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变资源不足压力为改革动力

王建：变资源不足压力为改革动力

　　相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其他矛盾，资源与环境矛盾是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工业化不能重复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就只能走开发出新的工业化技术路线这条路
　　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27个年头，如果说市场经济体系是有底层的产权制度、中层的市场运行架构，和上层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构成的，那么中国的改革是从中层的市场运行架构开始突破的，这种改革进程从7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底层的产权层面，开始是“抓大放小”，近年来进入到“放大”阶段，由此开始形成了以非国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主体格局。中国的改革，由于始终没有触动上层建筑架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触动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国有垄断性企业和大型企业，其中也包括银行体系，因此保持了政权的稳定与经济的稳定，使中国的改革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没有造成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中断，这是中国的改革特色，也是成功的经验。
　　在改革前的传统体制下不存在需求约束问题，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在很长时期内不触动产权，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得了产权支配地位的公有制企业的分配则更倾向于消费，因此也不存在需求约束问题，这些体制和机制都构成了新中国经济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但是在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到产权制度改造后，情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明，生产资料占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对生产成果的占有，因此产权制度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分配制度的变化，就是生产成果日益向部分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新财富阶层集中，这既表现为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吉尼系数”显著提高，也表现为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品供给开始出现大量剩余，还表现为在“十五”时期银行存差不断增大、投资不断高涨，以及去年已经开始露头的生产过剩问题。
　　如果说中国在以往时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要解脱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促进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那么这个目的目前已经充分达到了，未来的改革应更加注重于创造社会需求。但创造社会需求不是要求倒退回原有的分配关系，而是要在巩固产权和微观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与完善宏观的再分配体制，例如建立宏观的财富转移分配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所以如果对中国未来的改革作一个方向性判断，就可以说改革的重心将从市场体系的底层和中层转向上层，将从微观转向宏观，将从供给转向需求。
　　中国的经济增长重心自90年代初期以来，开始逐步向重化工业转变。尽管目前对中国的重化工业取向存在着激烈争论，但客观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轻工业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加工原料，而重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加工原料，所以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中国工业化对资源需求的指向，就从地表以上转到地表以下。但是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并不好，又是人口众多，当经济规模小的时候，国内资源尚可满足国内需求，经济体量大了的时候，靠国内资源就难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了。1995年是中国资源需求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的初级产品贸易首次发生了逆差，当年为29亿美元，2004年已增加到767亿美元，估计去年将会突破千亿美元。去年总进口增长率为17.6%，但初级产品进口却增长了26%，占总进口的比重，也从“十五”初期的18.8%上升到去年的22.4%。所以“十五”是一个转折点，由此中国开始进入了依靠大规模进口初级产品推动工业化的时代。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始终落后于工业化，这个特点即便是在“十五”时期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变，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看反而拉大了。近几年来，城市变得越来越漂亮，农村的面貌却没有相应改变，许多地区的农村面貌甚至是倒退了。去年夏天我回到70年代初期插队的地方——北京延庆县，我看到原来插队的村子房子倒是都盖了新房，但是村外原来的场院成了个大垃圾场，如果从村容村貌看，反倒不如30年前了，这还是京郊的农村，其他地方由此可想而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在人均1500美元水平的时候，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我国目前按非农人口看至多到35%，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是迟早要纠正的。但问题是如果增加了城市人口，人均资源的需要量会成数倍增加，例如目前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是3.3倍，但食品消费差距是4.3倍，人均水消费差距是11倍，因此如果大规模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国的资源压力会更大。但是长期维持15亿人口，10亿农民的局面，中国的工业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完成了，这是摆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十分现实的“两难”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个难题，必须作出重大的战略选择。
　　资源不足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最近我参加一个有关军队转型问题研究的课题，一些军队的理论工作者认为，由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向海外延伸，中国的军队要加快现代化速度，以保卫中国的海外利益，这就需要国家大量增加对国防建设的投入。但是我前一段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果重复工业化先行国家的技术路线，也把本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立在石油、煤炭、钢铁和有色金属上，到底需要多少能源和矿产资源，结论是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即便靠世界资源也是行不通的。在石油、煤炭、铁矿、铜和铝这5种主要资源当中，按照目前工业化国家的一般消费标准，只有铝的国际资源可以满足中国的需求，其他4种资源都不够，但是还有印度呢，还有东盟国家呢，还有世界其他近40亿非工业化国家的人口需求呢。因此，即使中国的国防能力强大到足够保证中国把世界资源都拿到手，也还是不够，如此应该怎么办呢？
　　还有环境问题。据有关资料，去年中国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硫已经达到2700万吨，但环境的自净化能力据有关研究每年只有1600万吨，就是说目前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中国环境可容纳量的80%。看看北京的大气质量就知道中国的环境已经恶化到了什么地步。依靠传统能源方式就是供给方面能满足，环境也不允许了。
　　相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矛盾，资源与环境矛盾的是最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工业化不能重复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就只能走开发出新的工业化技术路线这条路。因此，所谓“自主创新”的含义，不应是外国人不给的技术靠自己搞出来，而应是外国人也没有的技术，靠自己发明创造出来，从而彻底摆脱传统的工业化技术，走出中国工业化的新路。
　　中国在明清时期产出规模曾经占到世界总产出的1/3，而且根据史学研究资料，直到明代就技术输出而言，都是从中国到欧洲的单向输出。但是在18世纪后欧洲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中国却由于人口爆发，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耕地资源不能相应增长，导致了粮价和地价的长期上涨，以及工商业资本向土地的长期回流趋势，抑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最后沦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中国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再次遇到了人口和资源的阻碍，能否突破资源瓶颈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华民族能否再次崛起。中国在近代史上由于技术落后而丧失了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在当代新的资源与技术挑战面前，如果这个坎能过得去，则不仅不会重复近代史上的悲剧，而且会重振汉唐雄风。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不足是压力是挑战，但更是机遇。
　　中国如果重复工业化先行国家的技术路线，也把本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立在石油、煤炭、钢铁和有色金属上，到底需要多少能源和矿产资源，结论是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即便靠世界资源也是行不通的。（作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