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国际上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风险,一是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大,难有可持续性。目前中国外贸总额与GDP的比例是7:10,达到外向型经济最高级别,陷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中国制造”的声浪中。二是投资比重太大,消费比重偏低,消费比重不到55%。真的这样吗?
一
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没有表象那么大。我们的净出口(顺差)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于2%(今年可能出现大于10%的情况)。只有净出口才是GDP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从来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1998年中国通缩,外贸增长30%以上,全年贸易顺差超过400亿元。美国认为中国靠出口特别是美国五分之一的逆差来自中国。其实中国对亚洲国家一直是逆差(今年因为铁矿石涨价,对澳大利亚也将逆差),抵消了同美国的顺差。因此,中国的外贸还有可持续发展空间。世界经济格局在调整,贸易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美国经济不景气不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是质优价廉的中低级商品,美国经济下滑,国内消费者更多买廉价的中国商品,刺激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外贸保持20%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而且会持续较长时间。
二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过去几年投资确实过大,必须压下来,过热投资导致投资占GDP比重高,消费比重相应下降(从65%降至55%)。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鼓励消费,提高生活水平(节俭悖论)。现实是中国80%的人是低收入人群,就业压力大,80%的人收入无从提高;进城农民收入仅能保证自我生存,没有财富积累;80%的财富属于比例不超过20%的人,他们的消费不可能快速提高(本来就高),他们赚钱,存钱,积累财富,因此消费不可能快速增长。因此,经济增长需要投资持续增长来维持,40%以上的投资率是必要的,同时就业压力(劳动力转移)需要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就业机会,维持社会稳定。这也是为未来消费打基础。中国未来将增加200个300万人口的大城市或300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很大,因此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投资消费比例来套中国。中国的基础设施落后,必须增加公共设施投资,这些投资是长期的,必须是政府投资。而目前西方国家的投资大部分是企业投资,必然投资于高收益项目,因此同西方比,我国的投资收益比较低,这是很正常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生产资料,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资料行业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
三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必须提高重化工业生产,但需要制度改革,特别是煤炭、钢材、石油等基础工业,这些工业能拉动上游和下游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城市化和社会稳定。我们不能因为资源稀缺就不发展重化工业,资源不足可以进口,为提高竞争力应该把这些工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获得资源成本优势,利用全球资源而不仅仅是国内资源,日本就是好例子,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国际利益冲突不能影响我们的竞争力,国际油价上涨不是只有中国承受压力,所有消费国都承受压力。关键是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用比他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竞争优势。资源问题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不是完全市场的办法就能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制度,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
四
建立资源产权制度。国内矿产资源全民所有,对矿产必须采用特许专营,收取特许权费,通过竞价拍卖的手段拍卖矿产开采权,堵住乱开采的黑洞。最近在清理矿产开采时出现“宁丢官不撤股”就是因为开采成本低,能获得暴利形成的。必须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解决矿产开采权问题,高效开采、利用、分配资源。
对股权分置问题可以分散决策,不由中央政府统一定价,而应由地方政府与股东谈判定价,分头解决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行使所有权,因此股权分置问题可以分散决策。资本市场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分头决策,不搞一刀切。银行和股市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瓶颈,瓶颈拖得越久,无效率就越多,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国信证券经纪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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