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运行模型”思考投资

（原标题：以“世界运行模型”思考投资）

文/姚斌

如果说瑞·达利欧在《原则：工作和生活》中展示了一个人的成长来自不断的自我进化，进而升级为高层次的认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则构建了一个观察世界运行原理的思维模型。

1

达利欧是硅谷著名的投资者。他掌管的桥水投资是一家全球知名的投资组合管理公司。因为达利欧基于宏观经济的投资，所以他需要理解历史规律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达利欧确信，未来的世界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有些事件从未发生过，但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除非研究类似的历史时期，否则他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势态，也无法应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为此，他研究各国货币储备货币和市场的兴衰。

在研究历史这个过程中，达利欧发现，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样，历史通常以通过相对明确的生命周期，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过渡而逐步演进。通过考察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到这种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这些事件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它们是各国及其很多方面的兴衰周期的组成部分。达利欧研究的所有帝国和王朝都是典型的大周期中崛起和衰落的，这一大周期存在清晰的标记，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这个大周期在两个时期之间产生更迭：(a)和平与繁荣时期，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生活水平明显提高；（b）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财富和权力斗争此起彼伏，大量财富、生命和其它珍品被毁灭。和平与繁荣时期比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两者的比例通常为5:1。因此，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是和平与繁荣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一旦周期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历史的构成板块就会移动，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发生巨变。这些变化可能是极其有利的，也可能是极其不利的。

在一个周期中，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常态，而不是例外。这也印证了纳西姆·塔勒布“世界总是向极端倾斜”的观点。然而就像许多事物一样，在人的一生中，重大的繁荣时期和重大的萧条时期只会出现一次，除非我们研究几代人的历史模式，否则很难预料到这些事情的到来。因为繁荣和萧条时期的更迭往往相隔很久，我们所面临的未来很可能与大多数人所预计的情况迥然不同。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的人，他们从未想到二战后经济会出现繁荣。由于自身的经历，他们错过了从美国经济繁荣中获利的机会。

作为一名投资管理者，达利欧却花费大量精力去关注长期历史，这有点奇怪。但达利欧的经历告诉他，做好投资需要这样的历史视野。要想做好投资，需要比竞争对手更好地预测各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一个人预知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他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达利欧说，他是在吸取了痛苦的教训之后才找到这一方法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是错过了一些重大市场变动。假如过去发生了某起重大事件，无法确定它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就必须弄清楚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然后做好应对准备。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同类事件，例如经济萧条。通过研究这些案例，可以更深入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机制。

达利欧在历史研究中看到，财富和权力的变化通常是以典型的次序发生的，以这个典型次序来构建了一个原始模型，就可以帮助他看清驱动同类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通过典型次序，达利欧不断完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直到可以用“如果……那么……”这样的句式来制定决策规则：如果Ⅹ发生了，那么他就下注Y。接着，观察实际情况与原始模型及预期之间的差异。如果实际情况符合模型，就继续下注于通常将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实际情况开始偏离模型，就寻找原因，并作出调整。

人们之所以往往错过一生中的重要成长时刻，是因为每个人经历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食物，却无暇拓宽视野，发现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和周期及其背后的重要关联、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如果从宏观角度考察历史，就会认识到自古而今，只有几种性格类别的人，沿着有限的几条道路前行，遇到有限的几种情况，发生有限的几起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反复出现。

2

这本《原则》是基于达利欧的最新研究。开展这项研究的动机是，当前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是他从未经历过，但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因此，他需要了解这些事件和相关问题背后的三大因素。（a）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b）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c）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为此，他分析了过去500年所有主要帝国及其货币的兴衰，着重关注三大帝国：当今最重要的美帝国和美元、之前最重要的大英帝国和英镑以及再之前的荷兰帝国和荷兰盾。另外，也关注六个重要但财政地位相对次要的大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在这6个国家中，他最关注的是中国，并回顾了中国自公元600年以来的历史，原因是：（a）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都非常重要；（b）中国现在也非常重要，将来甚至可能更重要；（c）中国提供的考察王朝兴衰的许多案例，可以更好地理解其背后的模式和动因。

通过研究各个帝国各个时代的案例，达利欧发现重要帝国通常延续大约250年(上下误差150年)，帝国内部的经济、债务和政治大周期持续50~100年。通过研究每个帝国的兴衰过程，可以看出一般过程的典型模式，从而考察这些模型背后的不同机制和原因。达利欧认识到，要想把握全局，就不能着眼于细节；要想洞察并理解整体格局，就不能从追求精细入手。从全局角度考察，历史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达利欧的目标是搞清世界的运行原理，总结出永恒普适的原则，从而妥善地应对当前形势。通过这些研究，达利欧清楚地看到人类和国家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成功和失败，以及兴衰背后的大周期。他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对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分配财富和权力，尽管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争斗，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影响。

所有国家的财富拥有者都具备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和增加财富，他们与政权掌控者合作，一起建立共生关系，制定和执行规则。随着运作机制的逐渐演变，很小部分的人获得并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之后国家变得过度扩张，陷入困难时期，使最贫困且最没权势的群体遭受最大的重创，进而引发冲突，酿成革命或内战。冲突结束后，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达利欧找到了18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用来解释几乎所有导致国家兴衰的长期质变。这些变化大多发生在典型的周期中，它们相互强化，形成一个巨大的兴衰周期。这个典型的大周期支配着国家的兴衰，影响着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货币和市场。在这些周期的驱动下，国家在两个极端之间更迭，例如，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国家分与合。这是通常发生的情况。因为人们倾向于极端化，从而超过平衡点，出现过度而导致反向走势。朝着一个方向的走势中，潜藏着导致反向走势的要素。

这些周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基本上没有变化，原因与人类生命周期的基本要素在历史长河中保持不变是一样的：人类本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例如，恐惧、贪婪、嫉妒和其他基本情感始终没有改变，它们是驱动周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3

进化是宇宙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永恒的力量，然而我们却很难注意到它。我们可以看到某种事物存在和发生，却看不到进化以及促使事物存在和发生的进化力量。无论如何，进化是走向进步的上行轨迹，而进步源于适应和学习。周期围绕着上行轨迹而反复出现。大多数事物是沿着一条具有周期性的上行轨迹发生的，这条轨迹就像一个上行的螺丝锥。进化是一种相对平缓而稳定的进步，因为获得的知识多于遗失的知识。而周期就是来回波动的，它朝着一个方向走到尽头后，就会出现逆转，然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到尽头，像钟摆一样周而复始。进化和周期共同构成螺旋式上行轨迹，这条上行轨迹显现在一切事物如财富、政治、生物、技术、社会学和哲学等之中。

人类的生产率是驱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稳步提高。然而，不同群体的生产率增速虽有差异，但其原因总是一样的：不同的教育质量、创造力、职业道德以及将想法转化为产出的经济体制。决策者需要理解这种原因，以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可能实现的最佳结果。投资者和公司也需要理解这种原因，以便确定最佳的长期投资对象。

人类能以独特的方式推动技术发明、改善做事方式。这些变革是进化继续推进，构成了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通讯和运输技术革新把全人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深刻改变了人类和帝国关系的性质。几乎所有事物都表现出这种渐进式改善——寿命延长、产品改良、做事方法改进等。甚至人类的进化方式也演进了，这表现为创造和革新方式的进步。从整体格局来看，人均产出正在稳步提高，不过早期增速非常缓慢，但从19世纪开始加快了速度，那时的上行曲线明显陡峭，反映了生产率的加速提升。

获取知识和提高生产率固然意义重大，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会给财富和权力及其持有者带来巨大的突变。巨大的突变来自经济的繁荣和萧条、革命和战争，这些时期主要由周期决定，而逻辑因果关系驱动这些周期。成功的体系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动荡时期产生的都是源于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与严重天灾。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些时期的糟糕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忍受能力。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的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较弱。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国民素质，它就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管理。如果一个国家更有创造力，它就有更强的适应力。

历史上的大多数周期是处于大致相同的原因发生的。例如，1907年恐慌开始的1907~1909年，与1929~1932年货币和信贷危机一样，都是繁荣时期(美国的“镀金时代”、欧洲的“美好时代”和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是同一时期)产生债务融资泡沫而导致经济和市场下跌的结果。在经济和市场下行的同时，贫富悬殊导致了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进而引发了世界大战。

破坏/重建时期将重创弱者，同时也确定了谁是强者。强者建立了全新的规则，即新的世界秩序，为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在繁荣时期，随着债务泡沫滋生，贫富差距扩大，最终超过了极限，导致债务泡沫破裂、新的压力测试开始，从而进入破坏/重建时期(即战争)，开启新的秩序。最终，强者又比弱者获得更大的权利，等等。但是，经济毁灭时期和战争时代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一般是两三年。天灾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不过随着人类适应性的增强，这种痛苦通常会减轻。同时遇到这三大危机(经济危机、革命/战争和天灾)的情况极为罕见。

4

从总体上看，可以将国家兴衰分为三个阶段：上升阶段、顶部阶段和下跌阶段。这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大周期。

上升阶段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债务水平较低，财务、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人们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具备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一个或多个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进而发展到顶部阶段。

顶部阶段以各种形式的过度状况为特征：高负债，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大，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不断下滑，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过度扩张的国家受到新兴对手的挑战，进而引发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导致了下跌阶段。

下跌阶段是一个痛苦的阶段，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冲突和巨大变革，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种子。

在此必须注意，内部秩序的改变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有当造成内部混乱和不稳定的力量与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秩序才会改变。当负债、内战/国内革命、国外战争、对货币失去信心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世界秩序的改变通常就近在咫尺，并逐步形成一场完美风暴。

财富和权力具有8个决定因素：教育、竞争力、创新和技术、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储备货币地位。提高教育实力可以推进创新和技术，进而扩大世界贸易份额和军事实力，增加经济产出，建设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期之后，构建其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中大部分决定因素保持强劲，之后依据类似的次序跌落。这种具有周期性和相关性的上行或下行变化，被达利欧称为“大周期”。以这些因素来构建“模型”，就是达利欧所谓的“永动机思维模型”，即“世界运行方式的思维模型”。

自古至今，所有人都有管理人们相处关系的体制或秩序。达利欧把国家内部的体制称为“内部秩序”，把国家之间的体制称为“外部秩序”，把适用于全世界的体制称为“世界秩序”。这些秩序相互影响，而且总是改变。这样的秩序存在于家庭、公司、城市和国家以及世界的各个层面。它们决定谁拥有何种权力，以及如何做出决策，包括如何分配财富和权力。

任何时刻都存在着包括现有内部和世界秩序在内的一组现有情况，以及导致这些情况发生变化的永恒普适力量。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有使其发生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决定因素，就能理解历史机器的运作原理，预测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但是，没有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单独决定的。

5

在进行历史研究时，达利欧会思考如何将其运用于投资。为了做好投资，需要知晓它的方法能否取得长期效益。如果不能自信地解释历史背景或未能做出应对未知情况的策略，那么疏忽是极其危险的。通过研究过去500年以来的历史，达利欧发现在财富和权力大起大落的大周期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他将这称为“投资大周期”。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周期，才能从战术上调整或分散投资组合的风险，避免受到不利的影响并从中获利。

达利欧认为，所有市场都是由4个决定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和折现率。这4个决定因素的变化驱动投资回报的变化。每项投资都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这些驱动因素，从未来现金流的角度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每一项投资资产都是一个投资组合的组成部分，而投资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根据这些驱动因素妥善地构建投资组合。例如，当经济增速高于预期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将会上涨；而当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高于预期时，债券价格将会下跌。将这些基本因素纳入投资组合的战略决策中，基于当前和未来的世界形势，构建具有良好分散性和战术倾斜的投资组合。

在达利欧看来，投资风险是无法赚取足够的钱来满足需求。它不是用标准差来衡量的波动率，而标准差几乎是用来衡量风险的唯一标准。大多数投资者面临的三大风险是，投资组合将无法提供支出所需的回报，投资组合将面临破产，以及很大一部分财富会被收走，例如通过高税收。

当金融资产大大超过实物资产时，走势就会逆转，金融资产特别是现金和债券等债务资产的实际回报将会十分糟糕。当金融资产的价值降至低于实物资产的价值时，就会达到另一个极端，促使走势发生逆转，回归和平与繁荣周期而进入上升阶段，金融资产就会重新获取出色的实际回报。

要想成功投资就应当下注于积极面，积极面来自带来生产率提高的进化，而在此过程中不应过于激进，以免这个过程的周期和颠簸导致投资者失败出局。换言之，下注于正在变好的东西，如实际收入在变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稳妥的下注，但如果对此下注过度，以至这个过程的颠簸把投资者毁掉，则又是不好的。对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对未来有相对正确的预测，而不是准确地理解历史。

达利欧也清楚地看到，计算机和人类的能力都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提高。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将极大提高学习和改进的速度，并带来全球财富和力量的变化。在未来5~20年里，这样的变化将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这些变化叠加起来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力量大转移。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之于传统计算的进步，将如同计算机之于算盘的进步一样，极大提高人类观察、理解和塑造事物的能力。因此，达利欧对长期趋势持乐观态度，并渴望押注于伟大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