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为抑制经济和物价过快上涨,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中央各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突出表现在: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控制,外贸出口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回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调整优化步伐加快,楼市和股市价量回落。但是宏观调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
宏观调控和经济调整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宏观调控的反应和适应程度不一样。相对历次的宏观调控来说,这次的宏观调控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小企业影响较大,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较大。
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早、对外经济依存度大。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比较大,三资企业中,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型的中小企业居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以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为主,产品单一、专业化强,技术水平低,企业没有研发能力、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靠贴牌生产,没有定价权和议价能力,没有市场主导权,无法形成市场垄断和技术垄断。庞大的企业群仅仅是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一环,主要靠优惠政策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厂租、土地和低廉的能源等形成的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企业的利润低,抗风险能力弱。外来投资极不稳定,外来人口多,社会管理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电力和水资源紧张,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困难,但是这些企业解决了大量的人口就业,促进了社会稳定。
我们知道,中小企业与国企和央企不一样,它们是完全市场化的,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过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小企业的伤害较大。而调控政策对于大型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影响有限,因为他们有能力规避风险或者将利益诉求反映给决策当局,无论是过去“一刀切”式的调控,还是现在的“有保有压”式的调控,最先受伤的往往是中小企业。
具体来说,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调整的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历史罕见。这些政策涉及货币政策(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信贷规模控制、高密度大幅度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利率、发行央行票据等)、外贸政策(多次下调出口退税)、劳动保障政策(实施新的劳动法、大幅度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产业转移政策(对限制类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实施台账保证金实转制度),环保政策(提高环保标准和出口产品安全技术标准),财税政策(征收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中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等等方面,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市场萎靡等等不利因素,严峻的政策环境极大地挤压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中小企业普遍认为企业经营环境恶化远胜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SARS时期,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二、多个部门多重政策在短时间内共同作用于企业身上,产生了政策的叠加效应:1、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对不同的企业影响程度不同。对行业的影响大于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即对行业利润率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服装、鞋、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企业影响较大,对机电、电子等自动化程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影响较小;对资金雄厚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影响校小,如他们可以通过在全球内转移定价、转移订单,采取对冲手段规避汇率风险,通过产品提价转移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而对于中小企业几乎是灭顶之灾,以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为例,从接到订单到组织原材料生产,再到交货,最少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但是人民币过快升值所造成的汇率损失甚至可以完全吃掉利润,导致企业不敢再接单。我们大部分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手段有限,汇率损失只能通过利润消化。
2、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企业没有适应和喘息、转型的机会就迅速死亡,企业大批倒闭、外迁,由于经营的不确定性,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企业主外逃的趋势明显,社会不安定因素激增,工人集体上访和失业增加,基层政府压力很大。
3、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文化素质低,失业后再就业和随企业转型困难,有被抛弃的感受,容易将矛盾转嫁给政府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而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企业的经营运作成本,也增加了企业主对政策风险的忧虑,尽管企业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是由于没有调整适应的时间,缺少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企业要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比较困难,因此,中小企业经营者普遍对未来前景悲观。
三、宏观调控较少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总要根据经济统计数据来作出。但是在实践中,经济数据往往难以准确地反映小企业的经营和生存状况。银行在信贷方面主要以借款能力和管理能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为主,中小企业由于财务不规范、没有合格的抵押品,往往难以融到资金,因此,信贷数据方面也不会体现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经营状况。统计部门的数据往往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主要的调查和统计对象,经济统计数据方面的缺陷,导致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很少能关注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对经济的反映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等到大中型企业信贷还款出现问题时再进行调整,可能就晚了。由于生产分工的专业化和标准化,目前的大型制造业一般有几十家、数百家甚至上千家中小企业为其提供配套产品,由此形成了以大型的制造业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圈,这些企业形成了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中小企业财务出现问题后,会导致对大企业的配件供应和货款账期拉长,从而拖累大企业。
因此,宏观调控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
需要重新思考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位,在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内生性缺陷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粮价、高油价等等国际商品价格上涨,这一趋势预示着低通胀时代的结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重新思考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如果过于苛求已经作出的承诺,以低通胀作为调控目标,不仅我们的目标很难实现,而且如果为了片面追求实现低通胀目标,必然实施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相关产业政策,会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在现实的国内外经济背景下,适度的调整通胀压力的控制目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中央出台的很多调控政策初衷很好,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必须考虑政策的实施的时机和效果。各部门出台调控政策不能各自为战,要注意政策协调。因为政策的叠加效应可能造成调控过度,超过企业的承受力。企业一旦倒闭死亡,政府再采取措施进行救助和复原就比较困难,由此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会比较大。产业的升级和调整优化也需要给企业一定的缓冲期,需要配以具体的政策指引和扶持政策,同时各地政府应加强对再就业培训和指导,甚至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要让民众感到政府愿意与企业和从业者共度难关,要让企业树立信心,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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