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九大政策信号）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未来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经过5年持续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会议强调，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记者将三年来的会议重要内容进行梳理，用图表的形式呈现（附后），今年主要有以下变化：
由于今年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基数较低。在低基数作用下，明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8%左右的水平。但这一增速来源于低基数，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一些经济学家测算2021-202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5%左右。
此次会议指出，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稳步恢复：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在宏观经济增长恢复后，市场人士也在关注、讨论超常规政策的退出问题。
本次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在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的背景下，宏观政策不会大幅收缩，依然会保持一定的度。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在疫情冲击后，财政政策的定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在今年的政策实践中，主要有赤字率突破3%达到3.6%、发行新增专项债3.75万亿、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等措施。
本次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所谓可持续可能指向政府债务。今年地方债额度大幅增长后，地方政府债务率已接近红线，后续大幅增长的空间压缩。
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近期表示，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分析政府举债空间，合理确定地方政府举债规模，保持政府总体杠杆率稳定。在宏观经济好转后，法定债务，特别是专项债务规模要逐步“退坡”，防止形成路径依赖和债务风险持续累积。
市场预计2021年新增专项债规模可能回落至3万亿左右。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修复，逆周期政策托底力度可以适当减轻；同时考虑到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的不确定性，后续仍需保有充足的政策空间，财政政策应该考虑适度“退坡”。中性预期之下，2021年的赤字率或将下调至3.0%，新增专项债额度则可能按照3万亿安排。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疫情影响下，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今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一年期MLF利率）下调30B）。不过这些货币政策操作主要在上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已边际收紧。
本次会议则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货币政策表述从灵活适度变为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合理适度指向市场流动性水平，精准则意味着今年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继续创新。
今年6月1日，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出台。其中一大特点为直达性，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直接联系，确保精准调控。
近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撰文指出，下一步宏观层面要搞好货币政策跨周期设计；微观层面要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如对于需要长期支持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直达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M2、社融增速，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升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增幅为27.7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70.1%。各部门杠杆率均出现上升，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上升了12.7、8.4、6.5个百分点。
此次会议指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未来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一方面来自于经济基本面趋稳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信贷、社融等实体部门负债端数据将经历压降的过程，预计明年信贷新增约19万亿、社融新增约32万亿，较今年分别回落约1万亿、3万亿。
金融风险方面，此次会议特别提到隐性债务化解、逃废债。会议明确表示，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房地产事关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等方方面面，“房住不炒”大原则不会动摇，“三道红线”等已经将龙头房企纳入宏观审慎监管并推动其去杠杆。不过，在此过程中，也不允许房地产行业出现系统性问题，平稳健康发展仍是目标。
此次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单独作为一项任务列出，凸显其重要性。本次会议提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考虑到当前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上涨预期相对强烈，为维持房地产市场稳定，部分城市存在调控加码收紧的可能。
会议对租赁市场着墨较多，意味着未来将对租赁领域将加大供应，并加强调控。会议提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科技反垄断已是全球现象，科技巨头形成垄断，可能通过影响力来收取更高价格，不利于消费者；控制在线商务、内容和通信的关键领域，吞噬其他行业利润；削弱竞争并压制创新。中国更需要硬科技的突出，而非无序的模式创新甚至监管套利。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期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往往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收益。传统反垄断立法聚焦垄断协议、滥用市场、经营者集中等问题，金融科技行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大公司是否妨碍新机构进入，是否以非正常的方式收集数据，是否拒绝开放应当公开的信息，是否存在误导用户和消费者的行为等等。”郭树清表示。
本次会议提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1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需求侧改革“，引起市场关注。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但当前我国需求侧仍有一定的结构性问题，体现为地产、基建强势而消费相对弱势。需求侧改革的推出正是为了解决当前国内需求的结构性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类比，国内类似日本马桶盖的产品太少了，因此要供给侧改革增加这类产品的供应；买得起这类马桶盖的人还需增加，因此要推动需求侧改革。从政策思路上看，这要求更加注重国内需求结构的均衡优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地产、基建等需求刺激政策具有本质区别。
本次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近日发表演讲时称，中国要扩大国内需求，使国内需求的增长能够快于出口的增长，弥补出口增幅放缓带来的供需缺口；使居民消费的增长快于政府消费的增长，快于投资的增长同时也要快于出口的增长；适当降低政府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适当降低企业部门，特别是银行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占比。
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关注短期经济工作的同时，会议更加关注长期问题，重点在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方面。本次会议围绕这一战略目标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等八项任务，任务数为三年最多。
（作者：杨志锦 编辑：李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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