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降费这道减法怎么做？专家建议：一次性明确目标

（原标题：社保降费这道减法怎么做？专家建议：一次性明确目标）

[摘要]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在未来养老金缺口和当前企业减税降费之间进行权衡。

2月22日，全国税务系统召开减税降费工作推进会，部署下一步工作，提出拿出“硬”措施将减税降费推向纵深。作为此轮减税降费的重头戏，降低企业社保费率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今年1月，财政部、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均公开表示，正在研究企业降低社保费率的实施方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等多位专家预测，增值税减税和降低社保费费率等具体政策，有望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出台。

自2015年3月以来，国务院先后5次降低社保费率，涉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养老保险。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的社保费率仍然偏高，其中养老保险占了“大头”，导致不少企业降费感受不明显。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将会对此轮社保降费提出哪些意见或建议，是否会出台大幅度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的新政策，如何缓解人口老龄化、社保费率下调等因素带来养老金缺口加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值得期待。

降低社保费率小步快走

社会保险法规定我国社会保险共五项险种，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其中前三项费用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后两项只由单位缴费。

2009—2010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中国做出了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养老保险费用的决定。2015年3月以来，国务院先后5次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截至目前失业保险总费率已从3%降至1%，工伤保险平均费率已从1%降至0.75%，生育保险平均费率则从1%降至0.5%。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的社保费率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全球企业综合税/费率排行榜，中国企业以67.3%的综合税/费率在全球189个有数据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其中社保税/费率排名第2位。

中国社保费率较高与养老保险的费率较高有关。根据规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定总缴费率为28%，其中，企业缴费为20%左右，个人缴费为8%。2016年4月召开的国常会决定，企业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此后，湖南、江苏、安徽等19个省份宣布下调企业养老保险费率。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政策期限为两年，去年4月召开的国常会宣布将政策期限延长至2019年4月30日。有业内人士预期，今年4月30日之前，相关部门将出台措施，进一步下调养老保险费率来衔接上一阶段的政策。

此前多位社保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当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率较高，企业缴费压力较大，或是此轮社保降费的主要内容。“其他险种的费率该降的，几乎都降得差不多了，且它们的费率比较低，降费空间不大，效果也不明显。”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专家建议：一次性明确降费目标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交的第5180号建议提到，将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降到20%以下，单位部分不超过12%。人社部在去年6月29日公布的答复中认为，“目前尚不具备条件”。

人社部在答复中表示，当前养老保险基金面临减收增支压力，以及部分地区当期缺口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都决定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养老保险不具备大幅降低费率的空间和条件。此外，人社部还称，虽然基金收支不平衡时各级财政应予以补贴，但如果费率下调幅度过大，超出了财政可以承担的范围，将难以继续满足参保者对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期待。

人社部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根据中国社科院2月22日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9）》，2018-2022年，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数量将维持在13-14个，接近全国省级统筹单位的一半，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养老金的运行情况来看，降费后对未来基金的缺口不利。孙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80年之前，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意味着，中国在2030-2050年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时期，届时养老金的缺口会比较大。

“养老保险的费率一旦降下去，再提上来就不容易了。”孙洁表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在未来养老金缺口和当前企业减税降费之间进行权衡。“目前处在经济转型期，企业困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加上中国社保费率在国际上偏高，企业负担较重，因此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势在必行。”

对企业来说，降低社保费率的呼声较大。根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的调研，27.34%的企业希望社保费率能下降8-10个百分点，占比最多；其次22.34%的企业希望下降4-5个百分点。

51社保创始人兼CEO余清泉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要吸取前几年“小步多次”阶段性降费的获得感不足的经验教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广泛调研、精算分析基础上，一次性直接明确最终降费目标，实际执行可以分阶段逐步实现，以回应社会呼唤，管理企业预期。

余清泉解释称，“比当前降低8-10个百分点”是呼声最高的降费心理预期，如果能一次性直接明确，例如“用三年时间实现社保总体费率比目前降低8个百分点”，这种做法有利于塑造社会信心，并为接下来推进合规监管、实施延迟退休等创造利好态势。

事实上，降低社保的缴费基数，也能达到为企业降费的效果。余清泉建议，将社会平均工资扩展到全口径，从而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区间。他分析称，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而社会平均工资统计一直存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覆盖面的问题。如果将社会平均工资统计扩展为全口径统计，则相比现有数据会有所下降，从而带动基数上下限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养老保险总费率“名义上”高达28%。但是在实际征收中，不少企业存在瞒报、漏报参保人数，人为压低缴费基数的行为。去年我国实行了社保征收机构改革。但原定于今年1月1日起，企业社保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政策在北京等一些地区被暂停实施。

余清泉建议，要合规降费齐步走，“降低费率”与“做实费基”并举，可以有效对冲合规成本压力，并不必然带来基金总收入减少。孙洁对此持不同看法，她认为，社保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提高了征缴的效率和力度。在经济快速发展期，此举可以缓解或者抵消对企业缴费负担加重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从当前情况看，“第一要暂缓，第二是先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