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消费、供给、贸易联动推高国际粮价 中国需递进式实现粮食安全

依托生物技术提高单产水平非常重要，这其实是下一步中国需要倾注全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全球通胀持续升温，粮食价格保持在10年高位。今年以来，粮价持续上涨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为：多国遭遇的极端天气增加市场对相关农作物的减产预期；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形成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相互传导；农业主产国实施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加剧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11月国际粮价连续第四个月上涨，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4.4点，是2011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增长1.2%，同比增长27.3%。乳制品价格指数领涨，环比上涨3.4%。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1%，同比上涨23.2%。小麦价格达到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全球粮价持续上涨之际，手中有粮，心中才能不慌。12月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同比增2%，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对中国有多大影响？在当前农产品贸易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国怎样稳住自己的“脚跟”和守住自己的“底盘”？围绕上述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

消费、供给、贸易联动导致粮价上涨

《21世纪》：国际粮价上涨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

张红宇：整体上看，今年全球经济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但是，疫情防控形势并不乐观，疫情带来的不稳定、不确定还是基本常态。在此背景下，全球供需出现明显结构性错配，粮价的上涨其实是资源性产品价格相互传导和放大的问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输链受阻，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带动化肥生产成本上升，化肥价格上涨必然带动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成本上升推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全球各国概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讲，消费影响供给，供给影响贸易，消费、供给、贸易三者联动导致粮价上涨。

《21世纪》：长期来看，全球粮食供需结构有何特点？

张红宇：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每年农产品的总供给是能够满足总需求的。但是，各国、各区域之间存在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由于贸易的不平衡，一些国家出现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另一些国家由于缺乏购买能力和本国生产能力不足导致缺粮。与此同时，在粮食供给方面尚未建立起富国援助穷国的相关机制。

就东亚国家而言，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由于人多地少，资源性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加之需求仍在持续增长之中，供给增速赶不上消费增速。因此，近年来这些国家资源性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21世纪》：从农产品贸易结构来衡量，中国面临什么问题？

张红宇：坦率地讲，中国与日本、韩国高度相似，在农产品全球贸易特别是大豆、棉花、糖料等资源性农产品贸易中竞争力不足。

一是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3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顺差25亿美元；2004年至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从46亿美元上升至948亿美元；2021年1-10月，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1140亿美元。

二是资源性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2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近6.7亿吨，进口总量近1.43亿吨；肉类总产量7749万吨，进口991万吨；大豆总产量1960万吨，进口首次超过1亿吨。今年上半年资源性农产品进口势头更猛。

耕地“非粮化”问题如何破解？

《21世纪》：粮价上涨对中国有何影响？

张红宇：当前，中国国内市场粮价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国际和国内粮价上涨在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其中，从认识层面来讲，怎么样稳住自己的底盘？中国自己的资源性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要把粮食特别是口粮安全放到“三农”工作的首位，要落实党政同责的制度安排，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客观来说，中国在农产品安全包括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挑战性问题是长期态势。因此，要有底线思维，要保持清醒认识，要有忧患意识。但另外一方面，中国也要有足够的底气，“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中国在口粮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也必须有保障。更应该关注的是口粮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供给情况，包括价格的变化，或者说对供给链的影响。

《21世纪》：能否展开谈一下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情况？

张红宇：看粮食、看农产品整个进出口贸易需要有宏观视野，应该有足够的战略高度。事实上，怎样在口粮安全的基础之上确保粮食安全，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确保食物安全？这其实是一个递进式的安全问题。

口粮、粮食和食物是涵盖面逐渐扩大的三个概念。就中国而言，口粮主要包括小麦、水稻，粮食还包括玉米、豆类、薯类，食物还包括肉类、蔬菜、水果等。要实现口粮、粮食和食物的递进式安全，则涉及到生产链、供应链（国内+国际）和利益链的问题。

从生产链来看，目前中国的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如何平衡粮食、油料、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从供应链来看，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平衡不同用地、不同产业、不同作物的国土空间布局？如果生产满足不了需求，怎么办？可以依托进口来填补口粮以外的其它农产品缺口。这就涉及到供给链的安全问题。中国的农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等国家，需要进行更加长远、安全的贸易布局。

从利益链来看，为什么中国农地资源如此稀缺，但有的地方会反复出现季节性撂荒和全年性撂荒现象，而且耕地越稀缺的地方撂荒越严重？根源还是在于种粮效益低。成本增加的幅度远超过粮价上涨幅度，农民怎么会有积极性呢？

一个尤为明显的现象是，考虑到回报率的问题，农民更愿意种植水果、蔬菜而不是粮食。因此，从实践层面来看，需要担心的更多是“非粮化”问题而不是“非农化”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担心农民不搞农业，我担心的是农民搞粮食产业的积极性不高”。

《21世纪》：那如何提高农民搞粮食产业的积极性，确保口粮、粮食和食物的递进式安全？

张红宇：这就延伸出新的问题，生产农产品的农民收入怎么样？具体需要考虑三方面：一是搞农业的人的收入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二是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和东部地区的农民的收入差距；三是搞粮食的农民和其他农产品生产的农民的收入差距。

从整体来看，则需按照保总量、保优质、保多元化的步骤依次推进。

在认识层面，要树立“以我为主”的农业产业安全观。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在实践层面，要确保产能。立足国内，利用国内资源、国内供给解决国内需求，小麦、水稻作为口粮必须中国自己保，在此基础上适当进口其它需要的资源性农产品。而考虑到中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中国百姓应该对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有一定“容忍度”。

在政策支持层面，从税收、金融、保险等方面着力，全方位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在科技支撑层面，依托生物技术提高单产水平非常重要，这其实是下一步中国需要倾注全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千方百计提高建设标准，挖掘增产潜能。通过地力的提升和单产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粮食和其它资源性农产品的生产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