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刀刃上的均衡

□程实
　　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个调侃式的论断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无论身处何地，中央银行行长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进退维谷、如坐针毡。相比格林斯潘、特里谢在菲利普斯曲线横轴和纵轴间的艰难取舍，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两难困境似乎更为复杂。
　　无论如何，格林斯潘们已经“有所为”，美联储有些令人麻木地连续12次加息，在“信号明显，动作谨慎，小步微调”的政策哲学指引下正稳步走向预期的利率“中性水平”；特里谢也在12月1日进行了2年半中的首次利率政策操作，将基准利率调高了25个基点。但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表露出进一步紧缩银根的迹象，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向一级交易商发出公告，将暂停3个月和6个月的央行票据发行，公开操作品种只有28天正回购，市场大多认为，这一举动表达了央行不希望利率上涨过快的意愿。
　　这种列举式的国际比较并不意味着欧美加息与中国货币政策之间必然要存在某种响应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美乃至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存在着一定的同步性和同向性，这是因为在能源价格飙升的外部冲击之下，全球性通货膨胀悄然抬头，经济全球化、货币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各国货币当局正面临着根源基本类似、表状略有不同的货币环境。如此国际背景之下，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中国很难完全屏蔽于这个国际性货币紧缩洪流之外。
　　当然，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不像美国4%以上那样高，今年1月到10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9%、2.9%、2.8%、2.6%、2.4%、2.3%、2.2%、2.1%、2.0%和1.9%，通货膨胀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这并不能构成中国置身加息大潮之外的全部理由。首先9.4%左右的GDP增长与如此之低的通货膨胀并存就有些“完美”得令人不安，更给人一种“刀刃上均衡”的脆弱感；其次，从全年平均水平看，中国通胀还是保持在2%以上，而欧洲央行选择加息之时面对的也不过是2.4%的通胀数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还处于“负利率时代”，利率过低的资源配置风险、购买力缩水风险、财富再分配风险长期存在，而且，“金融脱媒”现象也因此大为恶化，地下金融规模非常庞大，不仅使得金融政策的有效性下降，而且还搅乱了经济稳健发展所必需的信用秩序。
　　现实就是，中国有走出“低利率时代”的必要性，而且，也具备一定的政策转型的物质基础。不仅中国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高达9.4%，金融行业也初步具备了政策变化所需的抗压性。中国人民银行12月7日发布的《2005年第四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今年第4季度银行业景气与银行家信心指数双双创下年内新高，自去年2季度以来，银行家对货币政策的判断总体由“紧”趋于“适度”，这给货币紧缩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中国货币政策还是选择了更为稳健的姿态。这主要归因于两大顾虑。一是类似于欧美的经济复苏受损顾虑，虽然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强劲，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降，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的研究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在8.7％至9.2％之间，而整个“十一五”期间这一数字将维持在8％左右，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更是大胆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6.7％。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使得货币政策制定需要更加审慎。二是对人民币汇率遭受冲击的顾虑，虽然欧美接连提高利率，中外利差不断扩大，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相反，斯诺等人依然对人民币汇改大为不满，外汇市场中人民币本身也在缓步升值。在如此紧张的背景之下，如果利率上调，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而且加息本身也很可能变成投机势力兴风作浪的炒作由头，给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效前行带来巨大风险。
　　总之，中国货币政策在全球性货币紧缩的国际背景之下面临着独一无二的复杂环境，在汇率吸引了较多市场目光之时，对利率走向给予更多关注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