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大幅上升，专家呼吁———警惕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央行副行长苏宁日前透露，我国财政在央行的存款上月初已达到最高点；与此同时，我国消费率却跌至历史新低，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48.8%下降到2005年38.2%，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却高达78%—79%。这表明，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刺激内需措施，不仅没有很好地解决消费率过低问题，这一问题反而变得更为严重。
　　专家指出，我国财政收入近年快速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多年来呈现向政府偏斜之势，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这是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偏斜，造成消费率持续下跌、储蓄率持续上升，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突出问题，这种失衡状况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
　　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事关全局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表示，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94年以来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大幅度上升，企业可支配收入2004年以后也大幅度上升，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从1992年69%下降到2003年62.5%，近两年下降更快，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状况更为突出。从国民储蓄比例看，从1992年到2003年家庭储蓄比例持续下降，企业和政府储蓄比例持续上升。2003年家庭储蓄比例是40%，到现在应该是36%—37%，剩余60%—70%都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占国民总收入比例的快速上升是国民总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宋国青提出，国民收入比例变化是很大的事情。从图表看，从1978年到现在，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变化是一个倒“U型”，先是上升，1994年前后开始下降至今。国民收入持续向政府倾斜，中国经济会有很大的问题。
　　苏宁的表态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说，储蓄结构变化加大了投资扩大的压力。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比例在上升，企业储蓄比例也呈上升走势，而居民储蓄增速却在下跌，在总储蓄中的比例也在下降。他认为，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最突出挑战。
　　投资拉动型增长导致分配失衡
　　我国财政收入自1998年开始大幅增长，近年平均增速更高达20%，远高于同期GDP9%的增速。财政部预算司官员日前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将财政收入超速增长归功于三个因素，即1994年设计的税收制度具有较高经济增长弹性；税收征管不断加强；以及一部分原来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
　　然而，有专家认为，上述因素对于政府收入持续高增长的解释力是不够的。太平洋证券研究员姜德增认为，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居民收入，这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易宪容则认为，近几年来，财政收入呈两倍于GDP增速的方式增长，财政收入大量投入国企改革，这是老百姓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宋国青认为，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保障职能，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这类真正的公共和准公共支出严重不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储蓄倾向进一步增加的重要原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李若愚分析，近年来政府在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交款等转移收入，大于社会补助等转移支出。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比例，甚至远低于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藏富于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偏斜，直接后果是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阻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间接后果则是抑制国内需求，拖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许多官员和专家认为，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了体现社会公正、公平原则，必须改变现有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格局。政府应该转变财政政策，完善保障制度，并通过税收调节等手段减小收入差距，同时，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转变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央行行长吴晓灵日前公开表示，财政现在介入经济太多，应该把财政积累更多用于公共支出、教育和卫生。政府要想扩大内需，就必须降低企业和政府的积累，企业应该加大分配，要把企业的投资分配给个人以后，让个人来决定消费的比例，这样才能促进消费，也才能够提高投资的效益。
　　宋国青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涉及到“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问题，两者差别很大，“民”并不认为“国”口袋里的财富是自己的，而且留在“国”的财富也不是都能留住的，中间会有流失。他认为，提高居民收入份额有很大空间。降低增值税对于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效果最大而其他负面效果最小；除了减税之外，提高存款利率还有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