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至上到复杂适应性

（原标题：从效率至上到复杂适应性）

文/姚斌

杰里米·里夫金的《韧性时代》是一部重新思考人类发展和进化的论著。在这部论著中，里夫金以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深刻分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造成的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指出人类需要进入“韧性时代”，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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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金直接挑战所谓的“效率”。弗里德里克·泰勒是“效率至上”的创始人。1911年，他的《科学管理原理》论著一经出版，就把效率的概念植入现代文明的骨髓，从而成为商界的“圣经”。泰勒在其中设计了一个分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管理者几乎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每个工人的每个动作。这套系统就是著名的“泰勒主义”。泰勒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泰勒主义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与科学紧密相连，赋予其合理性，使中产阶级一眼就能看明白并接纳它。从那以后，效率就成为衡量表现的主要标准，每项任务都被严格限定了截止日期。

在里夫金看来，“效率至上”论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这个矛盾把科学管理原则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形成了空前的奴役。泰勒认为那些所谓的“愚蠢劳动力”连最简单的机器操作或商业要素都不懂，但他至少明白，在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同时加速生产更廉价的商品会带来什么后果。全世界的工人都意识到，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产品，虽然效率更高，但难免意味着需要的工人更少，从而导致劳动力减少和失业人群增加。工人越来越少，工资就越来越低，于是制造商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一边是制造商积压了大量库存，另一边却是零售商店门可罗雀。

亨利·福特是第一个醒悟的人。他意识到现代流水装配线的效率造成了“消费赤字”，他为资本家同行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理念：即美国公司应该慷慨地为工人加薪并减少每周工作时长。他首先将8小时工作制制度化，其他企业巨头虽不情愿但也迅速效仿的这一做法。而其他公司的领导者则依然固执地坚持效率至上的信条，因为效率至上强调引入更廉价、更高效的技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回报。

1943年，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控制论新理论的学术文章。该文章从技术层面描述了机器如何思考、学习并通过反馈调整自身的行为。维纳对控制论的阐述为计算机时代和后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提供了科学和技术的框架。他认为，人的身体机能与某些新的通信机制的运作完全并行不悖。他意识到，更高效的智能机器的出现将给工业和商业带来深远的影响。他警告说：“自动化机器……在经济上就是奴隶劳动的等价物。任何劳动力，如果要与奴隶竞争，就必须接受奴隶劳作时的经济条件。”之后的商业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维纳之前的真知灼见。

20世纪50年代，正是全球制造业经历收益递减的时期。就在那个时候，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开始试验改良版的泰勒主义，并将其称为“精益生产”。与福特主义一样，丰田的目标同样是专注于以更少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但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生产过程的性质和对待劳动力的方法。丰田的管理者相信，以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为基础的福特主义过于僵化，难以对市场偏好和消费者的需求变化灵敏地做出实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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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也称为准点制造，其设计特点是反应敏捷和调整灵活，目标是只生产当前市场需要的产品，在提供各种个性化产品以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同时，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在1991年出版的《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管理学家詹姆斯·沃麦克等人指出，精益生产之所以精益，是因为与大规模生产相比，它所消耗的资源更少，它需要的实际库存比传统实际库存的一半还要少，从而减少了许多产品的瑕疵，并生产出更多种类的新产品。

乍看之下，精益生产这个更加前卫的新版本在应用上似乎与泰勒最初的构想大不相同。但过去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这种管理劳动力的新方法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加贴近泰勒主义的精髓。精益生产法虽然不再强调泰勒主张的对员工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而是将员工组织成一起协作的团队，并将劳动过程逐渐分解为越来越小的任务。设计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员和工厂工人面对面交流，他们在工厂车间分享想法、解决问题并就地执行大家的决策。精益生产的基本原理是，依靠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团队在现场即时操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减少设备停机时间。精益生产系统是围绕所谓的“五个零”战略构建的：零瑕疵、零故障、零延迟、零纸张和零库存。这就是精益的含义，即使用所需的资源，生产客户要求的产品。

精益生产理论听起来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与泰勒主义大相径庭。但实际上，权力的行使总是自上而下的，只不过更含蓄；企业对员工的要求更高，而且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民主。这并非说它缺乏效率。恰恰相反，通过对每个工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充分调动他们的身体和心智——使用精益生产理论的公司实际上提高了效率，优化了资源的使用，节省了生产和交付产品的时间，同时还节约了运营成本。事实证明，精益生产只是泰勒主义的一种更隐晦的形式，其宗旨就是通过操作员工的心理来提升他们的工作表现，从他们身上榨取更高的效率，这些都服务于以最低的支出优化产出。

如果说福特主义和精益生产主导了20世纪，那么亚马逊则将泰勒主义的愿景带入到21世纪。亚马逊是世界大型的物流公司，它的一切工作都与衡量、管理和超级高效有关。2019年，该公司在全球交付了35亿个包裹，并在2020年底跃升至世界500强的第一名。亚马逊那庞大的物流帝国简直就是史上线上最高效的现代工业机器。如果弗雷德里克·泰勒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杰夫·贝佐斯运用科学管理原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宽度和范围而倍感敬畏。尽管亚马逊是数字新泰勒主义时代的标杆，但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并不公平。亚马逊只不过是新泰勒主义时代最成功的新公司。

哈佛商学院教授、著名的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对泰勒的成就赞赏有加。他这样写道，由于泰勒对研究、规划、沟通、标准、激励和反馈的重视，“我们可以看到泰勒主义对每个部门的影响。商业、政府、医疗保健和教育行业都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运营规范的细节。在泰勒最著名的著作出版100年后，他的潜在影响就像他的秒表的滴答声一样永恒持久。″而被称为“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彼得·德鲁克也对泰勒推崇备至。他表示，泰勒的工作是“自《联邦党人文集》以来，美国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有力、最持久的贡献。”

泰勒主义对商业运作的影响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讲求效率是正确的，但效率至上是错误的。里夫金指出，泰勒对效率的痴迷已经渗透到人类能动性的骨髓深处，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对人类的心灵有害，对自然世界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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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发表了题为《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稳定性》的论文，阐述了有关自然环境的形成和运行的一种新理论。霍林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引入了“适应性管理”和“韧性”的概念，与其他先驱者在一起，将生态学与社会学融合，为创建一门全新的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并对传统经济理论指导原则和实践发起的挑战。该理论被称为“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CASES）。

霍林提出，生态系统的行为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属性来定义：韧性和稳定性。韧性决定了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持久性，是这些系统接受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和各种参数的变化后仍然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的量度。在这个定义中，韧性是系统的属性，而持久性和灭绝概率是结果。因此，“优先选择的主要策略不是效率最大化，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回报，而是通过保持灵活性而使持久性高于一切。”一种基于韧性的管理方法，将强调有必要保持选择的开放，有必要在区域范围而不是在本地背景下看待世界，有必要强调异质性。

在接下来的30年里，霍林对韧性和适应性理论的开创性工作被其他人改进、拓展和定性，为该学说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2004年，他与人合著了一本修订后的关于韧性和适应周期理论的书，书名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韧性、适应性和可转变性》。在修改后的模型中，霍林越来越关注自然系统中的“可转变性”。也就是说，系统可能无法自我维持，这就迫使它向一种新的自组织系统转变。

早期文献中的“韧性”是衡量一个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可以承受多大程度的破坏并仍能恢复其原始状态的参考指标。虽然这是一个应当考虑的因素，但韧性涵盖生物群落生命周期中更广阔的时间跨度，该时间跨度延伸到很远的未来，甚至包括一系列生态演替。生态学家使用术语“生态演替”来描述生物群落的诞生、成熟、消亡和转化。

那时的韧性理论，无论是人类的还是生态群落的韧性，通常都会被误解为系统对大规模破坏的反应能力，这种能力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使其能够恢复到初始的平衡状态。但是，在自然、社会和宇宙中，当各部分相互作用时，它们从不回到原来的位置，因为相互作用本身改变动态，无论它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每次相互作用都改变每个参与者与其他参与者的相对关系，也影响它们所在的多元系统。

因此，韧性绝不意味着重新达到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状态。时间和事件的流逝总是在改变模式过程和关系，无论痕迹多么轻微，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是如此。韧性永远不该被认为是世界上的一种“存在的状态”，而应该是一种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反过来，适应性是一种时间能动性，单个生物、整个物种或更大的生物群落都靠它将自己融入所有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模式，这些过程和模式在这个互动星球上构成了地球的微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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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霍林的韧性理论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工程科学等几乎每一个学科。商业领域和工业产业也开始效仿，尤其是金融和保险行业、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和电信技术电力行业、运输和物流行业、建筑行业、城市规划行业以及农业。但最重要的是，新的大颠覆的零点位置恰恰处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交叉点。

霍林指出，经济学学科如果要生存下去就需要转变思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人们重新评估该学科长期秉持的一些信条，包括一般均衡理论、成本效益分析、对外部性的狭义定义，以及对生产力和GDP的误导性概念。这种转变从根源上需要减弱甚至挑战这个学科对效率至上的追求，并开始开发能使该学科与适应性异曲同工的工具和商业模式。

重新建模经济理论的绝好抓手是跟着科学走。伴随着“韧性时代”发展的科学，那些将其他科学从萎靡的传统科学探究的制约中解脱出来的科学。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贡献超越了仅仅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新理论，它足以在我们思考存在的意义的方法上带来一种本体论的飞跃。

CASES所用的科学探究方法与传统的科学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传统的科学方法通常关注孤立的单个现象，通过观察其组成和部分的运作规律来了解整体的结合。第二，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长期以来被吹捧为客观无偏见的观察和调研自然，实际上完全相反。第三，自然通常被看做为了社会利益而开发的“资源”。相比之下，在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方法中，自然带给的体验是“能够通过信息和能量交换，自组织其结构配置的开放动力系统。”复杂适应系统也会学习适应新的情况、模式和环境，还有那个转变自己进入新状态的过程——被称为“涌现”。

效率直到最近才渗透到每一次商业对话中，随着社会从一场危机踉跄到另一场危机，面临着不断升级的传染病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前景，效率的呼声开始越来越小。人们讨论的主题已经从机会无限转变为减少风险，效率开始让位于适应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在自然界中“适应与生存”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动植物为增强自身的韧性、增加繁殖和生存的机会而采取的各种适应方式。比如，深受大家喜欢的动物考拉已经适应了只吃桉树叶，桉树叶恰巧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低、对许多其它物种来说具有毒性的东西，却为考拉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竞争优势的营养来源。灰鲸每年从北极的寒冷水域长途迁徙数千公里，到达墨西哥的温暖水域，在那里产下幼崽，然后再返回北极，这样，幼鲸就可以在富含营养的水域成长。英国的桦尺蛾是动物适应环境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桦尺蛾是带有黑点的奶油色，只有少数是黑色或灰色的。但随着工业活动产生的灰尘落在树上，颜色较深的桦尺蛾在数量上占了主导地位，因为它的体色融入了较暗的植物背景。鸟类看不到黑蛾，只好以白蛾为食，结果黑蛾就成为优势种群。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马丁·里夫斯和迈克·戴勒姆在一篇题为《适应性：新的竞争优势》的文章中指出，最成功的公司围绕规模和效率建立业务，这些优势的建立有赖于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然而，正如他们所解释的那样，在一个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预测的世界里，这些久经验证的价值观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相反，企业如果要生存，就得承认适应性的内在价值。这意味着愿意尝试和接受失败，即使它减少了短期收益。这是重振旗鼓和待在场上的生存之道。文章作者倾向于“创建去中心化、流动甚至相互竞争的组织结构”，并且认为这样的方法可以“摧毁僵化等级制度的垄断优势”。他们指出，切换到多种培育一个广泛的替代业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使企业具备所需要的灵活性，可以适应快速变化、险象环生的环境。

毫无疑问，将复杂的适应性思维运用于社会/生态系统意义深远。这是一种系统性变革，其变革方式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社会可以依此重新整合人类物种，使其回到作为寻求韧性的适应性代理人的角色，进而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的节奏。