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
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日前发布,报告中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政策。我们对这项看似没有什么新意的说法有一点新的理解。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这些政策应该有了不同的含义。
首先,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的概念要重新理解。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基本稳定是相对升值而言。我们认为,在7月21日以后关于人民币升值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概念。在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时候谈人民币升值无疑是等同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新的机制下,人民币升值的涵义应该也相应有了根本的改变。
按照一揽子货币形成机制的定义,本国货币升值的完整意思是,在同一时点,本国货币对所有一揽子货币“同时”提升同样的兑换比例。换句话说,假如中央银行现在要对人民币升值,就不能像7月21日那样简单地只针对美元宣布升值2%,央行必须宣布人民币在某一时点,对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相对那一时点的兑换率同时提升一个同样的百分比,而不是仅仅只对美元做出调整和改变。
我们认为进一步的汇率机制的改革很有必要。特别是近期在美元的浮动幅度是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其他的货币的浮动幅度就应该放开,不必进行幅度控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反应一揽子货币之间的互动,也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更高。
其次,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的相关性。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比较低有直接关系。理论上来说,出口产品的价格与汇率应该有关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肯定提升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但是中国出口的放缓不会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有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有市场,才能在贸易交换中双方获益,才是资本的投资取向。美国厂商根本不会在中美贸易的层次和领域重新增加投资,因为成本太高,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美国在这些初级产品领域的厂商,大部分按照市场原则和规律已经从没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领域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流通领域,产业的升级换代已经完成。那些已经转移出去的企业,决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或者因为中国出口减少而回到美国建厂。而且美国政府已经签订与中美洲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国从中国减少的进口,会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来替代。美国人决不会再回头去生产许多初级产品。美国的比较优势在高科技领域,在第三产业。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没有解决中国出口产品靠低价格竞争的实质性问题。当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引起中国和美国之间产生很大贸易摩擦的原因,应该不完全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完全是人民币对美元低估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偏低,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巨大顺差。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比较低,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成本低,包括劳工成本。但是中国确实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大幅提升工资也没有太多理论根据。但是中国出口企业的其他成本是需要彻底改变的,包括工人的社保,医保,退休基金还有社会环保等等,如果严格按照《劳工法》完善所有的制度,个人的实际工资得到了提升,企业的成本也上升,出口产品价格自然上升。同时迫使那些边际收益很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升级转型,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低水平初级产品无序的出口扩张,减少与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口实,中国的工人也得到实质性的好处,中国的企业也更有竞争力。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出口产业的盲目扩张,相互进行完全无序的价格战,自相残杀所致。避免无序的价格战,培养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不是提升汇率就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把中美贸易摩擦完全归咎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使货币政策陷于被动。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帮助出口企业解决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和产业转移以及制度建设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口价格低的问题,才能对缓解贸易摩擦有积极的意义,才能使企业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运作,才能对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会有正面效应,也给进一步加速汇率制度的改革留下比较宽松的环境和较大的空间。
我们是按照经济学的思维和经济现状对新的汇率制度的理解。但是汇率问题有时候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最后如何解决也可能不会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进行了。
(作者单位:银河证券)
<银河证券><左小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