这种优势随着资源枯竭很快就丢失了。德国工匠依靠高超技艺和石墨与陶土混合的技术后来居上。到19世纪初，由于固守传统的交易以及行会规定，再加敝帚自珍的家族企业的发展模式，德国铅笔制造业日益衰退。而在大洋另一边，充满活力的美国成了培育发明家和新发明的乐土。

美国最古老的文具制造商之一辉柏公司的创始人约翰·艾哈迈德·辉柏，1822年生于德国斯坦恩，他和兄长罗塞尔接手了家族的铅笔企业。他们在设立美国分公司、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深被新大陆吸引，1872年欧洲厂房的一场大火成为促动他们“铅笔移民”的契机。进入20世纪，铅笔更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推陈出新，相伴而生的还有削笔机和精密器械工业，以及回应消费者“苛刻”的“尖”持要求，电子图像设计必然代替原始的人工实验。铅笔这项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微妙地展示了工程史的一个剖面。

根据经济学家乌尔里奇·文根罗特的描述，德国工业有个特定的创新优势：许多改进和相当多的技术突破可追溯到小型独立供应商。这些小企业对德国工程的高质量和复杂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被称为“一种新的混合型批量生产战略”，其中小企业充当着“制造能力的外部来源”，但在19世纪，小企业成为工业化的受害者，直至20世纪30年代重新被提升为德国竞争力的重要支柱。

那为什么美国的机械大生产没有伤害到小企业的创业热情呢？这就必须提到美国的创新机制了。美国的专利体系以较合理的成本保护了发明者的知识产权。此外，美国专利局还通过给研究人员提供研究经费、在期刊上刊登相关专利信息等一系列措施，积极鼓励技术信息扩散。与僵化的行会制度相比较，更灵活、更宽松，也更能刺激专利保护。

美国模式当然也有弊。亨利·波卓斯基在另一部科普作品《日用器具进化史》里说，“勇于挑剔”是发明家的共同特质，也是发明的灵感源泉。爱默生说，梭罗的口袋里总放着“他的日记，还有铅笔”。我觉得这个细节反映了梭罗热衷于高品质铅笔制造的另一层原因。这位作家那么喜欢散步，随时陷入思想，随时记录灵感，若没有趁手的文具，而需携带累赘的墨水瓶和鹅毛笔，肯定会烦恼不堪。可是，在造出了品质优良的铅笔后，梭罗为何放弃了进一步研究？当朋友们纷纷祝贺他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时，他却回答：“何必呢？”波卓斯基说梭罗“滚石不生苔”，不愿长久地干某一行，凭兴趣做事，赚很多钱从来不是他的想法。对梭罗家族来说，由于销售石墨的利润更高，在1853年之后就把制造铅笔视为其次的产业。梭罗的行为正是美国创意精英最典型的表现：提供的产品远比一般更好就够了。企业更期望改良产品能迅速投产并占领市场，并不乐于因精益求精而延误市场回馈，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里，掌握先手的时机太重要。波卓斯基将之归纳为“研发的妥协”，这种归纳有些轻描淡写，回避了其中显现的资本魅影。对资本来说，“刚好”比“最好”更有利。必须承认，美国的专利保护既推动了发明，有时也以隐蔽的手段将许多有价值的发明束之高阁。

梭罗当年在《瓦尔登湖》里说过，“大多数奢侈品，大部分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笔者并不赞同波卓斯基所描述的梭罗作为技术人员的高傲心理，反而觉得这是梭罗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洞见了时代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