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折之中的中国经济正呈现出亮点式的突破。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89700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其中全国服务业税收完成61704亿元，增长8.2%，服务业增长拉动全国税收增长4.6个百分点。尽管现在谈论中国经济何时重回中高速稳定增长的轨道还为时尚早，但结构性亮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显露出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气象。
结构性亮点的出现，意味着当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传统模式。实际上，不同于以往，“增长险中求”已经不是当下高层进行经济决策的思路，取而代之的是，对风险因素的警惕已经被纳入决策考量之中、对新的增长动能的挖掘力度在持续加码。换言之，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给新经济（爱基,净值,资讯）、新动能更多的关注和制度空间，已经成为决策层的实质性共识。
在当下经济结构稍见好转之关口，应该趁热打铁，不迟疑、不回头，进一步打破一些领域的条条框框。特别要认识到，新旧动能的彻底转换，关键在于促成新旧动能背后的制度因子的转换，对制度因子的重视程度，将决定新旧动能转换能否在下半程巩固当前亮点，进而发挥以点带面之效。
在一些关键性、基础性的制度上，除旧布新是极为必要的。比如，一些大城市针对滴滴网约车出台的新政，在司机的户籍身份等方面设限，虽然作为新经济的重要产业形式，滴滴平台为去产能行业提供了超过100万的兼职司机岗位，成为人员分流的重要再就业通道，再比如购房限制政策，其背后也涉嫌间接的户籍管制，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大城市的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的供给严重低于需求。
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是“知”的问题，更是“行”的问题，即在提高城市科学规划能力的基础上，尽可能放开户籍限制。日本东京是一个管理户籍，但不限制户籍的城市，东京有三千多万人口、人口密度是北京的5倍，汽车保有量是北京的一倍左右，但其土地面积仅有北京的几分之一。原因在于，东京整体的城市功能输出明显好于北京，这同时也说明，对我国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结构性、制度性优化的潜力巨大，且方向明确。
新旧动能转换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提高消费占比，而不是提高城市科学规划能力、以行政力量阻碍城市化，则会阻碍消费占比的提高。一方面，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在当下均处于周期性的调整之中，转换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提振消费、以消费升级带动经济动能的升级；另一方面，在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分化也在加大，这意味着，继续推进大、中城市和重点经济区域的城市化、打破人为阻碍，才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路径。
必须强调，新旧动能转换的根基不在别处，而在制度重建。以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为例，在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的层面上，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对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要看到，新动能相对旧动能，新兴产业（爱基,净值,资讯）相对传统产业，前者的风险性更高，可量化性更低，因此在产业属性上更有赖于直接的股权融资。而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核心—注册制改革延续至今，根本原因在于不给予市场赋能，不培育市场监管的能力，在建立集体诉讼制度、举证倒置法则等海外成熟资本市场通行的制度方面裹足不前—在这些配套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即便硬性推出注册制，最终也会草率收场，而无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为新兴产业提供健全的融资支持。
（作者系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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