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经济何以成功：从零开始向高科技转型

深圳新经济何以成功？ ——从零开始向高科技转型

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系列 之 深圳转型(一)

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8.4%，远高于全国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深圳速度”依然不改。即使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深圳也不乏增长动力，这得益于其早早开始的转型与创新。这座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发展至今，依然保持着不俗的竞争力，“深圳模式”不同发展阶段都能保持活力，原因何在？21世纪经济报道将从创新、产业、人才等角度推出系列报道，剖析深圳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如果说深圳的快速发展曾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在此之后的高科技转型或许更有一种值得总结的“深圳模式”。“深圳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在于，有效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直接成本和综合社会成本，由资本配置资源而非政府。因此，即使深圳并非全国的技术中心，也没有发展科技工业的经验，仍在产业化方面成为优胜者，建立起了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产业化优势。

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其中权威人士提到，长三角、珠三角等主动适应新常态、注重需求分析、追求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加强。

如果要在全国寻找新经济结构转型的代表，深圳将因显著的高科技成绩位列其中。2015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5847.91亿元，增长13.0%，占GDP比重33.4%；带动高新技术企业实现税收632亿元，增长33.9%。

此外，201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4.05%，PCT国际专利申请1.33万件，占全国的46.9%；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4项，中国专利金奖获奖数占全国1/5。

事实上，转型与创新始终贯穿于深圳30多年的发展历程。1980年建市之初，整个城市仅有两名工程师。正是在这个基础薄弱，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土地上，却孕育出了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出了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明星企业。在这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中，深圳越发显得突出。

过去的30多年发生了什么，让这个没有科技基础的城市，在几乎所有的细分科技领域都建立起了优势？

旅港经济学者林岭东认为，深圳的繁荣兴盛，在1986年之前是由于贸易，1986-1997年是由于快速的工业化，1998-2008是由于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高速增长，2008年迄今则是由于金融自由化与移动互联网创业潮。

如果说深圳的快速发展曾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在此之后的高科技转型或许更有一种值得总结的“深圳模式”。

主动放弃工贸红利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的经贸活动极为活跃，直至90年代中期，“贸易立市”味道一直十分强劲，贸易和初级加工业可视作当时的两大支柱产业。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制订系列发展科技产业的战略和计划。1987年，深圳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日后，华为总裁任正非也承认，这一“红头文件”确实对华为的最初创业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除了先行先试，深圳更是拿出魄力，主动放弃坐享的加工贸易红利。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深圳科技部门的一位退休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三来一补”企业是各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此一来，直接触动了各村的利益，并引致了村镇区三级的反对。

厉有为后来解释，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吸引的大多数是夕阳工业，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发展初期必然经历的阶段。但随着深圳发展的逐渐积累，以及全球科技浪潮的兴起，要顺应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趋势，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上述政策做出了部分妥协，仅在特区内实行。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自此，深圳正式启动了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升级进程。

1995年7月，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三个月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

正是得益于这提前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

政不扰企，企不媚政

深圳社科院副院长陈少兵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政府官员的战略眼光功不可没。

除了前述转型时机的把握以及制订各项政策外，陈少兵认为，政府真正做到了全心做好各项服务。

一个例子是，1996年，厉有为顶住压力，协调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给华为解决了3000万元的贷款。在此之前，身为民营企业的华为一直得不到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

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曾撰文指出，“深圳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在于有效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直接成本和综合社会成本，反过来则是提高企业研究开发的收益。

他将政府作用总结为三点：一是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市场环境，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鼓励企业依靠创新、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得持续增长动力；二是扮演企业创新推动者的角色，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降低创新门槛；三是构建创新的支持体系，引发全国甚至是国际创新成果向深圳汇集。

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深圳的政商关系完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恪守政府与市场的分野，政不扰企，企不媚政，各守分际，各出其力。

深圳市长许勤表示：“深圳政府从来不干预企业做的事，我们做好‘保姆’。”

从事移动宽带网络设备业务的华讯方舟集团总裁吴光胜希望，未来的卫星民用市场可以放开。他介绍，得益于深圳政府的帮助与推动，华讯方舟才获得了相关牌照。

在谈到深圳的高科技产业时，吴光胜说：“深圳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政府扶持企业做事情，其他的不要管。”

前述科技部门前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早些年算上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科学技术协会和高新办，公务员总共只有38人，是典型的“小政府，大服务”。

创投体系助力产业化

深圳并非全国的技术中心，亦没有发展科技工业的经验，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仍在“产业化”方面成为优胜者。

林岭东认为，这恰是因为由更高效的资本配置资源，而非政府。

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科技投资体系。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指出，科技创新的高风险特性，使得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难以成为研发方向的判断者。深圳的创新体系中，在国内最具革命性的经验是率先从北美引入VC的金融制度，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中国本土的VC体系。

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介绍，1999年，风险投资在中国才刚起步，他找到了当时深圳唯一一家从事风险投资的机构——深圳高新投。经过谈判后，深圳高新投投入438万现金，占51%，大族激光由此走上快速发展轨道。

一年半后，大族激光回购46%的股份；而高新投剩余的5%股权，目前市值已高达1亿多元人民币。

更知名的是同时期腾讯的案例。1999年第一届高交会举办时，成立刚一年的腾讯因QQ大量下载和爆增的用户不堪重负，资金出现缺口。马化腾拿着商业计划书跑遍高交会馆，拿到了腾讯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第一笔风险投资——IDG与盈科数码共同投资的220万美元。

这也成为高交会日后的一桩美谈。事实上，在历年的高交会上，技术项目的供需方、中介方、服务方均聚集于此，也对促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服务链起到了助推作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光启、大疆创新等一大批创新性企业背后都有创投的身影，而十多年前深圳市政府部分出资成立的深圳创新投，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本土创投界的“黄埔军校”。

迄今，深圳仍是本土VC的大本营。深圳金融办副主任肖志家指出，深圳高新技术企业3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500多家，数量繁多的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微企业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投资项目，使得深圳成为国内有名的风险投资聚集地。

从拿来主义到源头创新

如果说30年前的深圳还处在科技发展的“拿来主义”阶段，当下的深圳，正在致力于实现“引领”。

陈少兵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已经建立起了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产业化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未来实现引领的必然选择。

新近发布的深圳“十三五”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基础设施，形成重大源头创新与前沿突破的强力支撑。到2020年，组织实施1000项国家、省、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事实上，深圳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以民办科研机构为主的源头创新体系，包括2007年南下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2010年挂牌的光启研究院，2012年落户的国创新能源研究院，2013年组建的圆梦精密技术研究院。

深圳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长周路明指出，深圳采用了“官助民办”的方式，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并催生了以前只有在硅谷才能看到的新业态。

其中，华大基因已经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其董事长汪建曾说，新中国的科学研究，一直扮演追赶者的角色，但在基因研究的马拉松比赛中，华大基因处于第一梯队，时不时还能领跑。

光启团队则完成了全球超材料领域85%的专利覆盖，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

周路明指出，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员工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深圳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崛起将成为中国创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